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仕途，冯从吾心性之学的展开

二、初入仕途——心性之学在“外王”层面的展开

万历十六年（1588），冯从吾三十二岁举于乡。次年进士及第，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应馆课，于一切浮华翰苑风气尽数驱除，惟与焦漪园、涂镜源、徐匡岳诸公立会讲学。在讲学内容上，“不规规于辞章”，而重在德行。冯从吾独立的个性在翰林院便显现出来，董其昌在《序少墟先生集》中回忆说：“在昔乙丑之岁，庶常吉士二十有二人……是时同侪多壮年盛气，不甚省弱侯语，惟会稷陶周望（陶望龄，字周望）好禅理，长安冯仲好好圣学，时与弱侯相激扬。仲好冷面骨人也，尝端居晏坐，茹淡寘营文字之饮鲜所征逐。吾党爱周望之简易，而惮仲好之矜庄，不敢以狎进，私戏之曰‘此食生猪肉者’，谓其有意于两庑之间也。”^[17]冯从吾心向圣贤之学，此时已表现得非常坚定、成熟。他平时就注重个人修养，为人处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参加宴席也坐得端端正正，不参与酒令，所以同事们感觉他不随和，对他敬而远之。

冯从吾在馆中阅《邸报》而心生感触，著《做人说》两篇（《全书》卷十四），阐述了做人的道理，也表达了他初步成熟的人生理想。冯从吾提出学会做人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做官只是一种做人的方式。他说：“是《大学》一书乃古人做人之法则。”^[18]格致诚正是讲做人，平天下治国是讲做官，也是讲做人，做官做人不是两事，“做秀才做个好秀才，做官做个好官，就是做人”^[19]。他提出“文人何如圣人？”抒发了自己希圣希贤的志向。他又说：“阳明先生曰个个人心有仲尼，岂欺我哉？……途患不行，不患不至，不用工夫而曰尧舜孔孟难为，真难之难也。”“做人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20]冯从吾批评了圣人难为的思想，认定只要心怀抱负，脚踏实地认真去做，最终一定能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做人说》既体现了他对世界、人生的基本理解，也表现出典型的心学志趣。他非常强调圣贤理想是构成儒者的人格的基调和内在根据，其内向性的修养论倾向、内敛的性格特征都开始显露出来。同时由《做人说》也可以看出，冯从吾此时对仕途充满信心，满怀期望“做个好官”，坚信做个好官就是在做人，视做官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切实可行的途径。

入仕后，冯从吾初在礼部任职，为了警示自己，他在墙壁上书自警语二则。其一曰：“士君子释褐后，不可忘了秀才气味。凡事让人一步，凡事俭用一着，便是做人实际，不然贻累不浅，悔之何及？”其二曰：“自己不能寡过而望人容我，惑也。望人容我而我不能容人，惑之惑也。必随事自反，不与人较量，方能拔此病根。”^[21]这两则自警语都是冯从吾在提醒自己，进入仕途后不要忘本，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可以看出，冯从吾给自己的定位首先是一个读书人，做一个好秀才才真正守住了读书人的本分，所以他强调“不可忘了秀才气味”。冯从吾清醒的自我认识反映出当时士人阶层的独立意识，他们志在圣贤，以读书讲学为生，不依附达官显贵。正因为有这样的人生关怀，内心自足，所以冯从吾能做到“凡事让人一步”，“随事自反，不与人较量”。这也构成了他以后能直面人生，达观仕途，敢于疏斥权贵，直谏犯上的内在依据。冯从吾言行一致，没有让自警语成为墙壁上的装饰。当时进入朝廷的进士，大多都去宦官那里谒拜巴结，只有他清拔不屈，我行我素。据《行实》记载：“入朝者多饭中贵家，先生独携茶饼往。所到必以理学书一二册自随。”^[22]此种特立独行的超迈气象，如无内在根据，岂非成了现代人讲的“作秀”？只能徒招嫉谤。

