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讲学与职业
许多为官者认为讲学与做官是两个不同的职业,是相互矛盾、相互妨碍的。冯从吾认为居官讲学,不会妨碍官吏忠于职守,而且能使其不失忠君爱国的本心,促使他们勤修政事,他说:
讲学正所以修职业也。精言之,必讲学,提醒其忠君爱国之本心,然后肯修;粗言之,必讲学,考究其宏纲细目之所在,然后能修。不然纵终日奔忙,不过了故事,以俟迁擢而已。故居官职业之不修,正坐不讲学之过,而反曰妨职业乎哉?[35]
学问在做官时越发该讲,事上接下,案牍纷纭,孰非讲学?使无学问,便差了。如《中庸》九经,说到既禀称事,日省月试,不如此则精神不周到,便是学问有不贯彻处。[36](www.xing528.com)
有人反问:“某公人品政事,俱不可及,只是多了讲学?”冯从吾没有正面回答他,而是举了个例子:“昔年曾同一客出郭,见一农家桔槔灌田茂甚,其客笑曰:‘田是绝好的,只是多了个桔槔。’”[37]此例形象地说明了人品政事俱不可及的根源,恰恰在于讲学。为官者讲学正可以使其勤政爱民、忠君报国,这是讲学自然的作用。讲学是儒者实现救世济民的理想,作用于政治的一种独特方式。
还有一些人认为讲学者迂阔无用,做不了官,只好讲学说闲话。冯从吾联系子贡的“夫子之得邦家”,对此观点进行了辨析。《论语·子张》云:“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程子说:“此圣人之神化,上下与天地同流者也。”[38]孔子一生不得志,其政治才能没有施展的机会,而子贡却坚信老师圣不可及,其神化可以妙应无穷,夫子若有机会得邦家,必定会“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有人不解子贡的本意,问冯从吾:“夫子绥来动和,原不待得邦家。子贡云夫子之得邦家者,还不免落世俗之见,何如?”意思是圣人极高明而道中庸,自是圆融无待境界,“万紫千红总是春”,“原不待得邦家”来证明自己,子贡如此说,反落了俗见。冯从吾回答:“不然,子禽见子贡在圣门最号通达事体,夫子亦曾许他赐也,达与从政乎何有?恰似夫子虽是圣人,只好讲学说闲话,授之以政,或未必达,此处或者还要让子贡。如今人说讲学者不会做官之说也。子贡窥见子禽之疑在此,故以得邦家说如此,然后可以破子禽之疑,撤世俗之障,此正子贡深信夫子处。”[39]子贡讲“夫子之得邦家者”,是权宜,是为了塞世人“圣人只好讲学说闲话”之口。冯从吾以此例破“如今人说讲学者不会做官之说”,说明讲学与从政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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