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保体制下仙桃范湾村老年人养老成果分析

第三节　结果分析

湖北省仙桃市范湾村，处于仙桃和武汉交界的地区，属于江汉平原的一部分，整个村庄一马平川，河流沟渠密布，属于典型江南平原村，村前有一条河流，由西向东注入汉江的支流——东荆河，整个村庄沿河两岸分布。据村里老人讲，二十年前这条河非常的清澈，整个村庄的村民都是喝这条河的水长大的，那时候整个村庄人口众多，出去打工的人不多。春天梨花遍布，杨柳依依，沿河两岸野草茵茵，蛙声与鸟声交相呼应，全村充满了生机；夏天果树上硕果累累，劳作的人们挥汗如雨在梨树田里辛苦耕作，希望着好的收成，蝉声和小孩游泳嬉笑声共鸣，聚精会神垂钓的小孩和满眼绿色以及沿河的房屋形成一幅优美的江南小村图；秋天村民收获着农产品，他们的脸上带着收获后幸福的微笑，他们的微笑随着暮霭沉沉夕阳，袅袅的炊烟一直延续到梦乡；冬天白雪皑皑覆盖整个村庄，村前的河流被封冻，冬闲的村民聚集在温暖的阳光下聊天，聊着瑞雪兆丰年，期待着明年的好收成。这个“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若是一年丰收了，狗子不吃红米粥”的村庄，年年上演着丰收和喜悦的风景。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计划生育、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实施以来，村庄发生了巨变，以前整个闹闹哄哄的村庄安静了下来；昔日众多的、成群结队的小孩游戏玩耍的场景不见了；以前众多的青年被老弱妇孺所取代；清澈的绿水已不见踪迹，门前河里没有人洗衣挑水，污浊发臭的河水让人敬而远之。现代化这把双刃剑在这个村庄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它给村庄带来了富裕的生活条件，如再也没有人饿肚子；每家都有一栋两层的楼房；各种家用电器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另一方面现代化也给这个村庄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人口的锐减，让喧嚣的村庄变得安静；青年人外出打工，导致田地的荒芜，村庄治安恶化；乡镇工业发展，导致环境急剧恶化，鱼儿不再出现在门前的河里；稀疏蛙鸣取代以前的蛙声一片；各种恶性疾病出现在以前长寿的村庄中。现代化让村庄所有的秩序都在魔幻般的变化，年轻人蜂拥到城市打工，流动成为他们接受的文化，而那些传统的固守在村庄里的青年人被他们视为没有能力的人，“父母在，不远游”的观点已经被青年人丢到了故纸堆里不见踪迹。农村老年人一般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大，他们故步自封，无法适应急剧、复杂变迁的社会环境，但是面临生活压力，他们也不得不接受巨变的现实。

范湾村李某（XTM03），今年85岁，育有一子二女，老伴十五年前去世。李某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老人，他把他一辈子的经历都告诉了笔者。李某祖辈几代都生活在这里，他的爷爷是农民，农闲之余喜欢做一些小生意，经常挑着货篮走家串户推销自己的商品，由于他人很随和，注重商品质量，生意很好，通过他三十年的努力，从一个走贩，慢慢发家起来，在乡里的集市租了一间店面做起老板，民国初年李某父亲继承他爷爷财产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个拥有几间店面的大型连锁店。随着生意的扩大，农民“有奶便是娘，有田就是爷”的劣根性表现出来了，李某的父亲不断地用生意中的盈利来购买土地。李某告诉我，他爸爸最风光的一件事，也是他家能够迅速膨胀起来的事件，就是民国末年，盛传国民党发行的货币会倒闭，人们疯狂地抛出货币，货币也不停地贬值，而李某的父亲利用自己手里的钱，大肆收购货币，然后用货币购买大宗的商品囤积在店里，然后高价卖给村民。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低买高卖的过程，那几年狂挣了一笔钱，李某父亲用这笔钱全部买了土地，在解放前，李某一家成为了全乡村最大的地主。李某有三个兄弟，李某是老大，不爱做生意，酷爱读书，他的父亲毫不吝啬给他请最好的私塾先生，李某也很争气，20岁的时候成为乡村地区有名的秀才，诗词歌赋样样精通，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每年春节全村的春联都是他现场吟作和书写的。李某的二弟不爱读书，但是酷爱做生意，小小年纪就跟着自己的父亲在店面里做生意，而且有很多生意上的得意之作，被自己的父亲作为生意的接班人，重点加以培养。李某的三弟被自己的父亲送到西式学堂接受现代的教育，成绩非常的优秀。李氏三兄弟的优秀成为他父亲的一辈子的骄傲。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李某不喜经营，李某的父亲选择他的二弟作为家族生意的继承人，自己退居二线，由于李某的父亲不愿子女分散，所以李某一家一直没有分家，过着三世同堂的生活，由于家里有钱，李某父亲的养老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他每天过着儿孙绕膝的生活，享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养老生活，他的三个儿子都很孝顺，从来不做什么为富不仁的事情，因此也没有给他的养老生活带来任何的烦恼。随着新中国成立，李氏家族受到严重的冲击，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我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李氏家族的绝大部分田地被瓜分，连锁经营的商店被收购整合进农村信用合作社，李某的父亲在这个运动中而亡，他的三个儿子把父亲风光下葬。

