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讲学存天下之公理是非
冯从吾告诫人们，要不计、不惧人之议论，对别人的议论应有自己清醒的认识，他说：“议论何病？议论然后见君子。且吾辈为学，非所以学孔孟耶？孔子讲学，或人疑其为佞。孟子讲学，外人讥其好辨。不特此也，伊川有洛党之嫌，紫阳有伪学之禁，真西山称为真小人，魏了翁号为伪君子。自古圣贤未有不从是非毁誉中来者，故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又曰：金不炼不精，玉不琢不美，可见是非毁誉，圣贤方藉以为锻炼砥砺之资也，又何计人之议论哉？不然，瞻前顾后，方信忽疑，是遵道而行，半途而废者也，何以谓之孔孟，又何以谓之程朱哉？白沙先生诗有云：‘饱历风霜十九冬，肝肠铁样对诸攻，群讥众诋寻常事，了取男儿一世中。’愿与诸君日三复之。”[56]冯从吾在《讲学说》中也论及讲学与人言的关系问题。文中说到有讲学者，因畏惧人言议论便退缩了，不讲了。冯从吾问其原因，从讲学是“为人”还是“为己”的问题入手，分析了应该如何对待人言。原文曰：
客有讲学者，因人言而志阻，遂不复讲。余怪而问之，客曰：“子犹敢言学乎？方言学而人言随之，何益也？”余曰：“子向日之讲学也，果为人乎？抑为己乎？如为人也，则人言诚所当恤；如为己也，则方孜孜为己不暇，而暇计人言乎哉？闻谤而辍，则必闻誉而作，作辍由于毁誉，是好名者之所为也。讲学之谓何？且人之议之也，议其能言而行不逮耳。能言而行不逮，此正学之所禁也者，人安得不议之？吾侪而果能躬行也，即人言庸何伤？”[57]
冯从吾指出，圣贤之学是为己之学，注重向内的反省、自反。“真正为己之学，只要收敛身心，向内寻求一个真头脑，自然有得。”[58]所以，闻毁誉应当从自身寻找原因，孜孜完善修己的工夫，如此则无暇与人计较。只有看重外在虚名的人才会闻谤而辍，闻誉而作。而且，引起人们议论最多的，大多是讲而不作，言行不一的夸夸其谈，这一点恰恰是讲学中所要批判的。他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言出必行，问心无愧，那纷纷的议论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实质的伤害，而且，日久自会烟消云散。
当然，冯从吾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迂腐文人，他对人言可畏也有切身的体会。他在京师城隍庙讲学时，就有人诽谤他：“辇毂讲谈，谣诼之囮也。”建起首善书院后，朝中禁学之“人言”最终还迫使他离开。所以他说，害怕议论，怕人责备，是人之常情，而秦地议论之风尤甚，他在《正俗俗言》中说：“世间最有功德事，莫大于成人之美。南人每见人行一好事，大家必称赞之，羽翼之，务底于成。秦俗则争讥笑之，诋毁之，务底于败，如此则师反受其益，而弟子多受其损，何也？师见其讥笑诋毁，则益有所警戒，弟子见其讥笑诋毁，曰：我何苦无故自投于是非中也，半途而废者，多有之矣。故杨龟山、吕与叔皆程门之高弟也，龟山门人几遍东南，而与叔则否。王阳明、吕泾野皆我明之真儒也，阳明门人几半海内，而泾野则否，虽于二公无损，却于关辅无光。”[59]身处如此世风流俗，坚持讲学的艰难与压力可想而知。俗话说，众口铄金，冯从吾并非要学者装聋作哑、听而不闻，那样是无济于事的自欺，他是鼓励士人要坚定心中“独行其道”的信念，清醒、勇敢地面对人言。他说：“怕人责备，人情皆然，而秦俗尤甚，不知人生天地间，自当明明白白，做个真男子，若徒躲避人言，岂不耽搁自己，故必不怕一乡之责备，而后可言一乡之善士；不怕一国之责备，而后可言一国之善士；不怕千古责备，而后可言千古之善士，而后不负此百年见在之身。”[60](www.xing528.com)
