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从吾心性学：讲学与事功的统一

二、讲学与兵饷、事功

冯从吾所处的万历朝可谓多事之秋，南有倭寇之患，北有满洲兴起的威胁，皇帝昏庸腐化，朝臣党争激烈，腐朽的统治致使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一些人提出，身处如此多事之秋，应先讲如何用兵，如何筹饷，讲学太不合时宜，也无暇讲学。他们诘问：“方今兵饷不足，不讲兵饷而讲学，何也？”冯从吾回答：“试看疆土之亡，果兵饷不足乎？抑人心不固乎？大家争先逃走，以百万兵饷，徒藉寇兵而赍盗粮，只是少此一点忠义之心耳。欲要提醒此忠义之心，不知当操何术？可见讲学诚今日第一着。”“有兵而后可御敌，有忠义之心而后兵为我用，才谓之有兵；有饷而后可用兵，有忠义之心而后饷为兵用，才谓之有饷。”^[40]对方仍然摇头，认为边事不断，就是整天讲兵讲饷都不能解决兵饷问题，哪里还有闲工夫讲学。冯从吾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讲学正可以解决兵饷问题，使得兵为我用、饷为兵用，讲学正所以讲御敌之上策也。他说：“譬之富家一时被盗，因而峻墙垣、固扃钥、修弓矢、畜干仆以防盗，诚不可缓。若为父者日讲墙垣，而曰何暇讲慈；为子者日讲扃钥，而曰何暇讲孝；为兄弟者日讲弓矢干仆，而曰何暇讲友恭，不知可否？果尔，窃恐其父子从此相夷，兄弟从此相尤，而家道且从此大败也，又何言盗不盗哉？况父子同心，兄弟同心，才好御盗，不然，自家家里先做了一伙寇敌，即固扃钥、修弓矢，何益？可见讲学正所以讲御敌之上策也。”^[41]接着，冯从吾对讲学的内涵作了进一步发挥：“讲兵讲饷，亦是讲学，学无所不入。”“自古御敌无上策，说者谓周得中策，余敢以讲学二字为御逆之上策。或曰：何也？曰：不必广引‘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孔孟之讲学，非孔孟论兵也，不知古今论兵法之精者，能过此二语否？以讲学为御敌之上策，圣人复起，不易吾言。”^[42]儒家也讲经世致用，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而后自然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冯从吾认为圣贤之学并不玄空迂腐，且与用兵之道相通。

看重事功之人多认为讲学迂腐，冯从吾不赞赏一味追慕外在的事功，并且指出，讲学与事功其实是统一的，事功乃学术中之作用，与讲学并不矛盾。他在《疑思录》中说：“自昔豪杰之士喜谈事功者，多迂视讲学，卒之事功不能成，正坐不信学之故，而犹然不悟，至有愤懑不平，以死者可惜也。又或有致位通显，幸成一二功业，而于孝悌根本处多阔略，卒之身败名裂，而事功亦为其所掩，尤可惜也。呜呼！安得起斯人于九原，而与之讲孝悌仁义之学。”^[43]冯从吾在《都门语录》中以孟子对许行的批驳为例，指出孟子辟杨墨、辟许行之功，不在禹下。他说：“滕之祸不止今日，当战国时已有之，许行与其徒数十人至滕，岂是好消息？皆衣褐，是以褐衣为号，如红巾之类。陈相兄弟曾受学陈良，渊源亦是正的，识见亦是高的，一见许行，尚且不惟悦，而且大悦，不惟弃其学，而且尽弃其学，何况无知小民，岂有不为蛊惑鼓动之理？如此手段，以数十人招结数百人，招结数千人，有何难？孟子看见不是好消息，所以不得已，费许多唇舌，去提醒转移他，费许多精神，去潜移默化他，卒之数十人解散，而滕亦不至如今日之祸。孟子之功伟矣，人知孟子辟杨墨其功不在禹下，不知孟子辟许行其功不在辟杨墨下。”“孟子于陈相兄弟说许多话，恰似莫要紧去讲学，卒之收曲突徙薪之功，免焦头烂额之祸，可见峄山挥尘数语，胜全滕甲兵百万。”^[44]可见，异端邪说蛊惑人心，只有讲学才能明道，使世人得以明辨是非。

冯从吾还指出，孟子讲学的初衷是为了明道，并非为了追求“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为了说明，讲孝悌仁义虽看似庸言，看似无功，其功却在守先王之道，为万世开太平，所以不得已自任以有功，破时人疑惑其无事，疑惑其为泰。冯从吾说：(www.xing528.com)

孟子讲学以孝悌仁义为宗，当时功利之习深，纵横之风盛，故凡言富国强兵者，即以为良臣，以为有功，以为即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亦不以为泰。今孟子所讲不过区区孝悌仁义之谈，何富何强何事何功，而亦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当时人人把孝悌看做末节，把讲孝悌看做迂谈，所以疑孟子为无事，疑孟子为泰。盖当时外人有此疑，故彭更（孟子之徒）举以为问，与外人皆称夫子好辨同，故孟子不得已直自任以有功，而曰：‘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孟子·滕文公下》）可见这孝悌虽是庸行，实非末节。讲孝悌虽是庸言，实非迂谈，这个孝悌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大于此，安得以为无事功？无大于此，又安得以为无功哉？他日又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见得尧舜之道也，只尽于孝悌，益信孝悌非末节，讲孝悌非迂谈也。孟子思以孝悌仁义转世道与起人心，使斯世斯民尽皆仁人孝子，然后其心始遂，则从者唯恐其不多也，又何恤泰之疑哉？知孝子之道之大，知富强之说之非，则孟子非泰，可不待辨而自明矣。^[45]

通过冯从吾的论述，可见讲孝悌仁义绝非迂谈，讲学可以转世道、起人心，可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讲学的作用的确不容忽视，不过，冯从吾以富强之说为非，还是有失偏颇的，他有用讲学否定外在事功的倾向。再如，冯从吾认为，中国之所以是文明之邦、礼仪之邦，就是因为讲学的缘故，他说：“顺义久款边陲容然，亦中国讲学之效。或者未达？余曰：异类叛寇乞降，以中国夫妇有别之故。使中国无圣人，不讲学，夫妇安得有别？中国夫妇无别，彼安肯来降，可见讲学功效甚隐甚大，岂是寻常莫要紧事？”^[46]叛寇来降，倾慕中国是礼仪之邦，这样的心理自然是有的，不过要想不战而屈人之兵，还必须要有绝对的实力，尤其是军事上绝对的威慑力。世界历史上，蛮族西哥特人征服了文明的西罗马帝国，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远不如宋朝的女真人（金）灭掉了北宋，倒是这样的情形常常发生。大明王朝只靠礼仪，也无法阻挡满洲人入关的铁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