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笃信良知之学
冯从吾对学术的纠偏是站在心学的立场上，会通诸家，兼采旁收，为己所用。可以说，他是从心学的阵营中自觉挺立起来，对心学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救治的思想家。《入乡贤祠传》评价冯从吾：“其学虽自王氏入，终亦微救无善无恶之病。”[92]说明其为学进路、理论基底都是心学路向，对无善无恶的批驳也是站在心学的立场对王学末流的纠偏，属于心学的自我救正。邹元标在《少墟冯先生集序》：“公学虽有宗，然于新建亦极笃信。曰：‘致良知三字泄千载圣学之秘，有功吾道甚大。’虽不能疑无善无恶一语，又曰：‘非无善无恶之说，并非致良知之说者，俱不是。’盖公不欲以虚无寂灭令后学步趋无据。”[93]邹元标对冯从吾之学的认识可以说是深刻的，他看到冯从吾对阳明的笃信与契合，也理解冯从吾极力批驳“无善无恶”说的真正用心，是针对后学的玄虚与浮荡。所以邹元标说“不能疑无善无恶一语”。对冯从吾的心学路向，姜士昌也有认识，他在《冯少墟先生集序》中说道：“公于象山、阳明二家言，若相辨难，实相成真，而先生益友矣。”[94]
明代阳明心学大盛，当时的哲学家都不免“多谈心性”。冯从吾九岁时，其父冯友即手书王守仁诗句“个个人心有仲尼”，“命习字，即命学其为人，先生（冯从吾）便亹亹有愿学志”[95]。冯友笃信阳明学，为冯从吾兄弟三人分别取名为敬吾、从吾、养吾。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96]王阳明就有《从吾道人记》一文，他在文中赞扬董萝石老人说：“真可谓之能‘从吾所好’矣……夫吾之所谓真吾者，良知之谓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言而忠信焉，行而笃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从真吾之好，则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将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富贵贫贱、患难夷狄无入而不自得，斯之谓能从吾之所好也矣。”[97]这中间可以看到王阳明对冯从吾父子的影响。在父亲的熏陶下，冯从吾自童年起就开始接触阳明心学，但他此时对心学的向往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在太学中对儒家经典的系统学习使冯从吾的思想逐渐成熟。太学完成学业后，遇到了影响他后半生的业师——许孚远。明代心学有两支学脉，即江门心学和姚江心学，关中学者得心学之传的，首推渭南南大吉。南大吉字元善，号瑞泉，他在苏州任职时拜王阳明为师，深得心学真传。他很重视道德践履的工夫，却没有从理论上作出总结。南大吉的心学对冯从吾理论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冯从吾师从许孚远，许孚远对其心性之学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许孚远是甘泉学派中走向阳明心学的一路，对阳明的良知学极为赞赏，“孚远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98]。许孚远督学关中时，长正学书院，以“正学”名书院，可见其为学志向与关怀。冯从吾心契许孚远，而且得到许孚远的赏识，这说明冯从吾的心学路向已经基本确立。
冯从吾的思想虽然具有会通的特点，但阳明心学构成他的理论根底。冯从吾提出：“圣贤之学，心学也。”“自古圣贤学问，总只在心上用功，不然终日孳孳，总属枝叶。”[99]他在《存古约言序》中说：“孟云浦（北方王门学派的代表人物）先生，潜心理学，力追古道，与余莫逆。”[100]与王学的相契使他与王门学者有莫逆之交，而这种交往又加深了他对王学的理解。受许孚远的影响，冯从吾对王阳明的“致良知”推崇备至，认为是“圣学真脉”，有力地纠正了南宋以来学术的支离之弊。冯从吾将主静、居敬、穷理、静坐、体认天理、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都看做是致良知工夫。他还将良知与理、率性相联系，将致良知之说与精一之说相联系。他在《答张居白大行》中说：(www.xing528.com)
王文成公之学其得失正不相妨，其得处在致良知三字，直指圣学真脉。且大撤晚宋以来学术支离之障……自良知之说行，而人始知个个人心有仲尼，不专在著述多寡，而文清[101]始获从祀，其默有功于世道人心何如此？文成得处不可诬也，其失处一在以无善无恶为心之体，翻孟子性善之案，堕告子无善无不善，佛氏无净无垢之病，令佞佛者至今借为口实；一在举学庸首章，必欲牵俯而绌文公以穷理解格物之说，不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言非与？一在低昂朱陆太过，而以影响疑朱仲晦，以集注或问为中年未定之见，不知文公临终时犹改订诚意章注，集注或问不知费一生多少心思，安得以为未定之见而启后学之惑？此文成失处不可讳也。[102]
在推崇良知的同时，冯从吾指出王阳明失处有三：其一是讲“无善无恶心之体”；其二是否定朱子以“穷理”解“格物”，认为此工夫失于支离；其三是“低昂朱陆太过”，认为《四书集注》《四书或问》是朱子中年时不成熟的思想。冯从吾认为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与孟子性善说相悖，是阳明失处。与冯从吾不同，许孚远对四句教首句是肯定的，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是说明性体之未发、廓然寂然，其中是有深意的，但是王龙溪将其扩展为四无说是失却阳明正传的。应当承认，冯从吾对“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批评有失得当，认识不如其师到位。但是应当看到，他真正的用意是针对“无善无恶”说在工夫实践上所产生的流弊，对于心体在存有论意义上的至善之义、境界论意义上的无执不滞，他是认同的。这里，冯从吾有因人病而病法的偏失，但他也是有苦衷的。他对心学笃信无疑，苦思力践，这已融入他的精神和生命，然而王学末流主张“无善无恶”说，谈玄说虚，废修言悟，流入佛禅，这是他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追溯思想根源，就追到了四句教首句，对四句教首句的批评在他看来是正本清源。同样的原因，他极力与佛道辨学，认为佛家主张本体之无，儒家主张本体之有。辨学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辨学录》中。
冯从吾坚信良知，所以他会自觉地对心学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面对王门后学提出良知现在、现成诸说，尤其是泰州学派对礼教发起冲击，蹈于猖狂无忌惮，致使心学或流于狂荡，或流于玄虚，冯从吾自觉担负起纠心学之偏的责任。所以，他援引朱子学的主敬工夫，强调躬行礼教的关学学风，都是有其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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