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从吾心性之学研究：讲学修德的基本方法

二、讲学可以修德

冯从吾认为讲学可以修身养德、涵养气节，所以他主张上自天子，下至庶民，人人都应当讲学。“先生曰天下事各有职分，一毫越俎不得，只是讲学一事，无论穷达，人人都是当讲的，人人都是有份的，却说不得越俎。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1]他认为个人分工、职业有所不同，所以责任也不同。但是讲学一事，人人都应该重视，因为讲学是修身的具体方法。

对于学者而言，讲学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冯从吾认为，学者们聚在一起讲学论道，可以达到“聚坐一番，收敛一番，讲论一番，明白一番”^[12]的效果。而“亲妻子奴仆之日多，接贤人君子之日少，学问终无进益，此古人所以讲学会友常若不及”^[13]。他提出有才、无才都应该讲学，他说：“有才而讲学，益足见其所长；无才而讲学，亦足补其所短。不然，有才而非学则为恃才，无才而非学，则为弃物矣。”^[14]讲学就是学者的本分，也是立身之本，如同吃饭穿衣，是必不可少的，是很自然的事情。

《都门语录》中记载，天启元年（1621），冯从吾应诏赴京前，与同志者叙及赴京后将矢志不渝坚持讲学的坚定决心：“昨余赴京时，有同志祖于郊外，问曰：‘子此行仍讲学否？’余云：‘讲学如穿衣吃饭，难道在家穿衣，做官不穿衣？在家吃饭，做官不吃饭？’闻者大笑，因相与浮白，引满而别。”^[15]他说：“学之当讲，犹饥之当食，寒之当衣，此何待讲？以不待讲者而讲之，盖因天下有一种人，饥不知食，而甚且非人之食；寒不知衣，而甚且非人之衣。载胥冻馁以死者，可怜也。惟其怜之，故不得不讲耳。呜呼！以饥之当食，寒之当衣，而犹待讲也，真多言哉！真多言哉！”^[16]冯从吾还在《川上会纪》中讲到，学如梳洗穿衣吃饭，不可一日不讲，他说：“善有在今日为善，明日即非善者。过有在今日为过，明日却非过者，此处最精微，所以学全要日日讲，才得不差。”“学如梳洗穿衣吃饭，昨日梳洗当不得今日梳洗，今日梳洗当不得明日梳洗，穿衣吃饭亦然。”吕维祺接着说：“若昨日梳洗穿衣吃饭，今日不梳洗穿衣吃饭，便蓬首垢面，或寒而病，饥而死者矣。况终年不梳不洗不穿不吃者乎？”^[17]

世人不理解冯从吾为何对讲学如此重视，时时将讲学挂在嘴边。有人问他：“吾辈只修德足矣，又何必讲学？”冯从吾笑而未答，顷之，此人又问：“如何修德？”冯从吾说：“公只修德足矣，又何必问如何修德？”问者笑而大悟。^[18]一问一答间可见，冯从吾将讲学看做是修养德行的基本方法。冯从吾说，讲学者正讲明其父子君臣之义，提醒其忠君爱国之心。又有人问：“父子君臣之义，忠君爱国之心原是人人有的，何必讲？”冯从吾回答：“如是人人没有的，真不该讲，如磨砖求明，磨之何益？如原是人人有的，只被功名势利埋没了，岂可不讲？讲之者，正讲明其所本有，提醒其所本有者也。如磨镜求明，磨何可无？”^[19]讲学恰如磨镜求明，不但要讲磨的必要性，还要讲如何磨。他在《宝庆语录》中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若不讲如何孝，如何悌，安能孝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不讲如何忠，如何恕？彼谓只孝悌忠恕而不必讲者，是原无心于孝悌忠恕者也。”^[20]

在《勤俭说》里，冯从吾还用具体的事例说明，讲学对士大夫的修养产生的深刻影响。原文曰：

越中有二大夫，其一人讲学，其一人不信学。二公家俱裕，俱以勤俭二字训其子，其子少年，初亦奢惰，后俱折节为勤俭，廪廪遵父命惟谨。其讲学公之子汲汲皇皇读书求友，有勤无惰，自奉甚俭，即敝衣粝食宴如也，而周族党赈贫之略不少吝，其家日裕而声望亦日起，卒为名儒。其不信学者之子亦汲汲皇皇持筹治生，有勤无惰，自奉甚俭，即敝衣粝食宴亦如也，而至亲族党一毫无所施予，人多以是怨之，由是众叛亲离，讼狱烦兴，家事亦渐销落而营利愈甚，卒为乡里所不与。夫此二子者其勤同，其俭同，其廪廪遵父命同，而家道之隆替若此，其异何哉？盖以学问为勤俭，则鸡鸣而起，孳孳为善，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其勤也为真勤。“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其俭也为真俭，故人品家道成则俱成。以世俗为勤俭，则其勤也，为奔忙，为营求；其俭也，为贪鄙，为啬吝，故人品家道败则俱败耳。然则家道之败也，其病岂独在惰与奢哉？夫子孙而能勤俭，亦足称矣，而止因学之不讲，遂至以此败其家而不悟。呜呼！昔人有言，毋以嗜欲杀身，毋以货财杀子孙，毋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为人父祖者，奈何以讲学为非，而至以勤俭杀子孙也哉！^[21]

