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从吾心性之学研究：内圣层面提升

三、林居讲学——心性之学在“内圣”层面的提升

冯从吾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月罢归后，“林居凡二十六年，一字不干公府，绝口不谈时事。荐章百十上，世推‘南邹北冯’^[35]”。此次罢官回到长安后，冯从吾闭门谢客开始了他的学术人生。碰了皇权政治这块坚硬的大石头后，冯从吾内心的冲击是巨大的。思想深处经过对当朝政治现状和历史百回千折的反思，对朝廷的专制腐朽、皇帝的昏庸专断有了彻底、清醒的认识。此时的冯从吾已年近不惑，仕途的一再受挫使其人生定位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坚定，对做官成就人生理想不再抱希望，所以即使当时“荐章百十上”，他却丝毫不为所动。因为他已抱定个念头：要挽救明王朝的危机，必须大兴讲学之风，弘扬圣人之学，从而点石成金。也就是通过明学术，使皇帝、群臣及世人在听取学者的谈经论史中明晰国家兴亡，何由取舍、去从的道理，进而使朝纲重整，明王朝驶入复兴的正确轨道。冯从吾用心良苦，他虽不得善遇，却仍寄希望于君主有朝一日能醒悟，把弘扬儒家理学作为有朝一日昏庸皇帝的醒神“灵丹”。这让旁观者看起来有些渺茫和虚幻，笔者却深感悲壮。先生这是知不可为而为之，作为人臣，作为儒者，他认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冯从吾开始了“以学行其道”的讲学人生。这是冯从吾的第二次沉潜，时间很长，“凡二十六年”，更深沉，“一字不干公府，绝口不谈时事”，这是一种更为深入的内向收摄的工夫。既还故里，冯从吾于是专心治学，吸取先正格言，体验身心。与王经轩、张舜典、萧茂才诸君子讲学于宝庆寺。越数会，受诸君子委托，万历二十四年（1596）秋，冯从吾拟定《学会约》八款。《学会约》明确了学会会期、同志间交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阐明了讲学内容及教材，体现了学会的宗旨、学风特征等。如“会期每月三会，初一、十一、廿一”，“会中一切交际俱当谢绝”，“不设酒醴，不用柬邀”。“会期讲论毋及朝廷利害、边报差除，毋及官长贤否、政事得失，毋及个人家门私事与众人所作过失及词讼请托等事，亵狎戏谑等语。其言当以纲常伦理为主，其书当以《四书》《五经》《性理》《通鉴》《小学》《近思录》为主，其相与当以崇真尚简为主，务戒空谈，敦实行。”^[36]学会的宗旨反映出冯从吾注重讲学的独立性，注重士大夫内在的修养。学会是独立自主的组织，有固定的会期，会中讲论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主，谢绝讲学之外的其他交际，毋论朝廷、长官、私事等他事，这是一种明显的内向收摄的工夫理路。《学会约》也体现了关学崇真尚简、严谨朴实的学风。

冯从吾还为听讲者诸生立学规二十款，题为《士戒》，从而对诸生从严训导。冯从吾首先以身作则，反求诸己，谓“倘中有不率者，诸生当先鸣鼓攻余训导不严之罪”。不久，凡农工商贾各界人士都来听讲，并问：“讲些什么？”为了便于理解，冯从吾将《学会约》化约为通俗易懂的《谕俗》，便于几句话答复他们，《谕俗》曰：“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因录旧对一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37]《谕俗》使《学会约》的思想核心——“善”通俗化，得以普及大众，进入农工商贾的生活中。这一年仲冬十一日，在宝庆寺讲学期间，冯从吾被问及舜跖善利诸章，“诸君子各虑所见，互相发明”，先生为折衷之，做《善利图》并系之以说。^[38]冯从吾的心性之学以王学为根基，又远承孟子，他坚信孟子的性善论，用图解的方式指出善利在一念之间，一念之差便分舜跖，中间无路，一目了然，清楚明白。冯从吾在宝庆寺讲学期间与诸生的问答语，由门人许大伦、任国珣辑为《宝庆语录》一卷，付梓传世。