这个李氏家族的能人在浩瀚的社会运动面前倒下了，他的倒下也启动了李氏家族衰败。很明显，李某父亲的养老模式是一种典型的传统中国的“抚养—赡养”模型的养老秩序，当时中国的农村，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村民的影响很深，尊老爱幼，父母抚养子女，子女在父母老后赡养老人是天经地义的思想深入到每一个村民心中，因此村庄里的每个老人不管子女家庭富裕与否，都能够得到子女质量高低不同的赡养。

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李氏家族虽然开始衰败，但是村里的祖屋仍在，李某三兄弟依然住在祖屋里，靠以前积蓄政府的购买分红还能过着优于一般人的生活。历史进入了1958年的反右运动，在社会运动面前，人是渺小的，一个家族也是渺小的，李氏家族即使充公了所有土地、连锁经营的铺面，也逃不过历史车轮的碾压，此时的李氏家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中国进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时期里，全国开始划分阶级成分，李氏家族被划分为地主富农，剩下的田地被充公，奢华的祖屋被贫民瓜分，由于没有了住房，三兄弟被迫分家。李某夫妇带着一子两女和有限的日常用具，在村尾盖了一间茅草房住下。李某的二弟带着妻子和三子一女回到妻子娘家所在的村庄，他的二弟一直是家族生意和家族钱财的管理者，在老房子被瓜分之前，转移了一部分财产，再加上他妻子家的兄弟姐妹多，能够住上砖瓦房，因此生活条件要优于李某。他的三弟因为学习成绩好，被父亲送到武汉求学，在长江游泳的时候，由于体力不支，被长江里的漩涡吞噬，留下怀孕的妻子，由于祖屋被贫民瓜分，没有着落的妻子带着遗腹子改嫁邻村，后来又生下三子一女，加上前夫的孩子，共四子一女。

自此以后，李氏家族彻底破败，特别是李某一家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李某出生在地主之家，从小过着阔少爷的日子，每天吟诗作画，突然的家变，令他手足无措。首先他不会农活，从小娇生惯养，突然要养活一家老小五口人，着实让他的生活苦不堪言。他的儿子读完小学，12岁左右就开始下地做事，在农业集体里挣取工分和父母一起养家。俗话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让李某充分体验到“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生活又一次遭受到严重的打击。由于他喜欢吟诗写春联，有一年为一户贫民写了一幅春联“山中芦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被那家贫民所记恨，在批斗地主、资本家和武斗成风的历史时代里，李某受到了非人道的虐待，幸好他咬紧牙关度过了人生最为黑暗的时期，没有走上别的地主、右派因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杀的道路。他的二弟由于善于做生意，头脑灵活，加上妻子的兄弟姐妹多，没有受到大的打击；他的三弟媳由于改嫁到一个贫民家里也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迫害。

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推进的，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人上台执政，他改变了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改为以经济建设为纲，开始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平反。由于李氏家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加入农村供销合作社，“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所以李某的二弟作为第一批平反的人员，转为商品粮户口，成为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一员。李某由于一直没有在早期供销合作社里工作过，经过一番努力，相关熟人的证明，两年后他也转为商品粮户口，成为早期供销社里的一员。而他的三弟去世的早，他的妻子改嫁邻村，没有得到转正的机会。历史是无情的，历史也是公平的，然而当公正的机会姗姗到来的时候，当他们被全村村民羡慕成为商品粮户口，吃国家皇粮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垂垂老矣。