当时非议讲学的言论中有对宋儒的批评，冯从吾都一一予以批驳，如：“讲学盛于宋，或云议论多而成功少。又云理学敝宋，何也？”冯从吾对此解释：“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效少，此元人进宋史表中语，盖指当时庙堂之上言也，如新法和议之类，满朝争之而竟不报，真所谓论建多而成效少者。而忌者乃借口归咎于理学诸儒，不知当时诸儒多屏逐山野，或弃置散地，师友之间不过私相讲论，以明道觉人耳，何关于庙谟国是？而责其成效少哉？且宋之不竟，正系于京惇
胄辈禁学之故，即有忠言无从取效，而反归咎于学，何也？是宋以禁理学敝，非以理学敝也。论者试取宋史一细读之，则诸儒之冤可不待辨而自白矣。”[61]冯从吾根据自己读史的体会，指出正因为禁学之故，诸儒多被驱逐山野，忠言无从取效，所以，宋以禁理学敝，非以理学敝也。
又如：“宋儒有不适于用之讥，是否？”冯从吾说：“不然，天下之人不一，有有才而讲学者，亦有无才而讲学者；有有才而非学者，亦有无才而非学者，彼见讲学而无才者之不适于用，非学而有才者或亦幸成其功，遂谓讲学之无益，不知讲学而不适于用，乃无才之过，非讲学之过也；非学而幸成其功，乃有才之效，非非学之效也。不咎其所以不适于用而归咎于学，不察其所以成功而归功于非学，此宋儒所以有不适于用之讥也。虽然元祐之禁、伪学之禁，即有才安所用之？是宋儒之不适于用，又时为之也，于诸儒乎何尤？”[62]可见，正因为禁学之故，宋儒之才无法施展，宋儒之不适于用是时势使然，是因为他们没有展现的机遇。再如：“宋人讲学而叛逆之祸更甚，子以为御敌之上策，何也？”冯从吾回答：“宋人讲学多在下位，且多在山林，即有卢扁，病家不用，岂能成功？而谓卢扁不能活人，则非也。即用卢扁，岂能人人取效？人人不死？而谓卢扁不能活人，尤非也。卢扁之方无论效不效，确乎为活人之上剂。孔门之讲学无论成功不成功，确乎为御敌之上策。”[63]
在《策问》中，冯从吾以确凿的史实反驳了宋室祸败是由于讲学之故，他说：“问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讲学尚矣，而非学者妄谓宋室祸败，由于讲学。夫宋室祸败，固由于讲学矣，五代祸败，尤甚于宋，而讲学者谁与？藩镇窃据，京师屡陷，唐之祸败，尤甚于宋，而讲学者又谁与？六朝瓦裂，三国鼎沸，秦隋不二世而亡，其祸败尤甚于宋，而讲学者又谁与？诸生亦可历指其人与？宋时用事诸臣，如章惇、蔡京、秦桧、韩
胄辈，未尝讲学也，而无救于宋之祸败，何与？五代之冯道，唐之卢杞、李林甫，汉之曹操、王莽，秦之李斯、赵高辈，未尝讲学也，而无救于汉唐秦隋之祸败，又何与？诸生亦可细陈其故，与国朝表彰宋儒，经筵日讲，载在令甲，今天子孳孳向学，媲美尧舜，无容过虑，倘万一闻其说曰：宋室祸败，果由于讲学也，遂罢经筵日讲于不御，其关系岂小？不知非学者将何以自解与？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全在此讲学二字。”[64]汉唐秦隋之祸败，尤甚于宋，却与讲学没什么关系。另外，宋代有人讲学，也有人不讲学，且章惇、蔡京等不讲学之人当朝而立，为什么他们也不能力挽狂澜，使宋免于祸败呢？这都说明讲学不是宋室祸败的真正原因。其实，冯从吾并非单纯为宋儒辩护，他目的在于强调讲学对大明的重要性，尤其希望天子能坚持亲临经筵日讲。冯从吾的担忧不是多余的，张居正去官之后，万历帝独掌政权，他很快就废除了经筵之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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