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保体制下，湖北仙桃范湾村和汉：老年人养老研究成果

二、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国内外研究中，由于人口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的差别，代际支持呈现出多方面的差异性。本文主要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子女数量、居住方式、文化观念等因素来考察代际支持的差异性。

（一）因性别产生的代际支持差异

性别是人口自然属性的一个基本特征。众多研究成果表明，无论是子女对父母向上转移还是父母对子女的向下转移均存在性别上的差异，性别是影响代际支持的因素之一。

1．国外研究状况

有研究者认为，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在西方国家中是一种平行的家庭关系，结婚后的子女与两个家庭父母的互动处于相似的水平，子女对两家父母的代际支持在规模、数量和水平等方面是相似的。⁽²⁶⁾然而，许多研究表明子女在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中的义务和责任存在不对称性，子女对两家父母的代际支持是不同的。在对子女的家庭义务和责任的考察中，Rossi认为子女在姻亲关系中的义务责任并没有血亲关系中的义务责任水平高。⁽²⁷⁾女儿与自己母亲的联系要比她与婆婆（mothers－in－law）的联系更为强烈和持久，女儿往往被认为是“家庭关系的维持者”，是自家与亲家之间的关系纽带，因此，女儿比儿子往往会给父母提供更多的生活照料和帮助。⁽²⁸⁾有的研究者认为，子女更倾向于与妻子的父母发生来往。⁽²⁹⁾女儿对自己父母的联系与支持要远远多于儿子对自己父母的联系与支持，而儿子对岳父母的联系与支持要多于女儿对公公婆婆的联系与支持。⁽³⁰⁾女儿作为亲属关系的维持者，并没有表现出将帮助延伸至其丈夫的父母，而是局限于自己父母的家庭。由于妻子的影响，丈夫反而较为频繁地与岳父母联系。⁽³¹⁾由于女儿与自己父母相处的时间要大于与公公婆婆相处的时间，女儿与其自己的父母的亲密性远远大于与公公婆婆的亲密性，所以她们对自己父母的代际支持的可能性更大。⁽³²⁾

也有许多研究者从一个家庭内部来分析女儿与儿子对父母代际支持的差异。有的研究者认为，与儿子相比，女儿对父母有更强的亲密性，女儿比儿子更有可能向父母提供代际支持。特别是在老年父母的最后十几年中，女儿成为了照顾高龄父母的主要承担者。在对父母的代际支持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普遍出现“女儿化趋势”⁽³³⁾。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同，Sun在对中国城市家庭的考察中发现，由于中国的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的影响，儿子比女儿更多地向父母提供代际支持，且儿子更可能提供经济帮助，女儿则更可能提供非物质的精神和生活照料。⁽³⁴⁾I－fen等人通过对台湾家庭代际支持的考察，认为儿子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去照顾年老的父母，当儿子靠不上的时候女儿才会成为代际支持的“替补者”角色。⁽³⁵⁾Edlund对韩国的研究也表明，由于父母具有传统的男孩偏好，儿子成为了父母老年保障的主要提供者。⁽³⁶⁾

从上述国外的研究来看，较多的研究集中于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中的性别差异。由于欧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观念的差异，子女在家庭代际支持中的角色承担呈现相反的研究结论。

2．国内的研究

许多研究表明，性别是影响子女代际支持的重要变量。从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来看，在我国，传统农村的父系家族制度和婚姻方式，形成了主要依靠儿子的代际支持模式，女儿只需要提供一些情感、日常照料等方面的补充性支持。所以，在家庭代际支持体系中往往是儿子而不是女儿，为父母提供根本性的代际支持。⁽³⁷⁾也有研究表明，随着劳动分工中社会性别差异的缩小和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妇女的家庭决策权也得以加强，从而有利于增加女儿对父母的代际支持，缩小儿子和女儿在给父母经济支持方面的差异。然而，由于子女性别对提供给配偶父母的经济支持的影响将变得显著，因为父系家族制度仍然在中国农村地区占主导地位，儿子（媳妇）与父母之间的代际交换大于女儿（女婿）。⁽³⁸⁾可见，由于传统家庭制度的影响，在我国家庭代际支持体系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这种性别差异不仅仅存在于对自己父母的支持中，还存在于对配偶父母的支持和帮助中。张烨霞等人在探讨劳动力外流的情况下，研究认为性别对子女提供给配偶父母的经济支持量有显著影响，但对给自己父母的实际经济支持量无影响；与男性相比，女性给配偶父母的经济支持量更大。