对于李某来说，黑暗是漫长的，幸福是短暂的。因为他转为商品粮户口不久，又面临退休的挑战，正是这个退休手续的办理，让他和自己的儿子媳妇起了冲突，对他的养老生活埋下了不幸福的种子。20世纪80年代，那时的政策是商品粮退休的，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子女顶替父母的职务，继续吃商品粮，称为“接班制”。李某的二弟退休时，让他的小儿子接了班。可是李某在办接班手续的时候，在他儿子已经填写完表格的情况下，他说了一声自己还有一个小女儿，由于他的儿子年龄超过了限制，工作人员马上收回李某儿子的表格，而让李某的女儿填表上交了，如果李某不说他还有一个女儿，也许他的儿子就顶班成功了。正是这个插曲，加上他没有积蓄来安抚自己的儿子媳妇，他的儿子和媳妇对李某的做法极度不能理解，为了这件事父子、公媳之间经常吵架，有时候甚至拳脚相向，致使他的老年期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李某的二弟却不同，他采取利益均沾的方式进行，他让他的小儿子接了自己的班，而把自己积攒的钱分给了自己另外的两个儿子，女儿由于已经外嫁而没有给钱，但是经常予以日常生活的接济。他的策略很成功，他的三个儿子没有像李某那样因为接班的事情和父亲吵架。而他三弟的媳妇，由于自己没有退休金，也没有资源留给自己的四个儿子，她的地位最低，虽然儿子们还是养她，但是毕竟完全要她的儿子媳妇养活，经常要受媳妇的白眼。

李某退休后，因为每月有几百元钱的退休金，所以他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在家也不做家务，所有的家务活都由他的老伴承担，每天在家里摇头晃脑朗诵诗词歌赋，他的儿媳妇对他的行为横挑鼻子竖挑眼，希望他能够把每月的退休金拿出一部分贴补家用，然而李某认为他的退休金是政府给的，只愿拿出一小部分，他想把钱攒着以防不时之需。他的儿媳却不干，希望他能多拿出一点，为了这个事情经常吵架。他的儿媳说：“他把班给他的小女儿接，那应该由小女儿养老。现在不但小女儿不管他，还要在我家吃住，他对儿子太不公平，自己的亲小姑接了班，已成事实，无法改变，但他应该把自己的退休金多拿出来一些，帮助一下儿子，这是天经地义的，毕竟我们对两个老人管吃管住。”这样的冲突时常发生，严重地影响了李某及老伴的养老生活。

李某儿子的盖房子事件是他和儿子媳妇冲突最为厉害的一次。农村人一辈子都在为房子奋斗，能够建起一栋新的砖瓦房是所有农民梦寐以求的事情。李某从祖屋赶出来的时候，一家5口人最初住在茅草房里，耗费了他和他儿子媳妇很多的精力和金钱，几年后才变为瓦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于他儿子和媳妇非常勤劳，而且田地种得很好，经过几年的积蓄，他的儿子想把自己破旧漏水的瓦房重新盖为楼房。由于钱不够，他的儿子媳妇也想通过这个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从自己的父亲手中挤点钱出来，能够建起一栋两层楼的楼房。然而李某不愿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只愿给一部分，而他的儿子媳妇不干，希望他能像李某的二弟那样多拿出点钱，帮助他们一把。为了修建房子，李某和他的儿子媳妇不停地吵架，甚至双方动手打架。

建房风波迅速在村庄传开，吵架的双方各自找人诉苦、投诉，希望村民能够给对方压力，达到各自的目的。他的媳妇逢人就说李某在接班这件事上做得不公平，现在也不在金钱上贴补自己，因为李某的大姑娘家的家境不好，她怀疑自己的公公把钱贴补给了大女儿，因此他的儿媳妇强烈要求在建房上多给自己一点，因为他对所有的人说，养老送终的还是儿子，他这样偏心，那就要他的两个女儿养老送终啊，可是他的两个女儿什么都不做，好处却照拿，哪有这样的事情啊。李某碰到人就向他们诉苦，说自己的儿子媳妇不孝，对自己非打即骂，他不敢把钱都给儿子媳妇，他说如果我把钱给他们了，他们不养我，我怎么办。村庄里的村民有的为李某的儿子鸣不平，有人说他太偏向小女儿了，他们对李某说，你儿子要盖房子，你就多给点钱儿子吧，毕竟你还要住在里面，要靠儿子养老送终。有的村民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李某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老人的养老送终还是主要靠儿子，还是要多补贴一下儿子。也有少部分的村民，批评他的儿子媳妇，说老人做得再不公平，做儿子媳妇的不应该打骂自己的父母。