万历十九年（1591）八月，冯从吾由庶吉士改任山西道御史。明万历朝，宦官专权而跋扈，许多朝臣都想方设法逢迎巴结宦官，而冯从吾在御史任内，许多宦官主动递上名帖示好，冯从吾却拒不买账，一律坚决退回。“巡城日，中贵以半刺通者，却必峻，若辈从息。”^[23]中贵即宦官。刺即名帖，相当于后来的名片，刺通即是递上名帖，表达希望结交的愿望。宦官的名帖被冯从吾拒绝后，无奈只好作罢。冯从吾在御史任内，拒斥徇情枉法，一身正气，与朋友往来也是以书卷相送，被誉为“御史秀才”。他是在其位，则必谋其政，整肃法纪，坚决果敢。“司城者结首揆纲纪为厉，疏斥之。”^[24]司城者上下勾结，违法乱纪，为患已久。既然这样的情形不是一天两天了，想必以往的御史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姑息养奸。而冯从吾眼里容不得沙子，发现问题立即上疏，由于他的凛凛之威，权贵之士才稍稍有所收敛。尤其有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此人倾邪狡猾，却是大有背景，“督科胡某为政府私人，前后疏参者，神庙皆留中，先生列其状，得旨摘调。”^[25]冯从吾弹劾胡汝宁之《论劾险佞科臣疏》可谓义正词严，他说：“盖谓汝宁以一小人之言，中于皇上，故言科场则皇上听之，言铨臣则皇上又听之，或下部覆，或命回话，使君臣上下反覆疑二，是今日，庙堂之上已不胜其多事之扰矣。傥汝宁恃皇上之优容，而再肆倾危之巧计，则议论愈多，是非愈混，其弊不至于小人攘臂，君子裹足，不止者犹幸。”^[26]力劝皇上远小人，近君子。因为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君臣之间互相猜忌，使社稷无忧。冯从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说服了神宗皇帝将胡汝宁“摘调”。

冯从吾御史任内，京畿闹灾荒，官府设粥棚救济。冯从吾巡城时发现，无人吃粥，他于是亲自尝粥，见粥饭色污味苦，即予以追究。原来主事将好粮贪污，用霉粮掉包。经冯从吾揭发后，赃官们收敛行迹。可以看出，初入仕途的冯从吾抱定内圣外王的理想，对朝廷充满期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经世济民，有所作为。而弹劾胡汝宁可说是大获成功，这无疑更加坚定了冯从吾的信心，《论劾险佞科臣疏》在万历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天后，冯从吾就又递上了《请修朝政疏》。

明神宗朱翊钧中年后深居宫中，沉湎酒色，荒于朝政，致使奸臣专权。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十三日，冯从吾冒死直谏，上章奏抗议，这便是闻名于史的《请修朝政疏》。其疏曰：(www.xing528.com)

题为中外多事，朝政当修，恳乞圣明励精以图万世治安事。臣不佞猥以书生叨入仕籍三年于此矣，窃见皇上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多留中不发。……皇上试观丁亥戊子年以前，四裔效顺，海不扬波，天下何等景象也，是励精之效既如彼；乙丑庚寅以后，南倭报警，饥馑荐臻，天变人妖叠出还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静摄之患又如此。……不曰皇上困于麯蘖之御而欢饮长夜，而曰皇上倦于窈窕之娱而宴眠终日，不然何朝政废弛至此极也？虽皇上近颁敕谕，谓圣体违和，……天下人心岂可欺乎？况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酣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臣愿皇上勿以天变为不足畏，勿以人言为不足恤，勿以目前之晏安为可恃，勿以将来之危乱为可忽。^[27]

此疏首先开宗明义，指出朝政当修，请皇上励精图治；接着对比了励精之效与静摄之患，前者“四裔效顺，海不扬波”，后者却是“南倭报警，饥馑荐臻，天变人妖叠出还至”；进而又直接揭掉了“静摄”这块遮羞布，说神宗“借静摄之名，以少掩其晏安之非”，“况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酣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如是则既非静摄，又废朝政，纵谕旨森严，恐亦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后世也”；最后，劝谏皇帝少酗酒勤政事，警示其不要因暂时的平静而忽视即将来临的危机。虽然冯从吾是一片忠心赤胆，但他如此这般不留情面的谏言、犀利刺耳的言辞纵使善为纳谏的唐太宗在世，也不免会勃然变色，更何况是中年之后昏聩不可救药的明神宗。结果可想而知，神宗皇帝恼羞成怒，传旨欲廷杖冯从吾，幸而适逢仁圣太后寿辰（长秋节），加之大臣们的再三苦求，才幸免于难。从此，冒死直谏之声震于天下。

