二 治史的必需博学
研究历史，必需博学；而不可如治他学者的主张“在精不在多”。中国最有名的史家，如司马迁，除博观过去的经史辞赋、诸子百家之书以外，又遍游郡国，广交师友，多所见闻（详见郑鹤声《史汉研究》及龚自珍《定庵文集·太史公书副在京师说》）。黄宗羲，既搜鬻传钞大江以南诸家之书，数达六七万卷以上；并破例始登天一阁，对于《二十一史》、《明十三朝实录》、经传、文集、九流百家、宋元明各派理学，以及天算、地理……“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详见全祖望《鲒埼亭集·二老阁藏书记》、《天一阁碑目记》、《黎洲先生神道碑文》、《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帖子》等篇，及黄著《今水经》）。顾炎武生平阅书数万卷，自言为《肇域志》已阅志书千余部（可看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四章）。钱大昕博通群籍，于经、史、诗、文、音韵、训诂、典章制度、氏族、地理、金石、……以及辽金国语、中西历算等，无不洞晰疑似。吾人只要略观其《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诸书，便知其在清代学者中，确是极为博学的了。西洋最有名的史家，如卡尔·马克思，一生的生活，虽极不安定；但他除了自己征集了一千多本书以外，在许多年中，还常往不列颠图书馆去翻查书籍。他为了要在《资本论》中对于英国保护工人立法做二十页左右的稿子，就把全图书馆含有英格兰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监察委员报告的蓝皮书，从头至尾读一遍。甚至在多病的晚年，又感觉不列颠的书籍不足应用，竟欲托人向美国购买三十余年的书目，来替《资本论》搜集材料。他对于经济学、历史哲学、……及各国文学，无不精通（详见李季著《马克思传》下册）。至于古今大学者的多力主博学，业已另详拙著《中国思想研究法》第三章二、三两节。可惜一般旧文学家，至今犹未见及此，如姚永朴著《史学研究法》，其结论竟误“史学为文学”道：“昔黄鲁直（庭坚）谓：读古人书，必弃书册而游息时，书味犹在胸中，久之乃见古人用心处，如此则尽心一两书，其余如破竹数节，皆迎刃而解也（《山谷尺牍》）。归熙甫（有光）亦谓：古人所谓学问成者，止是几部要紧书读得了就是（《史记总评》）。读史者苟知此意，而依诸法默识精求之，则于所谓研究者，庶不致有名无实矣。”不知用此法（求精而不求博）去研究历史，反会弄到“有名无实”。(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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