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移民:红灯教神祗的转变与关帝的崇拜

四、红灯教的神祗

红灯教的祭祀神，以关帝、观音为中心，还有悟空、张桓侯、镇江王爷杨四将军、韦驮天、罗汉，等等。在由白莲教向红灯教演化的过程中，对这些神祗的尊崇，也随之向红灯教的世界转移，并得到吸收、扩大。本节所要考察的是，这些被信仰的神祗在红灯教出现之前的四川地方社会，是怎样一种形态？地方社会赋予它了怎样的意义？

1.关帝

在清末的四川，由地域精英主持的慈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之一的“十全会”，把由扶乩所显示的关帝的神谕作为自己的动机、依据，甚至连会约也据此制订。正如在前一章中所提到的，清末以后，在重庆府南川县成立的十全会，以十个项目为宗旨： （1）崇学校；（2）设宣讲；（3）养孤贫；（4）全婚姻； （5）拯疾苦； （6）止灾厄； （7）助贫困；（8）广施济；（9）恤死亡；（10）爱物命。十全会在县城及县内的主要城镇里不间断地活动着。下面，将不厌其烦地再次援引相关的记载：

近日，邑中慈善家多集十全会。城内外及鸣玉场、西路太平场皆有之。集合多人捐款，以施济为目的。……此会，起清同治五年达县五灵山关圣降笔。民国九年，神复梦示，川东各属风行，一切规约俱出神谕（谓川人有十恶，当遭十劫，下十大神圣哀悯，筹此十善行为，获十大端，成十大美，所列大类细目，则赅括新旧善举，无项不备）。入会出款时，须对神圣具悔罪兴会立愿书，奉神命以施济。

——民国《南川县志》卷十《公善》

据民国《南川县志》的记载，十全会起源于同治五年（1866）在达县“扶乩”时所显示的关圣如下的意志：四川人由于犯了十项罪恶，因此要遭受十项灾厄的惩罚。为了消灾，须积行十大善行。从而在入会时，要对“神圣”悔罪改过，并发誓为兴旺十全会尽力。可以确认的是，十全会也存在于同属重庆府的合州（民国时期的合川县）、定远县（民国时期的武胜县）、绥定府的大竹县、达县等地。^［25］以上都是四川“东北各属”的例子，而在接近四川平原中部的绵州直隶州安县，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诞生了定有十项条规的“十功会”。十项条规是： （1）育婴； （2）恤嫠； （3）送药； （4）施衣；（5）救荒；（6）拾骸；（7）宣讲；（8）惜字； （9）助读；（10）放生。^［26］

载有这些事例的地方志等史料，只是记录了存在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十全会（十功会），而几乎没有谈及这些组织设立的由来、运营主体等内容。不过在前一章里已经有所辨析，至少在合州，其运营主体可以确定是“绅粮”——地域精英。而且指出，民国十年（1921）成立于达县县城的十全会，据载“附设关岳庙（祭祀关羽、岳飞）左厢”^［27］，同南川县一样，与关帝信仰有关。

十全会、十功会的十项善举中，都包括了“宣讲”（定期召集当地民众宣讲康熙皇帝颁布的圣谕十六条）这一项。捐助资金举办、维持宣讲，被认为是善行之一。宣讲时，以关帝“降坛”的方式进行。道光年间任资州直隶州知州的牛树梅在《晓谕宣讲流弊示》中说：

照得，宣讲圣谕，为化民成俗之本务。……前闻威远地方宣讲会中，有关帝降坛之事。除问答琐屑不计外，关帝何以回顾，桓侯何以作势，二哥三弟，彼此互呼。述之者，历历如绘焉。……是神，附于十二岁之学童而为之也。噫！以至尊之神而乃邪魔之象，以宣讲圣谕之事，而几为巫觋之所不屑，如此等类，理应拿问，以正矫诬之罪。……嗣后，宣讲士引说故典，总以信而有征者为主，一切荒诞不经之谈、奇杂不纯之书，慎无滥及，以滋流弊。