最后李某出了一部分钱，还是没有达到儿子媳妇希望的数额，房子也只建了一层，建房风波在村庄建构的养老秩序下对李某极其不利，李某在家里的生活更加难过，他的媳妇经常拿接班和建房的事件来挑起事端，她经常对李某说，我们不要你每月给的生活补贴，只是希望你到小女儿家里去养老，毕竟你给小女儿的最多。但是小女儿家里也有老人要养，女儿和女婿也没有明确要李某到他们家去养老，加上女儿毕竟是外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李某也不愿到小女儿家去养老。男得家当女得漆，儿子继承父亲的财产，就要负责赡养老人，这是农村地区老年人养老的秩序，老人到女儿家里养老是不合乎农村的养老秩序的。由于李某挑战了农村的养老秩序，没有把好处留给儿子，又要儿子养老，因此得不到村民的舆论支持。李某由于经常和儿子媳妇吵架，根本无法立足，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只得搬出去另过，由于他的退休金无法承担自己和老伴的养老，所以他的老伴留在儿子家，帮儿子媳妇做一些日常家务。李某搬离儿子家后，由于他是男性老人，日常生活无法自理，儿子媳妇拒绝到他住的地方看他，只有老伴时不时过去帮他洗洗衣服，晒晒被子，但是绝大多数的日常生活劳作必须要他自己做，因此李某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

李某的二弟退休后，他退而不休，由于他的业务好，被农村信用合作社返聘，每月的工资和退休金加起来还是很优厚的，在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建房的时候，他每家分别给了一定的钱，资助他们盖起了楼房，这也成为李某儿媳和李某吵架的一个口实。李某二弟的行为受到村庄村民的一致好评，村民们都认为他在处理和儿子媳妇的关系上，做得非常公平，三房儿媳之间基本上不吵架，他们也不和李某的二弟吵架。

李某三弟改嫁的媳妇，不到60岁的时候，她的第二任老公也去世了。老人在60岁后，实在无法耕种土地，加上很多的孙子孙女需要照顾，老人基本上通过在子女家做家务，顺便照看孙子女，当免费的保姆来完成自己的养老生活。她完全依赖自己的子女养老，由于儿子众多，谁都不愿单独承当起赡养老人的义务，于是四个儿子通过开家庭会议的形式达成赡养协议，赡养平分为五等份，由于老人还很年轻，可以帮家里做家务，因此规定老人在哪家，哪家出两份的钱，另外三家各承担一份。那时四个儿子都抢着老人跟自己过，因为她身体好，不但可以下地帮忙干活，而且洗衣做饭带孩子，她都能胜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的身体越来越差，她基本上不能帮孩子做事了，反而要孩子照顾她，这时候承担养老的小儿媳妇不干了，觉得老人无法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反而要多出一份养老的费用，因此要求重开家庭会议，商讨养老协议；但是另外的三个儿子媳妇由于种地挣不到钱，纷纷到城里打工去了。有的子女几年都没有回来，因为子女的缺席，家庭会议无法召开，小儿媳妇对老人的态度开始变得极其恶劣，打骂和虐待老人时常发生。由于她的四个儿子的环境都不是很好，为了赡养老人，四房儿子媳妇之间争吵时有发生，有的子女干脆到城市打工，回避赡养老人的事情，只是每年定期寄些钱给老人。老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养老生活质量非常低下。村庄里的村民对李某三弟媳妇的遭遇司空见惯，因为在农村这样的例子很多，他们除了报以同情外，没有任何舆论，他们认为这是老人家里的事情，外人无法加以干涉。

李某两兄弟和他三弟媳妇的养老状况，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村庄秩序：养儿可以防老；女儿是外人，是泼出去的水，不能指望养老。李某的遭遇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个秩序，即使李某把很多好处给了小女儿，小女儿也不愿意养老，李某自己也不愿意到女儿家去养老；要想儿子能够养老，就必须要把财产和好处留给儿子，以换取儿子对自己的赡养，李某的二弟的行为符合村庄的养老秩序，他的晚年生活就要比挑战村庄秩序的李某幸福；儿子多是家庭养老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经济还是基础，子女条件越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就越幸福，李某三弟媳妇的养老不幸的遭遇，就是她的四个儿子的生活状况都不是很好。

“养儿防老”、“继承香火”、“多子多福”等等传统中国的谚语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种的繁衍是动物的本能，而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在养儿女的问题上除了动物的本能，希望种能够繁衍下去外，其实还是他们内心一种理性选择的后果，他们希望年轻的时候抚养小孩，把这种付出积攒下来，希望换来晚年子女对他们的赡养。他们和子女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交换行为，也是一种理性选择的行为。人们的行为都是理性的，他们都会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总是采取收益大于成本的行为。“某人行动的结果对他越有价值，则他越有可能采取该行动”⁽¹⁰⁾，李某养老的例子中，由于李某后来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儿子媳妇养老，而儿子媳妇认为他们赡养李某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把有价值的资源让渡给了他的小女儿；而在修房事件中，李某也没有拿出让儿子媳妇觉得值得他们赡养李某有价值的金钱，所以，李某在养老过程中经常受到儿子媳妇的白眼。李某三弟媳妇的遭遇也是这样，当她还年轻能够帮子女做些事情的时候，儿子媳妇觉得养她的价值很高，当时都争着进行赡养，而一旦她老了，没有用的时候，所有的儿子和媳妇都希望把她推出去，让别的兄弟来赡养。