从父母对子女的转移来看，有研究者认为，老人对子女在经济上支持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老人向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少于男性老人，而女性老人与子女的生活照料的交换则多于男性老人；老年男性向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的比例明显高于老年女性，而老年女性对子女生活的照料也显著多于男性老人。⁽³⁹⁾从上述研究来看，无论是子女对父母（包括配偶父母），还是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支持均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二）年龄因素

年龄也是人口自然属性的基本特征之一。子女和父母的年龄是认识家庭代际支持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家庭代际支持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1．国外的研究

有研究者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趋势更加明显，但是由于缺乏全面的社会保障和公共健康项目，大约有1／2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没有正常的健康保险，这就使得父母必须经常性地依赖子女的家庭帮助和支持。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其身体健康状况逐渐下降，子女会不断地增加对父母的代际支持。⁽⁴⁰⁾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年轻的子女在婚姻的早期阶段会公平地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和义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由于自己家庭责任的增长，他们就会将对父母代际支持的一部分责任转移给其他家庭成员，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就会减少。⁽⁴¹⁾也有的研究者详细探讨了多个子女之间的年龄差距与代际支持的关系，研究认为，子女之间的年龄差距（age spacing）影响了父母对他们的家庭资源分配，导致了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是不相同的。如果子女之间的年龄差距较大的话，年龄最大的子女获得的代际支持就会很少，父母对他的投资较少，因为他有更多的义务去照顾年龄较小的子女，由此导致年龄较小的子女所得到的家庭资源较多。⁽⁴²⁾与此相似，Suito通过对不同年龄的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的研究发现，年龄最大的子女往往成为对父母物质和经济转移的主要承担者，年龄最小的子女往往则成为对父母情感支持和时间转移的承担者。⁽⁴³⁾

从国外的研究来看，国外的学者对年龄与代际支持的关系研究较为细致，在维度的设定和指标的操作化方面较为新颖，值得借鉴和学习。

2．国内的研究

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陈皆明认为，父母和子女间存在年龄差别的生物学事实，这就决定了子女在年幼时没有能力在经济上回报父母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子女进入成年能够对父母提供帮助的时候，父母年龄越大，子女向父母提供实物的现金价值越高；同时，子女给钱的数量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高而减少。⁽⁴⁴⁾徐勤进一步研究指出，20—24岁是人的生命周期的一个转折点，就业、结婚、离开父母、经济独立都在这个时期，从这一时期起，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均开始尽养老的责任。到40岁以后，儿子和女儿的代际支持均降低到很低的程度，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逐渐离开人世，对支持的需求量减少。⁽⁴⁵⁾

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都表明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高，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就会增加直至父母去世。然而，这种判断或多或少隐藏了不同年龄段的同一群体的代际支持情况。比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分为低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这两类群体所得到的代际支持是存在差异的。杜鹏通过对老年人的经济来源的调查研究认为，与高年龄老年人相比，低年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身劳动收入和离退休金为经济来源，高龄老年人则越来越多地依靠子女和其他亲属。⁽⁴⁶⁾与杜鹏的研究结果相似，刘爱玉的研究也表明，相对低龄老人而言，高龄老人在家务料理、金钱支持及情感支持等方面对子女的依赖增加。⁽⁴⁷⁾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主要研究父母的年龄差异对代际支持的影响，较少地涉及子女的年龄对代际支持的影响作用。

（三）因教育水平因素

受教育程度是人口社会属性的基本特征之一。多数研究表明，子女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代际支持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