——《省斋全集》卷九

在多数情况下，四川的宣讲在城镇的街衢设置高台，由十全会、“好善富户”雇来的宣讲生在众人的仰视中进行。据牛树梅所听到的传闻，在嘉定府的达县，12岁的学童出现在宣讲会上，进入为关帝或张桓侯所俯身的状态进行“降坛”。在宣讲台上进入附体状态的学童，模仿关帝、张桓侯等的样子，解答所有集中上来的听众的问题，以神的诫谕的方式劝善。这种情景，与围绕着说唱艺人形成的一圈人墙没什么两样。这种形式的宣讲，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无疑打上了“流弊”之源的烙印。然而从地域的角度来看，对主持宣讲的地域精英乃至层层集聚于宣讲台周围的听众来说，无非是体现了其意识中正统价值观的善行。

地域中的“善”的依据，为什么非得通过“扶乩”、“降坛”这种神人合一的方式自无边际的一体感中来求得呢？而且在“扶乩” 、 “降坛”中所显现的神祗为什么总是关帝呢？——对凸现出来的这些较难回答的问题，提出如下的观点。

入清之后，作为新开辟地正处于开发过程之中的四川地域社会，至乾隆年间，收纳了大量的移民。如在第一部中所述，他们所编织的多样化的社会关系，至道光年间急剧地融入稳定的秩序之中，以致趋向于形成新的“地域”。在这个阶段以前，移民这种现象本身，是地域之“内”的不稳定因素，如何将其加以组织并导入均衡的体系之中，可以说是地域社会的一个课题。与此相反，自咸丰年间以后，这种不稳定因素自“外”部不断地如洪涛般激荡着地域社会。这使得刚刚稳固下来的秩序，遭到猛烈的冲击。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同治初年的蓝大顺之乱，都曾席卷四川，而与之相呼应的中小型暴动更是不胜枚举。“扶乩”、“降坛”的习俗、信仰的出现，正是以此为前提的。为防止地域动荡、维持其向心力而被当作核心手段选定的，较之地域精英本身或清朝国家的威信、权力，无疑是由地域精英主持的直接证明实现地域秩序传统价值观的神人合一的礼仪。即处于危机之中的地域精英，对以自己为核心形成的秩序的正当性，不得不求自于“神”——传统价值观的体现者关帝，不得不求自于以保护秩序而降临的神祗为中心酝酿出来的热烈气氛和茫然的一体感。这就是它尽管被当作“流弊”之源而遭到弹劾，而地域精英却热衷于此的原因。

那么，作为代表传统的正统秩序核心的神，为什么是关帝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而在这里应予提及的是，在清代以来，作为与《感应篇》、《阴骘文》并列、有代表性的善书之一、记录关帝语言的脍炙人口的《觉世经》（《关圣帝觉世真经》）。不仅致力于地方的公共事业、福利事业，就是刊刻、推广以《觉世经》为首的劝善书，也被当作是重要的“善行”。(www.xing528.com)