“对于人们所采取的所有行动，某人的特定行动越是经常受到奖励，则此人越可能采取该行动。”⁽¹¹⁾“假如过去某一特定的刺激的出现一起伴随着对某人行动的奖励，那么现在的刺激越是与过去的刺激相似，此人现在越是可能采取该行动或相类似的行动”⁽¹²⁾该命题在李某的二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由于李某二弟能够给自己的儿子一些有用的资源，他的儿子们也愿意养他，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对自己的父亲好些，父亲会反馈一些比自己付出要多的资源给自己，所以他们争相抢着赡养李某的二弟。

该村庄的养老秩序说明，家庭养老基本上还是老人与子女的一种交换行为，儿子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老人必须要把自己的经济社会资源给儿子，让他们能在养老的过程中得到一些回报，李某的儿子媳妇在养老过程中，没有从李某那里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资源，反而把稀缺的资源——接班的好处让给女儿，因此他们在交换的过程中，觉得自己得不偿失，所以他们拒绝赡养自己的父亲。并且多子的家庭里，老年人给子女支付的资源，必须要平等，而不能有偏私，李某二弟把接班的好处让给小儿子，而在经济上补贴自己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女儿的处理上也是严格遵守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原则，因此李某二弟得到三个儿子的真心善待。而李某三弟媳妇的遭遇也许是大多数村庄老人共同遇到的，因为像李某和其二弟老了后还有资源的人毕竟很少，由于她不拥有任何对子女有用的社会资源，除了人力外，一旦连仅有的人力资源也丧失，她在自己子女的眼中就没有了任何的价值，他们的子女觉得在赡养老人的行动中，得不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他们也就不愿意赡养老人了。

也许有人说，老人年轻的时候，辛辛苦苦把自己的孩子拉扯大，付出很多，老的时候，他们需要子女能够回报自己的付出，因此子女赡养老人是天经地义的。据李某讲改革开放前，那时候，到城市打工的年轻人很少，这种无条件赡养老人的美德是村庄的一种既存秩序，如果哪家的子女不孝，拒绝赡养老人，那么村庄里的村民都会集体谴责子女，子女在村民的压力下，也不得不赡养自己的老人。他说那时候他们三兄弟对父母的赡养尽心尽力，生怕父母受到了委屈，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不要说无微不至关心老人，连给老人一口饭吃都要斤斤计较。(www.xing528.com)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在村庄里建构出了另一种养老的秩序，以前传统的美德在该村已经不存在了，首先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绝大多数的老年人都成了村庄的留守老人，他们的养老问题成为了一种隐形问题，因为以前的养老冲突都会通过吵架明显地反映出来，而现在年轻的子女一年回来一次，他们的赡养问题基本上无法明确表现出来。加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大政方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有的成功失败、好坏对错都是唯GDP指标来衡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农村社区建构起了一种经济决定一切的新的村庄秩序。由于当时种地的农业税很高，农资又很贵，种田基本上无利可图，于是青年人大批到城市打工，因为在城里打工挣的钱要比种田多得多。于是人们把自己的老人都遗弃在农村里而成为留守老人，以前村庄里如果有人大半年不闻不问自己的老人，那么就会受到村庄道德的谴责，现在却不同了，年轻人大批外出，他们有的一年回家一次，有的几年也不回家，这些留守老人被他们的子女遗弃在农村里，他们不但要自己照顾自己，还要下地种地，更有老年人不但得不到子女的物质支助，反而要向自己的子女贴钱。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会受到村庄秩序的谴责，然而此时的村庄里的青年人已经外出一空，以前村庄的养老秩序名存实亡，代之而起的是道德的缺失，文化的缺位，许多老年人在农村过着痛苦的晚年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某的孙子也到城市里打工去了，李某的儿子也成为了老年人，由于李某的儿子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的资源，儿子们纷纷到城里打工，李某的儿子媳妇必须继续耕种自家的责任田，因为他的三个儿子对农业生产毫无兴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耕种土地，他们在外打工挣的钱很少，因此李某的儿子媳妇必须要自己养活自己。李某的儿子在村庄新的养老秩序下，没有人指责他们的子女遗弃了他，也没有人关心他们家的事情。

