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从吾与关中书院：心性之学研究成果

第一节　冯从吾与关中书院

万历三十七年（1609）关中书院建成，其后短短几年时间，在冯从吾的主持下很快便成为与无锡顾宪成、高攀龙主讲的东林书院，江西吉水邹元标主讲的江右书院，南直余懋衡主讲的徽州书院齐名的著名书院。据《徽州府志》记载，明清“海内书院最盛者四，东林、江右、关中、徽州，南北主盟，互相雄长”，关中书院当年的盛况可见一斑。有明一代，书院讲学曾经盛极一时，但是，书院与政治在摩擦冲突中不断受到朝廷的压制与禁毁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在关中书院建立前后都有对书院的攻击、清算乃至禁毁。洪武十五年（1382）颁学校禁例十二条，并刻石置于学宫明伦堂之左侧，称为卧碑。在卧碑的禁令中规定“一切军民利病，工、农、商、贾皆可言之，唯生员不可建言。生员听师讲说，毋恃己见，妄行辩难。……其不遵者，以违制论”。嘉靖十六年、十七年各有一次对书院的严厉攻击和清算。冯从吾生活的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实行专制的政治统治和文化政策。为了防止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势力通过书院讲学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最终导致政令纲纪难以推行，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就提出不许创办书院，群聚党徒。万历七年（1579）正月，张居正以万历皇帝名义下旨毁废天下书院，包括著名的应天府书院在内的六十四所书院在这次活动中被毁。

冯从吾官至御史，这是朝廷重要的行政职务，所以他对前朝和当朝的讲学与禁学之间斗争的历史自然是很清楚的。禁毁书院大都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统治者要控制主流意识形态，不允许社会上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吻合的异化思想流行，因而书院每每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经历了仕途的风风雨雨，冯从吾对明代书院的命运多舛是了如指掌的。但是，累次的罢官使冯从吾对辅佐君王以伸治国安邦之志已不抱幻想，他必须寻求达至理想的其他途径，于是只有将自己的精力投入精研五经、讲学活动中去。那么，对于创建书院可能会遇到的政治干扰与压力，冯从吾也不是心中毫无预感。但是他有着一种学者的担当与执著，希望通过自己的倡导与努力能将讲学独立于政治，在书院里开辟一处世外桃源的学术天地，以讲学的方式践行自己的心性之学。因此，他尽可能地使关中书院、书院的讲学活动远离政治，不断强调书院讲学的独立性与学术活动的纯粹性。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冯从吾期望隐居林下，远离政治，做一个“以学明道”的讲学者在晚明也成了不现实的奢望。即使他自己缄口不谈政治，而他的政治同道还在为政治而热情地奋斗，即使他倡导关中书院的同道们避谈国事，而与他并称的其他书院学人却是热衷于朝政。东林诸人初建书院是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个人资本和社会名声之后，而这些个人资本和社会名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政治资本，注定了他们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顾宪成等人主讲的东林书院从开始就与冯从吾宗旨不一样，强调书院是要明辨事非，主张济物利人。通过书院讲学的方式，聚集人心士气，影响朝政时局。顾宪成提倡“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高攀龙也认为“学者当以天下为己任”，要求将讲学活动和社会活动结合起来，书院在他们的带领下，讲习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天启初年，许多东林人士都在朝中担任要职，当时高攀龙为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为刑部右侍郎，余惫衡为兵部右侍郎，他们身为辅政，振兴吏治，受到上下普遍拥护。

事实上，冯从吾在政治上的波折起伏与他的东林党学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关中书院也不可能“遗世而独立”。更重要的是，晚明东林党人的概念被扩大了，凡是批评朝廷的腐败，凡是为清流所承认的正派大臣辩护，凡是主张在官僚考察中去奸留贤之人，均被视为东林党人。东林党的政治斗争对手绝不可能去细细地研究划分究竟谁是真正的东林党人，他们奉行着宁可错杀，绝不漏网的政策。因此，冯从吾的关中书院与政治的紧张对峙是不可能消除的。(www.xing528.com)

天启二年，居于高位的冯从吾与邹元标共同建立了首善书院，以节义相标榜，以挽救世道人心为目的，以探究学问、钻研学术为宗旨，冯从吾根据自己创建关中书院的经验，走的是一条与东林书院不同的道路，他坚决反对书院议论朝政、臧否人物。事实上，在建首善书院之前，冯从吾等人已开始在京城举行讲学活动，那时他就始终坚持学术与政治分途的观点。无论关中书院还是首善书院，冯从吾都在尽量避免让书院成为议政的场所而遭受到政敌的攻击，但“不谈朝政、不谈私事、不谈仙佛”，依然不能使他们主讲的书院离开政敌的视野。首善书院很快就遭人诋毁而关闭。冯从吾告老退休之后仍然未能避开党争的旋涡，他在返乡后仍得不到安宁，不久即被削籍为民，追夺诰命，关中书院亦随之被毁。

关中书院等其他书院成了党争的间接受害者，而关中书院的禁毁，除了党争的因素外，明显还带有针对冯从吾个人的性质。冯从吾在御史任上，廷议“三案”时曾挺身而出，纠弹不避，铁肩担道义，当时就被许多人怀恨在心。而且，冯从吾的确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乡村或城市的教书先生，他的政治背景、政治名望，以至学术威望对于一般的士人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所以书院很容易发展规模、形成气候，事实正是如此，关中书院成立没多久便“从者如流，门下士多至千余人”。关中书院的影响力和冯从吾个人的凝聚力客观上已产生不容忽视的政治影响，这使魏党夜不成寐，无法不正视，这就决定了冯从吾和关中书院虽然在极力避免，却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

冯从吾内圣外王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不仅济世救人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无从实现，连远离政治潜心学术的愿望也无法实现，甚至于宣扬传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封建统治伦理思想和明太祖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的权利也被剥夺，冯从吾不胜愤慨，气病交加，于关中书院被毁的第二年就离开了人世。

冯从吾给历史留下了一个“以学行其道”的学者背影，它孤独却顽强，悲壮却坚毅。冯从吾继往开来，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讲学传统，展现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讲学人生。可以说，讲学因为冯从吾而有了全新的诠释和对士人安身立命的独特意义，冯从吾因为讲学而成就了自己处江湖之远后的人生新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