1．国外的研究

有研究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家庭中代际支持的考察发现，如果子女正在接受高等教育，那么家庭的代际支持就会流向子女，且父母的支持更加偏向于儿子（男孩偏好）。该研究进一步认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代际支持有正相关的影响作用，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就会更多地关注子女的发展，给予子女更多的物质、金钱和精神支持。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同时对家庭代际支持也产生了额外的影响，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相比较，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子女会更多地增加对父母的代际支持。⁽⁴⁸⁾Lee通过对台湾家庭代际支持的考察认为，可以用“投资—回报”来解释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支持。如果父母对子女的投资越大，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那么子女就会更多地为父母提供代际支持来作为“回报”⁽⁴⁹⁾。此外，也有研究者对中国家庭代际支持的研究认为，与受教育程度低的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较远，因此，他们更多的是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则较少。⁽⁵⁰⁾

从上述研究来看，子女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代际支持的相关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它们是互相影响的。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资源分配策略相关。反过来，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又会影响其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研究将受教育程度往往作为一个中间变量，而不是作为最终的解释变量，这在研究方法上值得思考和论证。

2．国内的研究

张烨霞等人在对外流劳动力人口对父母的代际支持的研究中发现，外出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给父母提供的实际经济支持量呈正相关。⁽⁵¹⁾徐勤的研究也认为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对父母代际支持的因素之一。⁽⁵²⁾刘爱玉的研究进一步认为，文化水平低的父母获得的身体照料支持、金钱支持和情感支持要比其他文化水平的人高一倍；文化水平是文盲的父母，其日常家务料理的主要提供者主要是子女，配偶提供这方面支持的权重明显较低；然而，如果父母正在向子女提供家务与孩子照看，其获得代际支持的可能性反而小。⁽⁵³⁾陈皆明的研究则表明，在家庭代际支持中，子女教育水平的效果在统计上不显著，原因在于几十年以前，子女教育的完成并不需要父母大量的经济上的贡献。⁽⁵⁴⁾此外，那些父母在60岁以上的子女，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度过的。“文化大革命”动荡时代教育体制的变动弱化了父母的努力和子女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即使对于同年龄组的人，教育水平之高低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个人能力和家庭文化熏陶的影响，而并不体现父母的直接努力。因此，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较少，子女相应地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减少。⁽⁵⁵⁾

上述研究都是对城市家庭的代际支持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的判断。那么，我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支持与受教育程度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王跃生通过对北方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研究，认为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一个儿子的家庭增多，儿子中受中高等教育的比例在上升，进城就业和定居的可能性提高，这就是的父母意识到单纯靠子女养老（生活费用提供、日常照料起居）已不现实，寻求替代方式的意识已经产生，并在行动上有所体现。为子女完婚之后，中年父母开始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养老进行必要的储蓄。这些研究带来的启示是，对子女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代际支持之间的关系考察，不仅仅要探讨受教育程度与代际支持之间的静态关系，更要专注于在子女的受教育过程中家庭代际支持的动态变化，这样才可能获得受教育程度与家庭代际支持之间的深层次逻辑关系。

（四）收入水平因素

收入水平是人口社会属性的主要特征之一，家庭代际支持直接与子女和父母的收入相关，因此收入水平与代际支持的相关关系是国内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1．国外的研究

在国外的研究中，父母和子女的收入水平状况是影响家庭代际支持的关键因素。有研究表明，高收入的子女会为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转移，而低收入的子女与父母的日常交往较为频繁，提供了更多的日常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从代际支持的具体内容来看，有研究者认为，经济转移和时间转移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子女的收入水平越高，就越可能以经济转移来替代时间转移，因为子女的收入水平高，他们亲自照顾父母的机会成本就很大，所以子女往往会更多地提供经济转移而不是时间转移。⁽⁵⁶⁾Li通过对中国松滋市农村的调查，也发现家庭收入较高的子女会提供给父母更多的金钱支持。⁽⁵⁷⁾由此可见，子女的收入水平与家庭代际支持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那么，父母的收入水平与家庭代际支持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Frank的研究表明，低收入的父母会接受到更多的子女的经济转移，而高收入的父母所接受到的子女对他们的经济转移量较少；Sun对中国家庭代际支持的考察则认为父母的收入水平与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没有明显直接的相关关系，该研究进一步认为，与父母的收入水平相比较，子女的收入水平如果高于父母的收入水平，子女就会对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和物质支持，而收入水平较低的子女对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责任大大减少，反而需要父母的经济支持。⁽⁵⁸⁾

