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从吾心性之学：工夫与本体合一的成果

第四节　工夫与本体合一

冯从吾为了避免“空虚之学”与“支离之学”的弊病，他在会通诸家的基础上，走出自己独特的“本体”与“工夫”并重的学术道路。他主张本体与工夫并重，认为本体与工夫合一。他勉励后生学者与圣人同，笃信赤子之心，笃信良知，他说：“识得本体自然可做工夫，做得工夫自然可复本体，当下便是圣人。”^[109]若将本体与工夫截然分开，要么失之支离缠绕，要么失之捷径猖狂。他说：

若论工夫而不合本体，则泛然用功，必失之支离缠绕；论本体而不用工夫，则悬空谈体，必失之捷径猖狂。其于圣学终隔燕赵矣。^[110]

冯从吾论述本体与工夫的合一时，有两个角度：一是以本体统摄工夫，率性而为，一切事为自然一一中节；二是在尽性中由工夫以合本体。他以孺子入井、孩提知爱、不忍觳觫之牛为例，仔细分析了率性与尽性、圣人与众人之间的不同。

至善之性体，率之则为道，尽之则为圣人，率性是本体，尽性是工夫。率性众人与圣人同，尽性圣人与众人异，不可不辨也。如见孺子入井而怵惕恻隐，此率性也，众人与圣人同。至于知扩而充之，以至于保四海，此尽性也，圣人便与众人异矣。孩提知爱，稍长知敬，此率性也，众人与圣人同，至于扩知能之良，满孝悌之量，通乎神明，溥乎四海，此尽性也，圣人便与众人异矣。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呼蹴之食，此率性也，众人与圣人同，至于推不忍之心以爱百姓，推不屑之心以不受万钟，此尽性也，圣人便与众人异矣。率性无工夫，尽性有工夫，尽性者即尽其所率之性，由工夫以合本体者也。^[111]

冯从吾认为本体并不玄远、离奇，本体不离工夫，是“即平即奇，即显即微，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112]。这实际是用程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思想来解释“本体”与“工夫”的关系。他的阐述引来进一步的疑问，既然本体不离日用常行，圣贤道理在人伦日用间，只为子孝，为臣忠可矣，何必要强调心性本体，何必讲心性之学？冯从吾回答：“圣贤道理原在人伦日用间，但不知以心性不端之人，为子能孝，为臣能忠否？此必不能，而曰不必讲心性可乎？借忠孝大题目以杜讲学之口，此正以不忠不孝误天下者也。”^[113]可见，之所以在人伦日用间，为子能孝，为臣能忠，就是因为有心性本体的贞定。试想无孝心、忠心，又如何能孝、能忠？徒有外表空虚的孝行、忠行，岂不成了装门面、做样子？

冯从吾说：“吾儒之学以至善为本体，以知止为工夫。”^[114]他在《疑思录》里对至善本体、知止工夫以及二者的统一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问至善，曰：明德而不知新民是异端虚无寂灭之学，是世儒自私自利之学，不谓之明德止至善。新民而不本于明德，是五霸权谋功利之学，是世儒舍己芸人之学，不谓之新民止至善。明德新民而不知本末始终先后之序，是异端悬空顿悟之学，是世儒卤莽灭裂之学，不谓之明德新民止至善。必明德而又知新民，新民而本于明德，明德新民而又知本末、始终、先后之序，方谓之止于至善。且谓之至善，见人性皆善，吾德本明而吾明之，原是吾性自然不容己事，不是分外求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明德自然不容不新民，不是分外求新。明德新民自有本末、始终、先后之序，这次序虽毫不可缺，毫不可紊，皆是天性自然不容缺，不容紊的，不是分外强生枝节，故谓之至善，至善者，指其自然恰好不容人力安排增减者言之耳。此善字即《易》继善之善，孟子性善之善，止于至善是直从本体做工夫，直以工夫合者，此吾儒之学所以异于诸子百家也。^[115](www.xing528.com)

“明德新民自有本末、始终、先后之序”，说的是工夫次第，也是明德新民间的统一。无论是二者间的统一，还是先后之序，都是至善本体统摄之下的，所以是自然恰好，天性自然不容缺，不容紊，不容人力安排增减。也就是说，明德又新民，才是实在工夫，不会涉于二氏之玄虚；新民必本于明德，才有心同天地的大志量，不会涉于五霸之功利，明德新民而又知本末、始终、先后之序，才是真正合于至善本体，“方谓之止于至善”。

在《疑思录》里，冯从吾对“仁”的诠释也表达了本体、工夫的合一。《论语·宪问》曰：“（原宪问）‘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克，即好胜。伐，即自矜。怨，即愤恨。欲，即贪欲。原宪问，若能做到不争强好胜，不自矜自夸，不怨天尤人，不贪得无厌，可以算是“仁”吗？孔子回答，自我克制能达到这四点，我知道是很难的。至于是否算得上达到“仁”了，我不敢说。为什么孔子这样说？因为如果达到了“仁”，是天理浑然，自在完满，自然就是“克、伐、怨、欲不行焉”。可是反过来讲，就不一定了，仅仅做到“克、伐、怨、欲不行”尚不够，关键还要看此克制的工夫，是否以内在的“仁”为依据。所以，冯从吾说：“‘仁则吾不知也’，圣人口气原自浑融，若曰以此为即仁，则制私非忘私之境，固不得谓之即仁；若以此为非仁，则制私亦忘私之渐，亦不得谓之非仁，故曰‘仁则吾不知也’。近世学者所说坏不行，直以为不行，误矣。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自无克伐怨欲，何待不行？此直以本体为工夫，上也；不幸有过，即当力改，故克伐怨欲一切不行，此乃以工夫合本体，亦其次也。”^[116]冯从吾认为圣人口气原自浑融，即仁体与“自无克伐怨欲”是自然合一的，心中有仁体的贞定，率性而为，“克伐怨欲一切自无”，这是直以本体为工夫，是上乘之功；退而求其次，偶有过失，努力改过，制私以求渐入忘私之境，求合于仁体，此制私工夫也是仁体义内的工夫，不能不说这也是仁，这是以工夫合本体。