冯从吾由端正学风进而敦化士风乡俗。关学奉行“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宗旨。从张载到三吕、范育、苏昞，皆先“正礼文”、“学古道”，务求先王本义，使学者视听言动、出处进退先有据守，“亦如天地设位”，真正“知礼”。^[39]关学如此重礼化俗，尤其是由蓝田吕氏制定并推行的《乡约》《乡仪》，^[40]使关中社会风俗为之丕变。晚明时的秦地士风日下，如时人“争讥”、“诋毁”，不能“成人之美”。^[41]冯从吾与有识之士对当时的士风不古深有同感，认为：“世道隆污，系士风厚薄。而返薄还厚，倡之者当自士大夫始。使士大夫而犹然不倡，则齐民何责焉！”^[42]于是倡议立会，并公推冯从吾拟会约。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二月，冯从吾拟出《关中士夫会约》十三条，约定会期及聚会的具体规定。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初六，关中士夫首次聚会。会后冯从吾就旧病复发，卧床不起，此后九年闭关静摄，未能赴会。

冯从吾闭关静摄九年，内向收摄之工已做到极致，此后其学养愈厚，对圣贤之学自得于心。他越来越强调讲学对于士人的重要性与特殊意义，认为讲学是士人独立于仕途政治之外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士人安身立命、人格修养、治国平天下所独有的也是最佳的方式。晚明时学风虚浮，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重事功，不事讲学，或虽讲学却是讲“非学之言”，即或“谈玄说空”之言，或“看书作文时务”，或似是而非之言等等。冯从吾认为这与不能“敦本”有关，他说学问不能抓住根本，就会不得要领，陷入支离，“本体源头处一不清楚，此所以后来流弊无穷”。^[43]王学末流“逐末而迷本”，流于玄虚，不可避免要陷入佛老异端“悬空之学”。为了对治王学末流的偏失，冯从吾以“敦本”对“务末”，以“尚实”对“悬空”，极力与异端辨学，与佛老之玄虚立异，使“吾儒修德之学”见诸实效。万历三十三年（1605）秋天，冯从吾与凤翔张心虞（舜典）谈心性之学，所见甚契，别后著成《辨学录》八十一章，明儒佛之辨，申下学上达之旨，免后学之惑。^[44]书稿由门人杜邦泰等作了校对，书后有张舜典的跋。武陵后学杨鹤在《辨学录序》中说：“卧病闭关九年，精思力践，遂入圣人之室……《辨学录》一书，尤先生静中妙语，见儒释所以分别处，皆昔贤所未发也。”^[45]

为维护士阶层的独立性，冯从吾尤重讲学传统，这也就可以理解冯从吾为什么强调道统学脉的延续，注重对学谱、家谱的整理，他实际是在追寻士君子阶层的历史发展轨迹。例如，他偶然间读滦州（位于今河北省）旧志，得知横渠后人从金元已流寓于滦，“读至此不觉踊跃为先儒喜”，即致书滦州永平王保宇郡守，望其查实。^[46]后沈自彰（字芳扬）就是从冯从吾处了解了详细情况，并将横渠后人从河北迁回。^[47]万历三十四年（1606）九月，冯从吾著成《关学编》《冯氏族谱》《冯氏家乘》。明代的人好标榜，特别是在谱牒记载中，多有夸耀失实的现象。但从《冯氏族谱》的情况来看，记载得较为慎重，冯从吾没有隐讳自己的寒微出身，实事求是地断自可知之世，且毫无潜隐夸耀不实之事，对于无文献可稽的事和无定论的人，宁可阙之。体现出敦本尚实的关学学风。《关学编》是冯从吾为识“关中理学大略”，集宋、金、元、明关学诸儒行实，发凡起例，探隐索迹，为陕西关中的理学而首次创编。亦可以说它是一部关学史，它通过为理学诸子立传的形式，述其为学大略，辨其授受之原委，明其道学之统绪，借以恢复孔孟“儒之正传”。冯从吾率先总结了关中理学的产生、发展状况，使宋明理学在关中地区范围内的跌宕起伏，有了比较清晰的脉络。虽然他并未真正给关中理学归纳出一个学术传统，而是凡祖述孔子者俱予其列，但是，因为有了这样一部关中理学的学术史，客观上为关中理学建立了一个学统。(www.xing528.com)