从上述研究来看，子女和父母的收入水平与家庭代际支持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然而，由于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文化道德观念，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家庭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收入水平对代际支持的影响作用，因此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与欧美学者的结果存在差异。

2．国内的研究

从子女的收入水平来考察，子女的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了子女向父母代际支持的能力和范围。陈皆明、朱冬梅等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子女的收入水平与父母的代际支持存在正向相关。⁽⁵⁹⁾王树新对北京市家庭代际养老的调查研究表明，对于绝大多数经济不宽裕或有困难（收入水平低）的中青年夫妇来说，供养老人经济负担较重，精神压力也大；由于年轻人经济水平低，供养老人的质量下降，将会影响家庭成员间的和睦关系和家庭生活的稳定。⁽⁶⁰⁾徐勤的研究认为，子女对父母的支持比例随着与父母相对收入升高而上升。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儿子的支持量略有增加，但十分有限；女儿的支持量有上升趋势，但有较大起伏。⁽⁶¹⁾由此可知，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并不是随着子女的收入水平无限增长，而是保持了一定“度”的范围。(www.xing528.com)

从父母的收入水平来考察，父母的收入水平反映了父母的代际支持需求，从而影响了代际支持的方向和水平。陈皆明的研究表明，父母收入愈高，其获得子女经济帮助的可能性愈小。刘爱玉的调查认为，不同收入水平的老年父母在经济支持的主要提供者没有差异，都是儿子和女儿；但在家务料理与情感支持上，没有收入的老年父母近80%的家务料理和近40%的情感支持是由子女提供的；而收入水平高的老年父母，子女提供家务料理和情感支持的比例分别为40．2%和13．2%。由此可见，收入较高的老年父母获得的代际支持均低于收入较低的父母。⁽⁶²⁾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收入水平对家庭代际支持存在较为重要的影响作用。然而，国内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城市家庭，对农村家庭研究较少；定量研究较多，定性研究较少。

（五）健康状况因素

子女和父母的健康状况是影响家庭代际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家庭代际支持的可行性和可及性。父母和子女的健康状况均能体现出他们是否对家庭代际支持产生需求和是否有提供家庭代际支持的能力。

1．国外的研究

父母的身体健康可以用身体功能削弱指标来衡量，进一步可以被操作化为日常生活活动的能力，比如走路、爬楼梯、做饭、做家务等活动。有的研究者认为，与身体无碍的父母相比较，身体有碍的父母会获得子女更多的经济帮助和日常生活照料，特别是对于身体不便的母亲来说；当父母（包括配偶父母）身体健康欠佳且需要帮助时，女儿的父母比儿子的父母更容易获得代际支持和帮助，因此，在夫妻双方的父母中会产生对代际支持资源的相互竞争。⁽⁶³⁾有研究者认为，与父亲相比，大多数母亲更可能面临身体功能的下降，所以母亲获得的代际支持量要高于父亲获得的代际支持量；如果父母都面临身体健康欠佳的情况，由于子女对母亲的孝顺感比父亲强烈，所以子女同样会给母亲提供更多的代际支持，且女儿比儿子更倾向于为母亲提供更多的帮助；如果面临父亲身体健康持续削弱的情况，子女也会提高对父亲的代际帮助水平。⁽⁶⁴⁾通过对中国家庭代际支持的研究，Sun认为从父母的角度来看，父母是否需要子女提供一定类型的代际帮助依赖于一些特定的需求，比如父母的经济状况或者身体健康状况，对父母的帮助被看作是子女应尽的自然责任和义务；从子女的角度来看，虽然帮助父母是应该的责任，但是能否提供某种类型的帮助依赖于他们自身的能力和环境。研究进一步发现，年龄较大的父母的身体状况比年龄较小的父母的身体状况要差一些，他们获得的子女帮助更多一些；如果子女的经济能力或健康状况欠佳，他们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就会少一些，因为他们也需要别人的帮助。⁽⁶⁵⁾

从上述研究结果可知，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影响家庭代际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子女的健康状况也影响了他们提供代际支持的能力和需求。国外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与父母的健康状况对代际支持的影响，很少涉及子女的健康状况对代际支持的影响。