在善书《觉世经》普及的同时，关帝就以“忠孝节义”、“敬天地礼神明”的传统伦理、规范的形象出现了。

2.其他神祗

出现于扶乩、降坛之中的神，最多的是关帝，此外降临的还有张桓侯即张飞：

各乡设有儒坛，其所降神为张桓侯、临济大师等。能书大字，能赐药方。求者诚虔，感应最捷。其乩盘降谕言，刊贴遐迩，奉为宝训。

——民国《南溪县志》卷四《礼俗》下

民国时期，南溪县以乡为单位设有“儒坛”，为求问神意而进行扶乩活动。在扶乩中，除了个别的回答所问用以治病的“药方”，通常以文言显示劝善的内容。乩木留在乩盘上的痕迹，被当作“宝训”来解读，并张贴于“乡”的各处。借乩木显示己意的神祗，在南溪县有记录的是张桓侯、临济大师，其他如关帝不必说，齐天大圣也是因扶乩降临而为人所熟知的神祗。在此所提及的南溪县的“儒坛”，绝非孤立的现象。武内房司早已谈及，在清末的四川、贵州，出现了由地域精英主持的融合了扶乩、宣讲的新型宗教结社，并列举了丰富的事例。^［28］比如丰都县，据说在某一时期仅城区就设有百余座“文坛”，在大行扶乩的同时，广为传布刊载有“关帝为诸神选作玉皇大帝统治世界”等降谕的善书。

下面，把红灯教所奉的神祗，在前列《犍为县志》的基础上再次予以确认的话，就是观音、关帝、张桓侯、孙悟空（齐天大圣）、镇江（镇江王爷杨四将军）、韦驮、罗汉。在这些神祗之中，前四位的来历就没有说明的必要了。而后二者，如所周知，大量地存在于场镇所必建的佛寺中。在这里所列举的七个神祗中，“镇江”是唯一的地方神，信仰该神的地方，局限于以四川、湖广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最后，来探讨一下有关“镇江”信仰的情况。

“镇江”是略称，一般以“镇江王爷杨四将军”为人所知。^［29］其祭祀之庙称作镇江庙、王爷庙或紫云宫，多建于位于水运要冲的场镇。据光绪《广安州新志》卷三十四《风俗》，镇江庙祭祀镇江王爷的日子是六月三日：

六月三日，杨四将军斩蛟得道，封镇江王。各乡市码头立庙处，皆赛神演剧，紫云宫为最。

在第一、第二章里已经谈到，杨四将军原为湖广地区崇拜的治水之神（农业神）。对它的信仰，随移民自湖广进入四川，并转化为与移民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水运之神（商业神）。光绪《广安州新志》中这一简短的记叙，足以使人领悟到如下信息：首先，祭祀镇江王爷杨四将军的设施——“庙”的选址条件，是位于河川沿岸的场镇必有的“码头”（无疑码头是流通的结节点——场镇得以成立的要件）。“镇江”即杨四将军的信仰，是由参与水运的人（水运业者的“船帮”，或利用水运渠道进行异地交易致富的四川地域精英）所维持的。

在四川，强化了杨四将军作为商业神、都市神的品质，另一方面，它的身上仍留有明显的治水神的原型。透露出这个信息的是，他因“斩蛟”而被封为“镇江王”的传说。蛟龙象征着水或水灾，征服了它的杨四将军成为“镇江王”（镇守江的王）。红灯教徒带回“棚子”的“镇江斧”，就是建于码头附近的庙中供奉的杨四将军神像手中所持斩蛟斧。

有两点须加确认：一是杨四将军的信仰，也是由地域社会的核心地域精英支撑的；二是如手持镇江斧所象征的，他原本与关帝一样，也是消解灾厄、恢复秩序的“武”神。

如果说红灯教的神祗是伴随着以地域精英为中心形成的统合的动摇过程而坐大，并非言过其实。即神祗是被选择作为给予统合的形式以正统性的光圈的形象出现的。不能忘记的是，将神祗的形象置于地域社会视线之中的途径，与地域精英建立的庙，或通过宣讲、儒坛等所谓“善行”密切相关。不必说红灯教的祭祀神，就是其礼仪（例如“降神”）也并非凭空而来。这是由已成为日常场景、在场镇许多观众面前表演扶乩、降坛的地域社会孕育出来的。也就是说，由地域精英主持的祭祀、礼仪，成为包括白莲教在内的清末红灯教造反的基础。然而这并非是将红灯教定位于地域精英的“善行”的直接承继者。所以如此，是因为红灯教的造反活动，对基督教会乃至类似于作为地域精英的“善行”的公局，怀有强烈的敌意。即必须加以明确的是，由地域精英激活的神祗，为红灯教世界所变异、演化的承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