冯从吾强调讲学的重要性，他自己也坚定地走在“以学行其道”的讲学道路上。万历三十六年（1608）三月，冯从吾与地方官及学者讲学于太华山（华山）中，时有华阴县令朱官及理学名士杨震等来访，邀其讲学。十五日“午后即讲于岳庙官署中”，邑中诸生听讲者数十人，私下议论“今日华麓，何殊白鹿鹅湖，甚盛事也”。晚上邑郡守王惟大“又治具寓邸，坐次讲学”。十六日“会讲友益众”，十七日“复会讲于灏灵楼上”，十八日偕诸君登岳，青柯坪途中遇雨，故二十五日始归。后青柯坪改为太华书院。此次聚会讲学的主要内容为儒家心性之学，冯从吾主要讲述了《中庸》“率性章”的微言大义，“华阴士之知讲学亦始于此”。

万历三十七年（1609）三月，冯从吾讲学于太乙峰（今终南山）下。^[48]先生自“挂冠归，则恂恂大雅似不能言，而理学亦邃，从游者日益众，一时缙绅学士多执经问难，而农工商贾环视窃听，有非宝庆禅寺所能容者，当道遂为辟今关中书院以聚众讲肄。”^[49]是年十月一日，陕西布政司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一批官员找冯从吾谈学论道、联镳会讲，看到几千人聚集在狭小的宝庆寺中，拥挤不堪。第二天，他们就下令将宝庆寺东边的“小悉园”拨出来改建成关中书院。关中书院的建筑规模宏大，中间讲堂六间总名“允执堂”。“书院名关中而扁其堂为允执，盖借关中‘中’字阐‘允执厥中’^[50]之秘耳。”^[51]“允执”一词，最早出自《尚书·大禹谟》，允者诚信也；执者执著不二之谓也；中者不偏不倚，是为中庸之道也。关中书院取“允执”二字名堂，不仅寓意坚持儒家的中庸思想，更暗合关中之名。

新建的关中书院，首请冯从吾、周淑远等名流主讲，冯从吾任山长。关中书院一时“同志川至云集”，川、甘、豫、鄂等地学子纷纷负笈前来就读，盛况空前，从学者多达五千余人，成为明末四大书院之一。冯从吾亦声名大震，被誉为“关西夫子”。冯从吾竭力坚持讲学要独立于政治之外，而当讲学的独立意义显示出来后，它却在客观上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政治影响，当道的官员反而纷纷出面助学。

万历三十九年（1611）孟冬，冯从吾至三原池阳拜谒王端毅、王康僖、马溪田、张安坡、温一斋五位学者祠墓。谒墓后，应门人之请，讲学于城北西寺。翌日归，又有长安门人请讲于城南庆善寺。“先生池阳之讲，不惟士人兴起，即里巷小民咸拥与聚观，候门窃听，欲得一二语终身诵之。”^[52]门人将两地讲语辑录成帙编为《池阳语录》。万历四十年（1612）春，冯从吾又赴新辟的太华书院讲学。万历四十一年（1613），门人王之翰等收集冯从吾在华岳多次讲学的语录，编为《太华书院会语》梓行问世。

万历四十二年至天启元年（1614—1621），冯从吾主要主持关中书院事及讲学，除此便杜门著述。万历四十三年（1615）开始修撰《长安县志》。此外还修成《元儒考略》，是书为元代理学家传记，辑录学者八十二人，各为一传。“元儒笃实，不甚近名，故讲学之书，传世者绝少，亦无汇合诸家，勒为一帙，以著相传之系者。”儒学的道统、学谱在元代历史中模糊，“从吾掇拾残剩，补辑此编，以略见一代儒林之梗概”^[53]，因而此书史料价值很高。

林下讲学二十六年，冯从吾的心性之学不断完善，趋于成熟。在讲学、论学的过程中，冯从吾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心读之，以身证之，形成了自己的自得之学，即认识到“本体”不离“工夫”，所以强调“本体”“工夫”并重，反对王学末流废修言悟，废弃工夫，流入玄虚。随着对内圣之学的不断体认，冯从吾内向性的工夫理路也逐渐形成，强调“养心”、“自反”，注重反求诸己，寻求内在的自足。强调讲学自身的独立对读书人的重要意义，提出讲学要独立于政治，士者阶层要独立于仕途。他注重道统学脉的延续，注重对学谱、家谱的整理，实际是在追寻士人阶层自身的历史轨迹与发展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