新的社会环境，形成了新的村庄养老秩序下。在这种养老秩序下，老年人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由于他们的年龄太大，无法在城市里打工；农村老年人老的时候，各种慢性疾病缠身，没有钱看病，没有子女关心，众多的老年人在疾病面前都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与子女空间的拉大，使得他们与子女的感情疏离，老人得不到子女精神的慰藉；年老体衰，种地的收入不会很高，他们处于一种艰难的养活自己的状态之中。

李某由于有自己的退休金，虽然自己的老伴已经去世，但是由于自己已经习惯了独住的环境，他每天看看古诗词，即使得不到自己儿子的关心，日子过得也还是非常惬意的。反而是他的儿子媳妇生活得不是很好。他的三个孙子都在外面打工，挣的钱不多，基本上没有人能够拿钱回家。李某能干的儿子和媳妇在帮最后一个儿子建完房和结过婚之后，他们的积蓄基本上没有了，剩下了一身的病痛，他们现在不但得不到子女的照顾，反而还要照顾自己的孙子女。而且像李某儿子媳妇一样的情况在村庄里到处都是，再也没有人会为年轻人的不孝而使用道德的约束，老年人即使再不能接受现代化的后果，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屈从现有的后果。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农民为参加合作医疗、抵御疾病风险而履行缴费义务不能视为增加农民负担”。2006年左右的时候，农村新型医疗保障体制开始在村庄实施，李某也买了医保。2009年，我国颁布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体制，李某可以领取养老津贴。同时以政府文件的形式规定，全国80岁以上的老人不分民族地区统一享受国家发放的高龄津贴，李某符合政策规定，因此他每月都可以领取高龄津贴。同时我国政府几次提高老年人的养老金的额度，李某的每月收入在当时的农村算是非常高的。

由于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李某收入的不断提高，李某发觉自己的儿子媳妇的行为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对自己不闻不问，时常冷言冷语嘲讽自己的儿子媳妇，经常过来看他，特别是自己的媳妇，过来给他做饭洗衣。有一天他的儿子媳妇干脆过来对李某说：“您现在老了，生活不方便，有什么头疼脑热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老在外面住着，显得我们都不孝顺。”虽然李某不是很情愿回到自己儿子家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日常生活确实很难完成，于是他同意到自己的儿子媳妇家里去养老。李某回到儿子媳妇家养老后，发觉儿子媳妇的生活非常的清苦，加上儿子媳妇对自己还是很孝顺，所以他经常贴一些钱给儿子媳妇用。

李某的儿子说：“以前因为自己的父亲把接班的好事，让给妹妹，加上建房事件，我确实对自己的父亲有意见，这么多年来也没有好好照顾他，心里也很内疚。当我成为老人的时候，儿子整年不在自己的身边，没有人照顾，推己及人，觉得自己做的很不对，把父亲一个人推在外面独住，他肯定也很孤单寂寞，趁我们现在还能动，希望把他接回家，好好孝顺他，让他在我们的身边度过余年。”李某的儿子想到伤心事，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可是村庄的村民却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觉得李某儿子的改变并不是良心的发现，而是看中了他父亲的钱，由于他父亲每月的收入在村庄来说是一笔很大的钱，希望通过和自己父亲改善关系的方式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些资助。加上李某的儿子媳妇因为小孩到城里打工，不但很少寄钱回来，有时还要找他们要钱，他们两个人为了三个儿子操碎了心，身体也日渐恶化，他们也老了，透支着自己的体力种的地，每年的收入也很少，他们的生活状态非常的不好。

李某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说：“我知道自己的儿子媳妇接自己回来住的原因，是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他们一下。我回来后经常主动拿出钱来给自己的儿子媳妇，自己养的儿子自己疼，虽然前十多年，他们把我当仇人，但是我每天还是非常关心他们的，希望他们能够过得好一些。现在他们说要接我回来住，我当然高兴啦，谁不愿和自己的子女一起生活啊，我也老了，也没有几年能够活了，我希望在临死前，能够解开和儿子媳妇的矛盾，孩子们有再多的不对，毕竟父子没有隔夜仇，我都可以原谅他们。”他说：“其实以前的事情有很多的误会，自己的小女儿能够接自己的班，也不是自己有意为之的，只是当时办接班手续的时候，工作人员随口说了声，你儿子的年龄大了一些，填的表不一定能批下来，他顺口问我还有没有年轻的子女，我随口说了自己还有一个小女儿，最后那个工作人员说为了万无一失，最好还是让自己的小女儿填表。接班风波其实就是这样的，但是自己的儿子媳妇几十年来总是怪我当时不应该让小女儿接班。至于建房风波，是因为他们之前为接班的事情，经常和我吵架，我也担心他们不养自己，只有把钱自己拿着，将来的养老才有保障啊，事实上我也给了一笔钱给他们。”李某说的时候，眼泪随着脸上的沟壑沾湿了衣服，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经常盯着自己的儿子看，满眼露出关爱的眼神，不管岁月如何流逝，文化如何变迁，父母对子女的爱溢满了他的眼神。

