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教与青莲教的亲近关系及运动形态分析

一、红灯教的轮廓

1.系谱

关于在清末的四川突然现身的红灯教，一直以来只是把它定位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义和团运动一部分，对其系谱、渊源也不一定很清楚。近年，张力的《四川义和团运动》^［3］对此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他认为，红灯教是以道光年间至同治年间在长江上游地区广泛传播的青莲教以及属于青莲教之一派的燃灯教为直接母体，其渊源可一直上溯至嘉庆白莲教的造反。张力将之作为有承继关系的一系列教派来加以考察的根据是：传播地区一致，宗教礼仪类似。嘉庆白莲教造反的主力西天大乘教、收元教及青莲教的支派燃灯教，都奉行拜灯礼仪（参阅第四章）。据张力的考察，初期的红灯教也奉行这种礼仪。他所发现的同治五年（1866）云南永善县的事例，是揭示红灯教奉行拜灯礼仪的珍贵史料（这大概是最早记录了“红灯教”这一名称的史料）。对永善县的红灯教教徒喻洸明等的活动情况，有如下的记录：

……吞符、燃灯、诵经、言人祸福，名为红灯教。

——云贵总督劳崇光折^［4］

要搞清楚在清朝末期光绪～宣统年间处于活动鼎盛期的红灯教，是否确实继承了这种拜灯礼仪，是不容易的，不过能找到如下的事例：

复有所谓红灯教者，创为邪说，劝习其经，门前各悬一红灯笼，上下皆尖形。头束红巾，向东方焚香念咒，即免灾。

——重庆府转布谕旨并查禁红灯教函（光绪二十六年）^［5］

光绪末年，四川的红灯教教徒为证明自己是教徒，均在门前悬挂着汹汹燃着的红灯笼，以求免灾。

红灯教与青莲教、燃灯教的共同点，不止张力提及的拜灯礼仪。几乎与义和团运动同时、与之联动澎湃而起的红灯教，具有浓重的武斗集团的特征。教徒以得到并练习神奇的武术（神拳、神打）为目的，以不到百人的基层集团为单位进行活动。这种基层集团操练所用的场地，被称之为“棚子”或“一碗水”。其领导者“棚长”，就成了“掌水碗”（后述）。在红灯教中，每一个集团都备有在礼仪上用来注入神水的“水碗”。掌管这个“水碗”的就是该集团的领导人；“水碗”所在的基层集团的会所，被称之为“一碗水”。与礼仪有关的“水碗”以及“一碗水”这个词汇，已出现于道光年间的青莲教中：

清道光九年……韦绍闲、罗声虎等，倡亲联教（取联合亲戚之意），又因须用清水一碗吞服，自名一碗水。

——民国《南川县志》卷六《杂俗》

道光九年（1829），四川省南川县被揭发的亲联教（亲联与青莲同音，或许就是青莲教），因让教徒吞服“符”时喝一碗水，故而自名为一碗水教。还要注意的是把符连同水一起喝下去之后的效果：

吃水人即有神附体，自能打拳弄棒，名为少林神打。

——戴三锡奏为讯明罗声甫等演拳抗官情形

分别定拟事折（道光九年二月二十八日）^［6］

喝了符和水，神即附体，于是就能有超人的武术（神打）。通过规定的礼仪获得神奇的武术，这种主旨是义和拳、红灯教相通的重要因素。由这一点来看，青莲教（一碗水教）与红灯教之间的亲近关系是不可否认的。如果仅从教派的系谱来判断，红灯教可以说是在由嘉庆白莲教的造反向青莲教演变过程之中诞生的白莲教系民间宗教的后裔。不过如在开头所述，白莲教系民间宗教与红灯教之间，在组织、活动形式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也是事实。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揭示以下红灯教的活动情况。

2.运动形态

关于红灯教造反的时间、空间问题，西川正夫、张力的研究已有明确的定论。^［7］据对辛亥革命前夜的四川地方社会进行过探讨的西川正夫考察，自光绪年间至宣统年间，开县（光绪二十八年、三十三年）、江津县（光绪二十八年）、四川、云南省境地区（光绪三十一年）、嘉定府（光绪三十一年）、大竹县（光绪三十二年、宣统元年）等地陆续发生了红灯教暴动。张力更在详细地考察了犍为县红灯教造反的原委之外，还记录了贵州遵义县（光绪三十二年）、安县（宣统元年）、秀水县（宣统元年）等地的暴动。但这些暴动只不过是作为攻击教会、学堂、与官府相抗的“事件”被记录了下来。如果把暴动未遂也包括进去的话，则红灯教可能已经渗透进了整个四川的地方社会（甚至包括贵州、云南的一部分）。下面列举光绪三十四年达县镇压红灯教的事例：(www.xing528.com)