廷杖及幸免之事冯从吾都是事后才知道的，事后他在《秘录》中记载：“时从吾滥竽西台已六月，先是疏劾都给事中胡汝宁，主上幸见纳，窃以为圣明在上，正臣子披肝露胆之时，于是此疏于正月十三日上。”^[28]毫无知觉说明神宗的反应完全出乎冯从吾的意料之外，他认为天子总是“圣明在上”，他们犯错误都是受了奸臣的蒙蔽，所以正需要忠良臣子“披肝露胆”上书劝谏，辅佐君王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弹劾胡汝宁“见纳”，使他对神宗充满了期望。同时，初入仕途的冯从吾一腔学者的担当气概，满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心存“文死谏，武死战”的信念。理学家都有担当气概，心学家更是坚持“以己心之是非为是非”，有自己独立的是非标准和道德判断，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并付之于实践，这就是“致良知”，不被任何外在强加的压力所改变。在他们看来，大是大非面前，天地可以掀翻，直谏受蒙蔽之君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但是，神宗的传旨廷杖对冯从吾来说犹如当头一棒，使他弹劾胡汝宁后有点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神宗就是要向冯从吾这些士大夫显示皇权的威严与皇帝的不可侵犯，让他们明白何为君，何为臣；何为主，何为仆。冯从吾的确也深深体会到了来自皇权的压制与威胁，其“外王”的人生理想开始逐渐转变。《请修朝政疏》及其后的一再受挫，使冯从吾不再沉湎于一味的义气承当。以后，其心性之学的工夫理路便一步一步转向内敛反省之路，主要精力用于读书讲学。

冯从吾因廷杖事免，归乡后不久，朝廷又复其原职，但很快他请告归关中。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三年（1592—1595），冯从吾在陕西与故友萧茂才（辉之）等人以读书论学度日。他们在宝庆寺共同讲学，对四书深入细致地进行研究，并将三年的读书札记由萧茂才编次为《疑思录》六卷。时“多士执经问难，户外屦常满”，他们“力僻蓁芜，共偕大道”，倡明洙泗之学，邹鲁之秘。正如其于该书中自序所言，“余自壬辰请告，杜门谢客，足未逾阈者三年，自药裹外维以读书遣怀，无它营也。间有二三同志及伯兄月夜过存，相与讲孔曾思孟之学，辨析疑义。”^[29]归乡的三年，是冯从吾第一次沉潜于读书的时日，他将以前对圣贤之学的理解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以心读之，以身证之”，始而疑，进而思，最终在对四书重新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自得之学，这从篇名《疑思录》就反映出来。杨嘉猷在《疑思录序》中说：“先生力排异端，羹墙尧舜，故于四子之书以心读之，以身证之。证之而是也则已，纤毫未恊，焉得不疑，疑稍未释，焉得不思，思者明之基，而疑者信之渐也。”^[30]

归乡三年，冯从吾一边读书、思考、著述，一边在宝庆寺讲学。先生朴实、率真的性格与关学学风相互影响，使关学“敦本尚实”、“崇正辟邪”等优良学风得以发扬。如《朱贫士传》记载了朱蕴奇之事，朱生家贫而听讲宝庆寺寒暑不辍，“生每赴余宝庆之会。见衣敝履穿，人或诮之，以为贫至此，不听讲可耳。余闻之曰：‘如此是听讲者皆当鲜衣华服，以饰观美矣？’诮者语塞。”^[31]冯从吾对衣衫褴褛却每会必听的朱贫士赞赏有加，体现出崇实尚简的学风；对讥诮朱贫士的人，他当面回击，不留情面，体现出耿直实在的个性。

万历二十三年（1595），冯从吾出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奉敕巡按直隶等处，督理长芦、山东盐课及河道。在任上不改素志，革除积弊，清理国税之收，打击不法之徒，洁己惠商，堵塞权奸贪赃舞弊之路。先生非常勤勉，五月出任，十月罢免，任上仅五个月，而《冯恭定全书》中（第十八卷）收有冯从吾整饬盐务、河道的公移就有八篇。他还注意教化与法令的结合，《冯恭定全书》中（第十八卷）收有冯从吾尊崇名贤以敦教化的公移有四篇。且行部所至，不忘讲学，“进诸生，讲四书义，率出己意，反覆印证，期于剖微言，透宗旨，有前人所未发，而末学所共迷者”^[32]。冯从吾将讲稿数则辑成《订士编》，于次年正月由山东知府王命爵序，嘱咐州牧张君刻而传之。冯从吾此次出巡，还有杂著若干篇，与京途所作合并，命曰《东游稿》。^[33]不久，回到朝廷，正遇神宗皇帝以军政事黜放两京言官，冯从吾因前疏触及皇帝过失，亦在削籍归里之列，复还关中。^[34]二次入仕冯从吾依然勤政、廉政，但是与初入仕途比较，他多了份沉稳与从容。同时，他深深意识到政令必须与教化相结合，所以在任上不忘讲学，以内圣之学塑造士人子弟的德行和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