李某自从他的儿子媳妇把自己接回来后，心情好多了，脸上经常有幸福的微笑，对于他这样的一个老人来说，能和自己的子女解开误会，能够和儿子一起生活养老，能够颐养天年，就是一种幸福。李某的儿子媳妇也许是因为良心的发现，也许是因为自己的父亲有一笔不错的收入还能帮助自己，但是不管什么原因，李某的儿子媳妇对他养老生活的态度，在村庄村民的眼中还是很孝顺的。

布劳的《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书中说过，要拥有对别人的权力，必须自己手中拥有别人需要的资源，或者杜绝别人从别的地方获得资源，或者社会有一个结构，而这个结构能为自己拥有权力服务。而一个人不依附某个权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必须首先杜绝需要，或者自己的需要有替代来源。李某儿子和媳妇年轻的时候，由于自己年轻力壮，吃苦耐劳，而且两个人的能力非常强，每年可以挣可观的收入，事实上他们也是村庄里的能人，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帮助每一个儿子建了房子，结了婚。因此在与李某交换的过程中，他们处于一种拥有权力的地位。首先，那时李某的退休费很少，他们看不上，加上他们认为李某不愿帮助自己，于是他们从别的地方寻找替代资源。其次，李某年老力衰，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少，而且他必须依赖他们养老，因此在李某的儿子媳妇成为老年人之前，一直拒绝照顾自己的父亲，采取一种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然而随着李某儿子媳妇的年龄进入老年人的时候，他们拥有的资源也越来越少，而李某的资源却越来越多，他们转而依赖自己的父亲，所以他们对自己父亲的态度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变。

李某的二弟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越来越差。虽然他的退休金在不停地上涨，也交了医保，笔者访谈李某的时候，因为他的二弟年龄还没有80岁，没有享受高龄津贴。李某的二弟一年中生了两场大病，他的三子一女因为自己的父亲每月都有退休金以及有医保，因此他们积极把老人送到医院里进行治疗。李某的二弟在这两次住院治疗中花了很多的钱，虽然他的医药费可以报销，但是报销的比例不是很大，他们三子一女在为父亲看病的这件事情上，不但花掉了李某二弟所有的积蓄，而且三家还出了一部分钱。不过他们觉得还是很值得的，因为他们这样做，不仅得到了村庄中所有村民的肯定，而且他们觉得只要自己的父亲能够活够两年，所有的支出都可以挣回来。可是天不从人愿，李某二弟在一年后又生病了，而且比上次还要严重，医生说治愈的希望有，但是花的钱会很多。这件事引起了三子一女内部的分歧，女儿坚决要求治疗父亲的疾病，而三个儿子坚决反对，因为在出医疗费上，她得到父亲的资助最少，所以她出医疗费的比例最少。三个儿子一致认为这次如果治疗，父亲要活好多年才能把付出的医药费挣回来，有点得不偿失，因此坚决反对治疗。最后他们达成一致，对父亲的疾病不予治疗，为了堵住村庄村民的口，他们把自己的父亲还是拉到了医院，打了几天点滴，就拉了回来，他们对外面的人说，他的病无法治疗了，他们已尽力，父亲快80岁了，他的大限要来了。就这样李某的二弟在床上受病痛折磨了几个月后，死去了。

李某二弟的三子一女，在决定是否给自己父亲治病的决策中，充分显示了人的理性化，他们在决策中对成本和收益做了充分的论证，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第一次的全力治疗，是因为他们觉得治疗的收益可以期待，并且收益要高于成本；而第二次的治疗，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即使花了很多的钱治疗，并不一定能够把他完全治好，而且即使治好了，收益的期待率太低，收益明显要小于成本，于是他们做出了放弃治疗的决定。

李某二弟的一个儿子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他说：“在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取舍上，由于老年人是越来越老的，我们即使花很多钱去治疗他，他也会不久于人世，加上那时我有一个弟弟的孩子也生了很严重的病，需要钱给孩子治病，我的弟弟当时极力反对治疗自己的父亲，希望兄弟们能够借钱给他治疗自己的儿子。”他进一步说侄子是年轻人，他的一生还很长，治疗他得到的效益会更多一些，所以他们决定放弃父亲的治疗，而是集中金钱治疗侄子。他讲到自己父亲的时候，脸上流露出了悲伤的情绪，也许是觉得对不起父亲一辈子对自己的付出，也许是为父亲的去世感到内疚。不管怎么说，李某的二弟的遭遇正是村庄里的一个养老的秩序，他的死可能有人会骂他的子女的不孝，但是他的死还不是村庄里最可怜的，他的四个子女还是尽心尽力地赡养着自己的父亲，也曾经尽力地为他治过病，最后他死的时候也是在子女的关怀中去世的，也可以算是一种寿终正寝。