勤俭持家本来应该提倡，孰料竟出现以勤俭杀子孙的结局。两公皆勤俭持家，一公重视讲学，以圣学训育子孙，故其子是以学问为勤俭，自奉甚俭，却能周济他人，能够丰俭适宜，其勤也为真勤，所以，家道与声望并起；另一公不信讲学，故其子以世俗为勤俭，倒也有勤无惰，自奉甚俭，但他一心为利，贪鄙吝啬，众叛亲离，所以，人品家道俱败。当然，讲学不是为了发家，修身齐家是讲学的本有之义、自然作用。冯从吾以此事例告诫士大夫阶层，讲学不仅关乎自家身心修养、学问工夫，而且关乎子孙训育、家道兴衰。

冯从吾重视对气节的涵养，认为“气节从涵养中来”，不能一任气质承当，涵养气节的具体方法就是讲学，在学问工夫中明理。他说：(www.xing528.com)

气节涵养原非两事，故孟子论浩然之气而曰我善养。可见，气节从涵养中来才是真气节矣，黝舍辈全是个没涵养的人，如何算得气节？

无论古人，即国朝如罗一峰^[22]、杨斛山^[23]诸公，气节表表一代，都是从理学涵养中来，所以能完名全节，民到于今称之，其他诸公始未尝不表表，而末路多败名丧节，只缘胸中以气节自满，无复有学问以涵养之耳。余每见世之有气节者又多不信讲学，何也？可惜！可惜！^[24]

冯从吾认为气节从理学涵养中来，如孟子所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国朝如罗一峰、杨斛山这些大儒才堪称真气节，像北宫黝、孟施舍这样缺乏涵养的人，他们最多是气魄承当，而非义理承当，用冯从吾的话讲，是“血气之刚”，而非“义理之刚”，所以称不上真正有气节。所谓“浩然之气”，北宫黝、孟施舍之“养勇”都出自《孟子·公孙丑上》，为了说明气节与学问涵养的关系，冯从吾对此章进行了仔细的分析，所以有必要摘录有关原文：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兼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孟子形容北宫黝之勇如此：“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北宫黝之勇表现在他对外来的横逆，无论是衣“褐宽博”的无名小卒，还是诸侯，甚至是万乘之君，他都能凛然面对，毫不动摇，“不肤挠，不目逃”，一概以直接的对抗回应之，完全不考虑对方力量之大小。这是借着排除外来的横逆或反抗外在的力量，使己心不受其影响，北宫黝之勇可以说是完全凭意气用事。相形之下，孟施舍明白胜不可必（“舍岂能为必胜哉？”），故不求胜人，但求“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之勇表现在无论胜负得失，其心均能不为所动，即“视不胜犹胜”。其实，孟施舍与北宫黝所凭借的都是“气”，二者的不同在于：孟施舍守气以求超越胜负得失之心，北宫黝则恃气以求胜。在孟子看来，孟施舍之守气，尚未真正把握住要领，“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而曾子之养勇，是在“心”上做工夫，这才真正把握了要领。曾子之勇表现为：“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曾子的大勇表现在他善于反躬自省，他自反所凭借的是义理之性，是自家深厚的学问工夫，自反的过程正是自问本心的过程。

冯从吾指出：“黝之养勇以必胜，舍之养勇以无惧，都是不善养的，故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善字最当玩味。”^[25]只有善用学问之功，义理之刚得以涵养，才称得上是真气节。孟子之所以对学问辨之不遗余力，就是因为“当时道理不明，有志之士惩世之委靡卑鄙者，多欲学刚方正直而又不得其道，于是误认血气之刚为义理之刚，或一味往必胜处学，或一味往无惧处学。”冯从吾接着说：

故曰北宫黝养勇，孟施舍养勇，玩二养字，自见二子意思志向都是要好的，只是学术路头一错，遂流于无忌惮耳。故孟子不得不严为之辨，至于告子虽消得外面的粗暴，而一切不求于心，不求于气，又添了内里的傲慢，其无忌惮更甚。故孟子亦不得不严为之辨，必如夫子告曾子一味自反，才是真正不动心，此孟子之集义养气，勿忘勿助，直接孔氏之传，而非黝、舍、告子之可及也。^[26]

北宫黝与孟施舍不善涵养而流于无忌惮，冯从吾将他们的错误归结为学术上的“气质承当”，是一任意气用事。而告子的错误在于“义外”，以外在的对象作为是非正误的判断标准，从而不求于心，不求于气，李明辉在《孟子重探》中说：“在这种情况下，告子所认定的道德原则并非真正的道德原则。以这种虚假的原则来把定其心，使之不动，正如王阳明所说：‘告子是硬把捉著此心，要他不动。’以这样的‘心’来统御气，也只是将气硬压下去，使之不能反动其心。”^[27]所以，冯从吾以为告子“又添了内里的傲慢，其无忌惮更甚”。总之，北宫黝、孟施舍、告子的错误根源都在于学术路头，学术路头一错，贻害无穷。由此可见，学不可不讲，讲不可不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