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心与理的统一
冯从吾打破门户，指出儒门大家讲心性论都必讲“理”。他一一列举，程子曰“理与心一”；朱子曰“此心虚明，万理具足”；陆象山曰“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薛文清曰“心所具之理为太极”；王阳明曰“人心一刻纯乎天理便是一刻的圣人”。冯从吾指出：“此理自是实，自来吾儒论心都不曾丢过理字，若丢过理字可以言心，则先儒之说皆诬。而象山‘心皆具是理，此理同也’，二句皆剩语矣。”[159]其实，无论是心学，还是理学，都主张心与理的统一。但是，二者统一的基础不同，理学统一的基础是理，朱熹说：“心是包含该载、敷施发用底”[160]，“理遍在天地万物之间，而心则管之；心既管之，则其用实不外乎此心矣。然则理之体在物，而其用在心也。”[161]这是心统一于外在之理；心学统一的基础是心，王阳明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这是内在之理统一于心，随心之发见而表现为忠信孝亲，心与理互为体用，相互渗透，超越了的主体与本体达到了合一。“心即理”说的“理”由朱熹到王阳明，便由外在之理转化为内在之理。理学的心理统一强调外在之理的客观性，但理学的心主要是知觉之心，这种统一是认识论的统一，难免会产生外求支离之偏；心学的心理统一突显了道德主体（心）的自觉性与能动性，强调道德自律，这是主体与本体的统一，是本体论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只有在道德实践（致良知）中才能真正实现，离开实践无法真正实现统一，而只能导致主体的僭越或是本体的坠落，王门后学就是因为废弃工夫，谈空说玄，提出良知现成，流于心性的无限放纵，导致了道德约束力的瓦解。冯从吾与顾宪成等东林学者都意识到了心学的这个弊病，所以他们都重视工夫修为，强调修悟并重，强调人“与天地参”的精神。
那么，冯从吾的理究竟指什么？他又是如何具体地统一心与理的？在他看来，这个理在天地是太极，在人是五伦，在物为物则。他在《辨学录》中说：
这个太极乃天地间自然的道理。[162]
这个物则乃天地间自然的道理。[163]
吾儒所谓太极指实理而言。[164](www.xing528.com)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个有字都是天生来自然有的。在《易》为太极，在《书》为恒性，在《诗》为物则，天命之性命此者也，率性之道率此者也，修道之教修此者也。[165]
他又说：
人心之初，惟有此理。故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有怵惕恻隐之心。此时故容不得一毫残忍刻薄之念，亦容不得一毫内交要誉之念。残忍刻薄、内交要誉虽不同，同谓之欲。故谓心之本体容不得一毫欲则可，谓容不得一毫理则不可。盖人心之初，惟有此理，岂可说容不得？或问：“如何是理？”曰：“即所谓怵惕恻隐之心是也。”[166]
可见，此理就是“怵惕恻隐之心”，就是道德本心的发见，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道德伦理。人之五伦是社会道德规范，更是天命之性，它是天生来自然有的。人心之初，此理与之俱来，本容不得一毫欲，因而，乍见孺子入井，自有恻隐之心，而容不得一毫残忍刻薄、内交要誉之念。此理既是天命之于人，是天命之性，它必然要求主体在“不容己”的心性工夫中不懈修为，即致之、尽之、极之、敦之、崇之，才能复天命之性。所以冯从吾主张的心与理的统一，是在工夫（道德实践）中切实的统一，它既强调社会规范对心的约束，又重视社会规范背后的人性依据，这种心与理的统一是内在的人性本原与外在宇宙之理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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