村庄中发生最多的养老悲剧，还是以李某三弟媳妇的遭遇为代表。由于她没有退休金，唯一的人力资源也因为年老而丧失，由于她的小儿子和媳妇一直想把她送到别的兄弟姐妹家里养老，因为他们几家举家到城里打工而无法实现，最后他们让老人另外住在她的一个儿子的空屋中，他们基本不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更别说把老人带到医院去治病，老人在一次生病中，由于没有儿子的照顾，她实在不能忍受病痛的折磨，而服农药自杀了。

李某在谈到自己的这个弟媳的时候，眼里充满的泪水，他说：“她真的是一个苦命的人，没有享过什么福，年轻的时候嫁给我的三弟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落，并且年纪轻轻就死了丈夫，改嫁到邻村，可是不到60岁，第二任丈夫也去世了，她辛辛苦苦抚养大几个儿女，老年没有伴侣的相互扶持，子女对她也不孝顺。”

李氏家族两兄弟和弟媳的养老的经历，不仅是一个家庭内，而且是村庄，更是社会养老秩序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前村庄一般以文化、道德的手段控制老年人的养老，通过舆论督促年轻人养老。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以文化和道德控制年轻人养老的秩序已不复存在，人们更多地变成了理性人，而这种理性仅仅只是建立在金钱上的理性，年轻人是否对自己父母进行养老开始变成了一种理性选择的行为，而这种养老秩序的建构，与社会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唯经济的标准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现代化的发展，大批青壮年到城市打工，老年人沦为留守老人的状况也是密不可分的。最后，是否有钱是社会判断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而不像传统社会，除了钱，人们还会从是否尊老爱老，是否为富不仁等角度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下，建构出了这种支配村庄的养老秩序——唯经济的理性养老秩序。

这种唯经济的理性养老秩序对村庄的养老状况是致命的，很多老年人都说，现在的子女太不孝了，他们留下自己年老多病的父亲在村庄里劳作，一年到头不回家，老年人生老病死也没有子女的照顾，以前的“父母在，不远游”传统的文化再也见不到了，子女们每天想着的就是如何在城市里挣钱，把生他们养他们的父母忘到九霄云外。而在这种养老秩序下，老年人在年轻人眼中越来越没有用，越来越是一种负担，因为他们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的效益，有的只是付出，因此越来越疏离自己的父母，留守老人中非正常死亡的人越来越多。

传统文化对村庄的养老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小，年轻人在养老上越来越理性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遗失的传统文化，如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劝人养老的道德在现代化的语境下，非常难以复兴的。但是老年人作为一个人，他们有生存的权力，然而他们的养老过程在新的村庄养老秩序下举步维艰，因此需要政府的有效介入。

李某三弟的媳妇之所以凄凉地在病痛中自杀，是与她没有任何的社会资源，在与自己子女互动的过程中，她所有的子女都认为养她没有任何回报，有的只是付出。作为理性人，她的子女不养她，可是她作为人有活着的权力，因此需要有社会力量干涉村庄的养老秩序中。2009年新型家庭养老保险体制以及老人津贴的颁布和实施，这一国家政策的出台，对村庄的养老秩序的改变虽然很小，然而事实上正在以水滴石穿的方式，建构着一种新的家庭养老的秩序。李某的养老状况直接受惠于这些政策的实施，他之所以最终能和自己的子女改善关系，子女积极照顾他，与他的社会资源日益增多是密不可分的。如前所述，李某每月的收入在村庄里应该是非常高的，他的儿子媳妇在照顾他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些实惠，因此李某的养老生活在村庄来说，是一种高质量的，没有别的老年人能够和他相提并论。由此可见，新型家庭养老保险体制介入到村庄养老秩序后，或多或少对老年人起了增权赋能的效果，只有增加老年人的资源，那么老年人在与子女的互动中才能提高自己的地位，才能让子女心甘情愿去养老。对于这个新农保来说，由于老年人每月领的钱太少，对一些贫穷多病的老人来说，还远远不够改变他们子女养老的态度，因此提高老年人的养老水平，在村庄这种新型的养老秩序下是至关重要的。李某二弟在病痛中折磨死去，也与国家和社会介入到村庄养老中的资源太少有关，如果新型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制能够多报点医药费，能够多领点钱，也许李某的二弟不会那么快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