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学路向的确立
冯从吾生活的晚明时期，按照樊树志《晚明史》的分析，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地理大发现后全球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时期，而且中国在世界交往中占有超出我们想象的重要地位，“不仅临近的国家要与中国保持朝贡贸易，或者以走私贸易作为补充，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美洲国家都卷入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作为支付手段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与此同时，西方耶稣会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的同时把欧洲的科学文化传播到中国，与传统的中华文明进行前所未有的密切交流，并且把传统儒家典籍和中华文明介绍给西方。”[4]遗憾的是，良好的外部机遇并没有引起统治者的足够重视与珍惜，政治体制与权利运作仍然是封建专制的老传统，政治的腐朽极大地消耗着大明的国力，使它在全球经济交往中的优势逐渐消失。
冯从吾生活的万历朝堪称有明一代最为繁荣昌盛的一段时光，正是中国与全球经济发生密切联系的时代。但是明神宗万历中期以后，专制腐朽的帝国体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神宗皇帝长期身居宫内，不理朝政，纵情酒色，挥霍无度，敛财成癖。冯从吾就曾冒死直谏，上《请修朝政疏》劝谏皇帝少酗酒勤政事。正如明清史宗师孟森所说，神宗怠于临政，却勇于敛财。[5]例如，神宗为福王操办婚礼，耗银三十万两；为建造洛阳的福王府，耗银四十万两。据《明史》记载，神宗曾“诏旨采办珠宝，额二千四百万，而天下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6]。真可谓贪得无厌，对财政的入不敷出视若无睹。上行下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贪污腐化，许多衙门缺少主管长官，政事无人处理。朝廷内外，党派林立，有以内阁辅臣沈一贯、方从哲为首的浙党，给事中亓诗教为首的齐党，给事中官应震为首的楚党，宣城人汤宾尹为首的宣党，昆山人顾天峻为首的昆党。到了天启朝魏忠贤专权后，更是“怙势作威，专权乱政，无日无天”，残害忠良，建造生祠。明朝进入一个畸形的阉党专政时代。冯从吾与邹元标（字尔瞻，别号南皋）在京师建首善书院时，魏党就百般诋毁、阻挠。后又捣毁冯从吾创建的关中书院，日夜窘辱，先生饮恨而逝。此时，外有东北地区满族的南侵、南方倭寇的进犯，内有各地频繁的民变，大明王朝已经是穷途末路。
冯从吾出生于儒学士大夫之家，自小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冯氏族谱》中记载，其父名友，字益卿，别号兑泉。少时家贫但勤于攻读，精通儒门典籍，崇尚理学，学宗阳明，颇有造诣。嘉靖十三年（1534）举于乡，四十四年（1565），病殁，赠通仪大夫。冯从吾弟兄三人，排行为二，“先君生敬吾、从吾、养吾。敬吾有骏声，博士籍。从吾重负君亲，不足称。养吾早殇。”[7]兄名敬吾，字伯恭，号斗墟，生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卒于天启元年（1621）。弟名养吾。由于成长于翰墨之家，耳濡目染，冯从吾从小知书识礼，他在《森玉馆集序》中说道：“余与伯明（朱宗尉）居同里闬。伯明长余一岁，自七八岁即相与，相与即彼此问奇字。久之谈文谈诗，不作一戏谑语。里中人以道学嘲之，余两人不为变也。”[8]冯从吾少年聪慧，五岁即知读书，十岁能文。博极群书，不斤斤于举子业，不乐于仕。他以后笃志心学与其父亲有直接的关系，父亲从小就注意对他的教育，及时纠正他的不良癖好，“先生幼病癖，九岁始小愈。赠公（冯友）手书阳明人心仲尼诗，命习字，且学其为人，即犁然有当也，先生之知学自此始”[9]。《关学续编》也记载：“先生（冯从吾）九岁，通议公（冯友）手书王文成公‘个个人心有仲尼’诗，命习字，即命学其为人，先生便亹亹有愿学志。”[10]冯从吾的父亲不但自己崇尚理学，学宗阳明，并且启发冯从吾心向理学，令他坚定心志，致力于圣贤之学，为学、为人都以王阳明为榜样。(www.xing528.com)
嘉靖四十四年（1565），冯从吾九岁，这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关节点，这一年，父亲向他启开了王学的大门，启发他确立了学为圣贤的志向，“先生之知学自此始”，不久之后，父亲就永远离开了他。“九岁父殁，不二年，母亦见背，居两丧，哀毁如礼。”[11]他虽然童年失去双亲，却能坚强面对，居丧期间严格遵循礼制。冯从吾的外祖父刘一轩也是“一代关学名流”，对他“口授五经，朝夕训育”，实际上是早年丧父的冯从吾的启蒙老师。也是九岁这一年，冯从吾入塾就读，拜长安萧九卿为启蒙师，开始较正规地学习理学。萧九卿为人严肃，不苟言笑，重视伦理教化，冯从吾在《萧沈二先生传》中讲：“余九岁从先生（萧九卿）学。先生为人严整，不轻言笑，笃于伦理，事父曲尽孝养，尤善事兄长。”[12]十四岁，就读沈豸先生，受毛诗。沈豸自幼端方正直，不妄交游，尤以德行屡见褒于学台，冯从吾回忆说：“余年十四，从先生（沈豸）受毛诗，见先生座右大书‘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子孙’二语，心窃识之。知此可以知先生为人矣。”[13]萧沈二先生生平俱以敬谨自持，以严毅教人，端方正直，他们典型的关学学风都对冯从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冯从吾严肃刚正的性格及其居敬的工夫论，都有两位先生的影子。在外祖父和先生的严格教育和指导下，冯从吾受到了儒家学统的严格训练。他从钻研孔、孟入手，悉心研读程朱的理学著述，认真披阅王阳明心学讲章，并辨别与探究洛学、王学及其与关学的异同，深得关学的要旨。
冯从吾的性格率真、耿直，这使他的仕途坎坷而短暂，一生的时间与精力主要用于读书和讲学。弱冠之年，冯从吾荫父之恩被选入太学。在太学，他阅读了大量儒家经典，有了对儒学系统而深入的学习，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立思考的习惯。因而冯从吾从太学毕业回乡后，恰逢许孚远在关中任督学，冯从吾便受聘讲学于正学书院，师徒由此结缘。《关学续编》记载：“比归，德清许敬庵公督学关中，开正学书院，拔志趋向上士讲明正学。闻先生名，延之。与蓝田秦关王公讲切关、洛宗旨，识力之卓荦，大为敬庵器重。”[14]也是此时，冯从吾师从许孚远，许孚远说：“公亟以为终座代我也。”[15]
许孚远之学以克己为宗，但他笃信良知之学，是甘泉学派中走向阳明心学的一路。“许孚远对王阳明之学深得于心，自有己见，创建书院后，擢拔士人，讲明‘良知’正学。”[16]冯从吾敬重许孚远，归入其门下，与王秦关等关中学者在正学书院讲学、论学，他们讲学的主要内容正是对“良知”之学的阐发、彰明。在相互的交流与切磋中，冯从吾对关学、心学的理解越来越切近宗旨，得到许孚远的极大赏识。自此，冯从吾的心学路向基本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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