清光绪戊辰年，红灯教匪首潭德金……焚符练咒，自称能御刀枪，愚民信从者日多。知县广厚调集乡团围剿，相持数日，匪见势不敌，弃寨夜遁，仅斩获余匪数人。

——民国《达县志》卷二十《纪事》

光绪三十四年（1908），达县形成了以教首潭德金为中心的红灯教集团，据“寨”与知县率领的乡勇、团练对峙。知县得知处于劣势的红灯教趁着夜黑逃走了，于是逮捕、处死了“余匪数人”，了结了这次事件。然而达县的红灯教的活动并未就此终止。数年之后的民国三年（1914），红灯教再次蠢蠢欲动：

民国三年冬，县人张光第，奉红灯教煽惑教民。

——民国《达县志》卷二十《纪事》

其中没有记录这次事件的结局，大概在发生大的冲突之前，红灯教又从当地销声匿迹了。在此之后，在民国《达县志》中再也没有关于红灯教的记载。

正如由上述事例所推测的，红灯教尽管利用辛亥革命的时机广泛地蔓延至四川各个地域社会，但不论是当时参与镇压的官吏，还是今天的我们，要准确地把握其真实情况，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如此，是因为红灯教集团并没有在一个广大的区域里形成一个有组织的统一体，而处于不断地集结不断地消灭（逃散）之中。较之嘉庆白莲教造反，其组织可以说是松散的，与由人脉、教派纵向联络扩大的收元教、西天大乘教、三阳教联合体所发动的暴动，有着较大的差异。这种运动形态的不同，是由支撑红灯教活动的基层集团的性质决定的。民国《犍为县志》中就红灯教的基层集团留有如下的记录：

其操练处曰棚子（有说，凡某处有一碗水，即是有一棚人）。每碗水限百人，满又觅地另设。朴诚奉教久者，得为棚长，掌水碗。

——民国《犍为县志》卷十四《杂志》

如前所述，“棚子”是红灯教基层集团练习武艺之处，一棚限百人。超过了百人，就另觅新址设立新的棚子、水碗，基层集团就分裂为二。即红灯教的基层组织就像细胞一样，在不断地分裂的同时不断地繁殖着。每一个细胞，分别以掌管“水碗”的棚长为内在的“核”，因此成为具有生命的独立运动体。

红灯教所谓宗教的“完成”，就是借助超现实的力量获得神奇的武术。通过几个阶段的秘密礼仪达到最终阶段（获得神奇的武术），就是作为“完成”的教首可以率领一个基层组织。红灯教的这种独有的原理结构，决定了它是一种类似于细胞的分裂、繁殖，而又缺乏统驭各个组织的（中心）的运动形态。

3.对象

最后，对在各地发生的红灯教造反的对象作一概括。关于这个问题，可依据西川正夫、张力对个别造反事件的详细发掘予以解答。

根据两人的研究，被攻击的对象通常为教会（宣教师、教民）和公局（学堂、征收局、酒捐局、油厘局等），尤其是对教会的进攻不遗余力，怀有深深的敌意。^［8］即便在当时记叙红灯教的人们看来，红灯教与义和团运动一样，都以“顺清灭洋”为宗旨（如前所述，以分散的、个别的姿态出现的红灯教造反行动，没有留下任何试图提出统一口号并加以理论化的迹象）。关于红灯教，民国《南川县志》有如下的记叙：

红灯教即义和拳（义和拳即教中一派），其念鄙俚咒语（率引诸神，以关圣为之主），降神附神，打拳弄棒……以顺清灭洋为帜志。

——民国《南川县志》卷六《杂俗》

据《南川县志》的记载，红灯教通过以关圣（关羽）为中心的中国传统诸神的“降神”活动，进入附体状态，发挥超人的拳术、棒术，以惩罚“洋人”。这里所描述的红灯教的面目，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一般人的认知（不过，四川的红灯教组织是否以“顺清灭洋”为共同的“帜志”还是一个疑问）。

以上，从几个侧面对红灯教进行了描述。对红灯教，（1）如果仅从教派的系谱来加以探讨，很明显，虽然它属于嘉庆白莲教、青莲教造反运动的遗绪， （2）但其活动形态、造反对象等与其原理结构密切相关的几个指标，则呈现出与前代的白莲教系民间宗教不同的形态。研究其造反对象可知，正如《南川县志》所明示的“红灯教即义和拳”，红灯教无疑是在与同时代的义和团运动连动的“灭洋”大潮中形成的。为解析由白莲教向红灯教的转移、演变过程，下面将在与白莲教进行对比的基础上，详细地考察红灯教的造反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