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归宗孔孟之道
据《行实》载：“先生之学一禀孔孟，以心性为本体，以诚敬为工夫。”[79]祝万龄的《入正学祀》对冯从吾之学有相同的认识：“以孔孟为宗，以心性为体，以诚敬为功，以辟邪距异为要。”[80]面对晚明陈腐的科举制度、王学末流浮泛的学风，冯从吾明确宣称自己遵从孔孟之道，他提出：“论道体，则千古之门户无二”[81]，千古学问皆孔氏之道。其同门师弟刘宗周也认为，冯从吾所讲皆圣贤之学，他说：“夫学至于孔孟已至明至尽，无可复加，学圣贤者，只当就其意以发明，不必别开门户……今冯先生所讲，皆圣贤之学，而未尝自标为冯氏之学，其所最辟者，尤在于佛氏之心性与近儒之无善无恶，而一皆取证于圣贤，不以一毫私见与角是非。”[82]
冯从吾对四书进行了系统的研读，“以心读之，以身证之”，形成自己独立的思考，为其心性之学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疑思录》就是由其读书札记辑录而成。杨嘉猷在《疑思录》序中说：“众人以书观书，只籍为制科雁羔，而一切无补于身心，是不知疑者也；贤知者左袒二氏，反厌薄圣贤之言为无奇，是不屑疑者也。不知疑、不屑疑则均之未能思矣。先生力排异端，羹墙尧舜，故于四子之书，以心读之，以身证之。证之而是也则已，纤毫未恊，焉得不疑，疑稍未释，焉得不思，思者明之基，而疑者信之渐也。”[83]杨嘉猷说《疑思录》“大都悟后语”，这不是过誉之言。《疑思录》是冯从吾对四书重新思考后，在其心学工夫中形成的自得之学。例如，他对“大体”、“小体”的理解，对“从心所欲不逾矩”、“博约”、“知”的诠释都有独到之处。据《疑思录》载：
问从心所欲不逾矩，曰：只从心所欲便不逾矩，若从耳目口体所欲，便逾矩矣。故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84]
孔子所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为学进德的最高境界，即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冯从吾将“从心所欲不逾矩”与孟子的“大体”、“小体”联系起来。孟子说：“体有贵贱，有小大，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告子上》）[85]孟子所谓贵而大者，指的是心志；贱而小者，指的是口腹之欲。所谓大体即心；小体即耳目口体之类。孟子以为大人就是从“心”（大体）所欲，而不是从“耳目口体”（小体）所欲，这是善养大体，而“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86]，所以自然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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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以博约立教，是论工夫，非论本体。学者不达，遂以闻见择识为知。[87]
知知，知不知，是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致良知。故曰是知也。[88]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老子·七十一章》）[89]老子叹世人之不知至道，常常自以其妄见为知，这是自知其知，自以为是。这是老子教人柔弱谦下。而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90]冯从吾认为老子讲“不知知，病”，这没错；但讲“知不知，上”，有问题，这会让人终究不知。因为良知本体知是知非，应该是“知知，知不知”，依良知而推致，则自然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地讲，这里冯从吾也有见“道”（无之道）不明之处，这与他一贯坚持的辟佛老的立场有关。
祝万龄曾评价冯从吾说：“以孔孟为宗，……以辟邪距异为要。”刘宗周也说：“其所最辟者，尤在于佛氏之心性与近儒之无善无恶。”辟佛老体现了冯从吾纠心学之偏的良苦用心和“醇儒”气象，也反映出他有保守的一面。
冯从吾的心性之学深受孟子的影响，他对心的规定基本继承了孟子“仁义之心”的规定，他在诠释孟子的性善论时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正是孟子道性善……孟子只说仁义原是大家性中生来的，何必去假？如不信是性中生来有的，何不于乍见孺子入井之时去验一验，既验得怵惕恻隐之心是人人有的，则仁是人人生来有的，不必去假可知。”[91]说明他对孟子性善论确有精到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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