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从吾心性之学：衍道脉维道运

一、讲学可以“衍道脉而维道运”

冯从吾为什么如此强调讲学？因为在他看来，讲学可以“衍道脉而维道运”，这个观点继承和发扬了宋儒“以学明道”的传统。从大处讲，讲学可以明道，可以衍道脉而维道运；从小处讲，讲学不但可促使学问长进，而且是修养德性的基本方法，涵养气节离不开学问工夫。

他在《疑思录》中说：“有道脉，有道运。夫道一而已矣，是说道脉。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是说道运。道运有隆有替，道脉无古无今。今吾辈讲学，正所以衍道脉而维道运也，岂是得已？故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性理拾遗》）^[4]”^[5]冯从吾主张讲学以明道，明的不是别的什么道，而是明尧舜之道，就是要发扬传承儒家的道统、道脉，自古至今只有此一条大路，不可须臾离也。他说：

亘古亘今，只有此一条大路，离此便是邪径。自古如伊傅周召、颜曾思孟、韩范富欧、周程张朱、岳武穆、文天祥诸人，皆是从此大路行者，中间虽有吉有凶，然凶亦为吉，死亦为生，而况于吉况于生乎？如操、莽、温、懿、冯道、张邦昌、章惇、蔡京、秦桧、韩胄诸人，皆是从彼邪径行者，中间虽亦有凶有吉，然吉亦为凶，生不如死，而况于凶况于死乎？路径一错，关系不小。讲学原是辨此路径，岂是空谈？^[6](www.xing528.com)

冯从吾认为春秋战国时，老子墨翟之言盈天下，原因就在于学之不讲，造成了道之不明。他说：“晏子沮仲尼，臧仓沮孟子，其罪不在二子而在道之不明，学之不讲，当春秋战国时，老聃墨翟之教行，习俗以薄葬为贤，而以厚葬为如者病。故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曰：‘儒者崇丧逐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鲁平公欲见孟子，臧仓沮之曰：‘礼仪由贤者出，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惟儒字贤字不明，此晏子臧仓之言所以见售，而孔孟卒老于行也。可见，道不可一日不明，学不可一日不讲。”^[7]冯从吾认为，世人不重视讲学，造成有些地方只知以科举求功名，其结果是吾道不明，人心不古。所以冯从吾在京师讲学时，提醒世人说：“天下之事知而不行者有之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大江以北，理学真儒，固不乏人，不过寥寥如晨星耳。无论穷乡下邑，即名邦剧郡，自举业取高科做大官外，更不知世间有讲学一事，说起讲学，且骇问所讲何话，讲学意思为何。呜呼？知且不知，安望其行？世道人心至此，真可痛哭流涕。吾辈今日讲于京师，正要风声远播，使穷乡下邑都知道取高科做大官之外，还有此向上要紧一着。”此时有人问道：“吾子素不好名，今京师讲学，乃要风声远播，何也？”冯从吾回答：“虽不要人知我，却欲要人知学。”^[8]由此可见冯从吾孜孜讲学的良苦用心，以及他对讲学的坚定态度。

冯从吾不但提出讲学可以“衍道脉而维道运”，是维护、发扬道统的关键，而且将是否讲学作为从祀孔庙的标准，而不是只看重人品，这是前所未有的，超出了传统的标准。他强调孔庙的针对性，将能传扬道统，有功圣学作为从祀孔庙的标准。在《宝庆语录》中，他说：“此祀原专重讲学，须在讲学中择其有功圣门，人品无议者方得从祀。若不论讲学与否，而概论人品，则古今人品无议者亦多矣，岂得人人而祀之？且孔子以前人品无议者又不在所遗邪？讲学二字，创自孔子，此祀全为风人讲学而设，不专为古今人物而设也。若古今人物表表不凡者，或祀乡贤，或祀名宦，或为专祠以祀，用以崇德报功，磨世励俗，皆无不可，第不宜轻易从祀孔庙耳。此关系不小，不可轻议。”^[9]冯从吾认为，能否成为一个伟大的儒者，获得入祀孔庙的资格，关键在于他是否讲学，而过去是让所谓品德独占。他以为“此关系不小”，因为人品无议的人很多，如果不讲学，也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儒者。

在《明道集抄序》中，冯从吾曾将二程与周子进行比较，他说：“二程先生之学得之濂溪，而朱文公谓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转，何也？《太极通书》泄千载不传之秘，文公亟赞之，岂其不足于濂溪？盖濂溪精于学而不大讲，至聚徒讲学，大开吾道之门，则自二程先生始耳。讲学创自孔子，至孟子而益盛，自孟子没而佛氏之徒登坛说法，动逾千人，而天下靡然向风，吾党之士，反逡巡畏缩而不敢言。千余年间，无论鲜识者，即有志者亦茫无所适。向使濂溪之后无二先生之讲，则濂溪之学，孰知之而孰传之？先王之道亦岌岌乎危矣，幸二先生排群议而挺然独任，由是佛氏之讲始觉渐息，吾党之士始有依皈，而孔孟以来相传不绝如线之一脉始有所藉，以复振兴之功，比于开创猗与伟矣。故曰：自有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传也。”^[10]周敦颐精于学而不大讲，冯从吾认为，是二程兄弟的讲学活动使濂溪之学得以传播和传承，孔孟之道才得以振兴，所以二程的复兴之功和周敦颐的开创之功是可以相媲美的。冯从吾之所以心心念念于讲学，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讲学对于维护、传扬儒家学统、道统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