2．国内的研究

徐勤的研究认为，当父母在病危、得重病、住院时，他们更倾向于依靠儿子，而不是女儿。⁽⁶⁶⁾王跃生在探讨我国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时，认为在多子女分家的情况下，父母虽然跟子女分开居住，但是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尚未真正建立，父母的养老仍然依赖于子女，特别是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的，则由儿子供养，有些地区流行轮流赡养。⁽⁶⁷⁾可见，在我国，如果父母的健康状况下降甚至出现大的事件时，子女是主要的代际支持者，儿子比女儿承担的责任更多一些。熊跃根的调查研究则表明，父母对成年子女支持主要是在身体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做一些日常家务和照顾孙子女。对那些健康状况不太好的父母来说，子女（尤其是女儿）成为他们最主要的照料者⁽⁶⁸⁾。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关于健康状况与代际支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父母健康状况下降的时候，子女对父母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对于健康状况是如何影响家庭代际支持的类型、水平和结构等内容则研究较少。

（六）子女数量因素

子女数量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支持的数量和规模，子女数越多，家庭代际支持的数量也就越多，规模越大，反之亦然。关于家庭代际支持的相关研究中，子女数量是代际支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1．国外的研究

有研究者认为，子女如果拥有一定数量的兄弟姐妹，就可以减轻这些子女对其父母的帮助压力。由此，子女在给父母提供代际帮助的时候，就会考虑到其他兄弟姐妹所组成的亲属网络。子女数量越多，每一个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的压力就会越少，且在通常的情况下，多个子女之间会互相协商达成一定的协议，根据协议来为父母提供代际支持。对于结婚后的夫妻来说，夫妻各自的兄弟姐妹也只是针对自己的父母才会提供代际支持，并不会向姻亲的父母提供代际支持。⁽⁶⁹⁾有的研究者通过对台湾多子女家庭的代际支持的考察认为，子女的数量规模会对家庭资源产生负效应；每一个子女的出生都会影响家庭既有的资源配置情况，子女的数量的增加由此影响父母对每一个子女的代际资源分配和转移；研究进一步指出，在台湾由于普遍存在的男孩偏好，父母往往会将资源更多的转移给儿子，通常会牺牲年龄最大的女孩子的受教育机会和相应的家庭资源来使得年龄较小的儿子收益。如果家庭里边的儿子比女儿年龄大，父母一般不会牺牲女儿的资源来使儿子收益，只有女儿是第一胎出生的话才会牺牲女孩的受教育机会和家庭资源。⁽⁷⁰⁾Sun认为，在合作群体模型中，子女的数量与父母所获得的代际支持是呈正相关的。支持父母被看作是子女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当父母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每个子女都是家庭中潜在的可用资源。从数据统计上看，每个子女所提供的转移量要远远小于每一个父母所获得的转移量是由于较多的子女数量，然而所能提供代际支持的子女的绝对数量要远远大于所获得代际支持的父母的数量。平均三个子女来帮助和抚养一个父母，这种现象表明在一些家庭中子女都在帮助父母，而在大多数其他家庭中有一些子女没有对父母提供任何帮助。⁽⁷¹⁾由此可以看出，并不是子女数量越多就说明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数量越多，也就是说多子女的家庭里边，父母所能获得代际支持更可能取决于能够有限地提供代际支持的子女数，同时也取决于子女所能提供的转移的能力和父母所需要的帮助类型。