可见，冯从吾主张“本体”与“工夫”并重，不是将本体、工夫对立起来，而是从二者的统一性上入手，认为工夫即包含在本体之中。他指出，许多人不肯用功恰恰是因为本体不明。他在《关中书院记》中感叹地说：“人多不肯用戒慎之功者何？盖亦未知本体责任不容诿耳。且天命之谓性，非命之甘食悦色，如告子所称，正命之使我位天地，命之使我育万物也。我能位育则性尽而能复天之命，我不能位育则性失而无以复天之命，可不畏哉？……天之命我者，如此其重而又无声臭之可即，念及于此，喜怒哀乐虽欲不中节不敢也；子臣悌友虽欲不尽道不敢也；独虽欲不慎，不睹不闻虽欲不戒慎恐惧不敢也。孔子曰‘畏天命’，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不畏者，原不知耳，若知之，岂敢不畏哉？知本体之难诿，自知工夫之当尽。”^[117]冯从吾认为，做工夫是要复天之命、复本体，并不仅仅是在做工夫的过程中实现本体。这与黄宗羲所说的“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有细微的差别，^[118]在黄宗羲看来，纯粹的本体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工夫中的本体。他以工夫为本体之实现与彰显，所以是以境界为本体。冯从吾则是在工夫中复本体、明本体，从而成为自觉工夫，这是达到“勿忘勿助”境界的前提。

同时，冯从吾的本体工夫是二而一的，不能以工夫为本体；也不能认为本体原自现成，而舍弃工夫。他在《关中书院记》中批评了本体原自现成，不必用功的错误倾向：“或又谓本体原自现成，用功即落意说。是谓天地本位，万物本育，而我不必位育之也，弃天亵天甚矣，其如天命何？……今吾辈自天生以来，俱各命之以位育之性，俱不容不讲危微精一之学，即汲汲皇皇异日，犹未知能复天之命否也，而尚敢暇逸为哉？”^[119]即使整日汲汲皇皇，努力用功，尚且未必能复天之命，更何谈本体原自现成，我不必位育之？冯从吾认为这是弃天亵天之说。

在《疑思录》中冯从吾也阐发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孔门以博约立教是论工夫，非论本体”，批评了“以闻见择识为知”的错误。他说：“孔门以博约立教是论工夫，非论本体，学者不达，遂以闻见择识为知，故夫子不得已又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直就人心一点灵明处点破知字，此千古圣学之原，若闻见择识不过致知工夫，非便以闻见择识为知也。故曰：知之次，知其知，知其不知，是本体；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是工夫。譬之镜本明而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拂拭为明也。以拂拭为明固不是，谓镜本明不必拂拭亦不是，故圣人说出本体正见得工夫原非义外耳。”^[120]本体统摄工夫，工夫自然都是本体义内的工夫，不能将工夫等同本体，而否弃本体。闻见择识，博文约礼都是致知工夫，未达真正的智识，只有能做到“知其知，知其不知”，才是合于本体。冯从吾形象地说，以拂拭为明（以工夫为本体）固不是，谓镜本明不必拂拭（不必用功）亦不是，主张本体与工夫并重。

宋明理学发展至明代，学派林立，但总体而言，或重“本体”，或重“工夫”，“一是探寻儒家所主张的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最后根源，从而证明它们的合理性、永恒性；一是探究践履和完成儒家所主张的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方法和途径”^[121]。一般来说，明代理学家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倾向于一面。程朱理学流于支离，阳明心学尤其是后学谈本体而略工夫，流于浮荡。冯从吾提出“本体”与“工夫”并重的思想，其中就有纠正当时学术流弊的良苦用心。李曾从学术史的角度谈到这点，他说：“先觉倡道，皆随时补救。正如人之患病，受症不同，投药亦异。孟氏之后，学术堕于支离葛藤，故阳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令人当下有得。及其久也易，至于谈本体而略工夫，于是东林顾、高诸公及关中冯少墟出而救之以敬修止善。”^[122]冯从吾力斥朱子、阳明后学之偏，尤其是严厉地批评阳明后学谈无课虚，弃儒入禅，废修言悟，疏于工夫，对世事漠不关心的学术倾向。同时，他指出之所以疏于工夫，根本原因在于本体不明，所以冯从吾强调要“本源处透彻”，要明心性本体。正是从本体与工夫统一的观点出发，冯从吾能够把当时似乎是冰炭不相容的对立学派，看做是一个大家庭里的成员，可以和衷共济。他说：“诸凡先儒所云无欲、主静、居敬、穷理、复性、体认天理等语，皆是致字里面工夫，非谓居敬穷理与致良知并举而对言之也。”^[123]无论周敦颐的无欲、主敬，二程的居敬，朱熹的穷理，薛瑄的复性，湛若水的体认天理，都与王阳明的“致良知”一样，是在强调工夫。他通过这一点，既揭示出工夫的重要性，说明大凡自成一家，尽管其或倾向于重“本体”，或倾向于重“工夫”，都有他做工夫的得力处；同时又指出，理学的终极目标之一，是造就圣人式的理想人格，若舍弃工夫，没有道德实践，理想的圣人境界永远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