2．国内的研究

夏传玲等认为，子女数只是影响到潜在照料者的数量，使子女从一个高度潜在的照料者转变为实际照料者的过程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子女数对家庭老年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的影响甚微，“随着子女数的减少，家庭养老功能将会削弱”这一观点并不成立。⁽⁷²⁾桂世勋、倪波的研究也表明老年父母所得到的子女代际经济供给量在一般情况下与存活子女数之间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⁷³⁾上述学者的研究无疑对家庭代际养老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讨论议题和分析视角，但同时也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郭志刚、张恺悌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夏传玲等人所用的数据进行了同样的分析，研究认为子女数对于老年父母供养依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子女数仍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养老因素。⁽⁷⁴⁾徐勤进一步认为，随着子女同胞数量的增加，对父母的支持比例上升，在有五个子女同胞时达到高峰，然后对父母的支持比例随着子女数的增加而下降。⁽⁷⁵⁾徐勤的研究呈现了一个关于子女数与父母代际支持之间关系的曲线图，使人一目了然，然而此论证是否能够真实反映我国家庭代际支持的社会现实还值得进一步探讨。刘爱玉通过对我国家庭子女数与老年人支持的关系的研究认为，子女少的老年父母获得的非家庭支持高于子女多的老年父母，与通常人们认为的子女越多，获得各种支持可能性越大的观念相左，子女数量较少的老年人在感情支持上获得的可能性反而越大。⁽⁷⁶⁾

从上述研究来看，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城市家庭代际支持的阐述，对农村家庭的现实状况分析的很少；且研究结论都是在某一时点对家庭代际支持的“点”效应的考察，对于回答“子女数与家庭代际支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类似的深层次问题则略有不足。

（七）居住方式因素

与父母是否共同居住决定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家庭代际互动的可能性和便捷性，同时也决定了家庭代际支持的有效率和成功率。多数研究表明，居住方式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1．国外的研究

日本的学者指出代际之间的共同居住往是一种传统文化规范下的家庭行为，强调亲属成员之间的义务和责任；代际共居使得父母能够更为方便地照顾子女的家庭生活，为他们做一些家务事情，而子女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老年父母。⁽⁷⁷⁾有学者对欧洲多个国家的考察认为，出于经济的考虑和家庭的整合，共居在南部欧洲的家庭中是非常普遍的，北部欧洲的家中父母与子女往往分开居住，但他们居住的都非常近，往往在同一栋楼或者社区；子女与父母的共居并不存在明显的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行为，更多地表现出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支持和帮助。⁽⁷⁸⁾Frank的研究认为，富裕的子女很少会和父母一起居住，当父母或者子女有一方比较穷困的时候，共居才可能发生，大多数子女都会从共居中获益。经济收入较低的中年子女更可能与父母住的很近，这样能够更为方便地照顾父母和获得父母的帮助，而居住在养老院的父母则很少和子女联系，也较少获得子女的代际支持和帮助。⁽⁷⁹⁾也有学者对台湾家庭的研究认为，子女与父母共居在台湾是很普遍的（父母往往与儿子共居），共居促进了家庭经济的快速增长，体现出与市场提供服务相区别的对家庭自我互助的偏好；富裕的子女通常不会和父母共居，对父母的代际支持以金钱给予为主要方式，较为贫穷的子女则选择与父母共居以能够共同享用家庭设施来达到资金积累，他们对父母的代际支持主要以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为主要形式。⁽⁸⁰⁾

从国外的研究来看，子女与父母的居住方式、居住距离的远近以及父母是否居住养老院都会影响家庭的代际支持；在家庭代际居住方式中也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子女的经济状况是决定是否共居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影响了家庭代际支持的类型和数量。

2．国内的研究

与儿子、儿媳一起住是城市和农村的老年父母的首选居住方式，农村老年父母与自己的儿子、儿媳居住的比例要高于城市老年父母，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有利于子女一代在父母需要时及时提供各种帮助。⁽⁸¹⁾与父母同住的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比例要高于不同住子女的支持比例。⁽⁸²⁾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的亲密度要远远高于子女与父母独立居住的亲密度，而亲密度进一步影响了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支持和帮助。⁽⁸³⁾鄢盛明等认为父母与成年子女间的居住安排对代际支持影响显著，与其他子女相比，和父母同住的子女提供家务帮助的可能性最大，婚后经济和感情支持保持不变甚至增加的可能性也最大。⁽⁸⁴⁾张文娟、李树茁认为共同居住是一种主要由父母的需要决定的，为其提供代际支持的居住安排。经济资源的缺乏导致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增加，满足老年人的需要成为与子女同住的主要原因。⁽⁸⁵⁾王跃生对我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调查研究认为，子女与父母分居虽然并不意味着彼此经济联系的减少，但在生活照料上肯定与同爨共居不可相比。⁽⁸⁶⁾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子女与父母的共同居住不仅是“孝”文化规范的作用，更是出于家庭养老的需求。

（八）文化观念因素

1．国外的研究

中国家庭的核心价值是“孝”文化，主旨思想是子女应该尊重和照顾自己的父母。在传统的家庭内部，父母在老年时候依赖于自己的子女提供代际支持，这种支持主要来自于儿子而非女儿，特别是女儿出嫁之后尤其如此。在传统的文化系统中，婚姻意味着女儿已经加入了她丈夫所在的家庭内部，相比年幼者和女性成员，家庭中的老年人和男性拥有更大的支配权力。儿子是与其父母保持联系的家庭成员，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往往被期望给予父母良好的经济支持。而女儿仅仅只是出生家庭中的“过客”，结婚之后，她们就会去孝敬丈夫家庭的父母。对于女儿来说，她们没有权利去向亲生父母索取任何财产，也没有任何义务去照顾其父母。因此，在传统的家庭代际支持中更多地由儿子来提供代际支持而非女儿。⁽⁸⁷⁾早期的研究也表明，在中国台湾和中国农村地区，结婚后的儿子比结婚后的女儿对其父母提供了更多的代际支持。⁽⁸⁸⁾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庭人口规模也逐渐减少，自由恋爱取代了安排恋爱，社会经济中的性别不平等的传统文化观念也在逐渐弱化。随之，中国家庭的社会保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地区的家庭普遍享受了国家养老金制度，大大减少了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支持需求，农村地区的家庭中女儿对父母的代际支持也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儿子对父母的支持。⁽⁸⁹⁾

国外的研究阐述了我国传统的“孝”文化观念对子女代际支持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分析了我国家庭内部代际支持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弱化进一步影响了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女儿的家庭贡献越来越重要。然而，上述研究只是笼统的概述，没有具体分析文化观念是怎么样影响子女的家庭代际支持行为的，其影响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详细分析。

2．国内的研究

孝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一种道德观念，体现了家族社会的思想认同和责任认同，它确立了古代子女养老的思想基础，也建立了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社会舆论监督体系。在现代家庭中，孝文化仍然具有对父母的物质赡养和精神慰藉两方面的内涵，孝文化仍然是劳动人民敬老养老的家庭传统，敬老养老是报答养育之恩观念的体现，也是老年父母财富、知识和生命的代际延续的形式。⁽⁹⁰⁾“父慈子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理想的家庭关系模式，它不仅反映了父母与子女之间自然、深厚、淳朴的爱，还体现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反哺”式的双向义务伦理实质，是父子血缘天性的伦理升华。

然而，随着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弱化，父母抚育子女和子女赡养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平衡被打破，父母一辈子都在为子女操心，子女却对父母不满意甚至在将来不赡养父母，在一些地区子女对父母照料不够甚至虐待父母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⁹¹⁾从国内研究来看，“孝”文化在子女与父母的家庭代际支持中仍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时刻规范和约束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是保障家庭代际支持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然而，传统文化观念的弱化对家庭代际支持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远远高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家庭代际关系出现失衡。那么，我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在目前的农村家庭代际支持中到底在发挥多大程度的作用呢？这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九）对影响因素研究的述评

从上述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差异性研究来看，国外的研究主要采用以定量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通过数据分析探讨人口变量以及相关的社会经济变量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作用，精确地展现出变量与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有利于我们掌握各种影响变量与家庭代际支持之间的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国内的研究则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兼之，一部分学者遵从国外学者的定量研究的方式和路径来验证我国城市家庭中的代际支持情况；另一部分学者则立足于我国具体国情，运用定性研究方法，依据我国家庭中的代际支持的社会现实来分析家庭代际支持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总之，无论是哪种路径都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进路和分析视角。

然而，上述研究的不足在于：①集中于对城市家庭代际支持的定量研究，缺乏对我国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定性研究；②对我国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只是在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中才被涉及，专门针对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③对于各个影响因素是如何，在何种情况下影响家庭代际支持，且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程度如何等一系列问题仍然缺乏足够的深度解剖和分析；④对我国家庭代际支持的历史变迁和未来发展趋势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