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造反的原因
本节将在第一节、第二节探讨的基础之上，讨论白莲教造反这种地域动荡发生在云阳县的原因。初期白莲教造反集团形成的主体——他们是基于怎样的共同的社会条件、以何种形式被引入“邪教”、走上造反之路的呢？这种运动形态，使他们的“不正”通过宗教升华为世界观，而与现存的社会与秩序进行对抗，因而不能仅仅直接、偏面地指责、抨击其政治的、经济的“不正”。这样，就只能从残留于史料之中的参加白莲教造反的集团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之中来探寻线索。这样，我们能作为“素材”加以使用的，就是初期白莲教造反集团和移民地主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
初期白莲教造反集团，产生于县北以路阳乡、高阳乡、白岩乡、长鸿乡为中心的地带。县北有海拔一千米左右的群山，汤溪、彭溪流经其间。在开阔的平原地带分布着中坝场、江口镇、长鸿市、盐渠、南溪镇、高阳镇等，并与长江相接。毫无疑问，汤溪、彭溪沿河地带，起到了整个云阳县的经济中心的作用。由此再往县境最北端的黄农乡、沙沱乡，山岭大多超过海拔两千米，就进入了开发较迟的边区（民国时期黄农乡唯一的场市窄口市，于嘉庆十七年才创设）。［24］仅就云阳县而言，这个边区并非初期白莲教造反集团的析出之地。充分获取周边地理条件所提供的利益，而在很短的时间里壮大起来的移民地主群聚居的先进地区——初期白莲教造反集团就依傍于此而得以诞生。
由在此确认的移民地主和初期白莲教造反集团在地理空间上的位置分布，可以推导出以下的假说。
首先，围绕该地区的土地所有这个社会问题来考察。据载，在三省交界地带的其他地区（例如罗其清、苟文明等起义的四川省巴州），至嘉庆初年，山中的开发已经达致饱和状态。因而如果云阳县的情况也是如此的话，那么在乾隆年间移民地主的土地聚敛已趋显著化，同时又有新移民的不断流入——这种情势导致了土地的相对不足，而大部分移民又被阻断了进入低平地带（或者购买低平地带的土地）之路，只能在恶劣的地理环境里进行耕作。
其次，在商业活动中又出现了怎样的情况呢？移民的生活为包谷这种作物的性质所限，其商业活动就有了一定的周期性。因而在广大的山区，移民的这种生活形态极具普遍性。作为经济中心的场、镇，将山区的交易活动纳入自己的运作之中，而移民地主则具备了能够积极介入其中的条件（他们可以其财力酌情开设新的场、镇）。这样就不难推测，“肩挑背负”从事零星交易活动的山区移民，在某种程度上就得受制于居住在低平地带者。［25］
乾隆末期，如果在云阳县进行土地开垦、商业交易不能获取此前那样的利益的话，那么在这个时期的低平地带——经济要冲之中显示出迅猛发展势头的移民地主崛起的另一面，则是许多面临经营危机的集团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区。以上，我们通过移民地主的经营本身，窥见到白莲教造反集团得以产生的地域经济方面的矛盾。如在第一节中所述，初期白莲教造反集团的构成人员，是在地域之中作为“定居者”的谋生者，移民地主过分的急剧膨胀，是否危及了他们的“定居”呢？
如果进而从政治或社会方面加以考察，还能发现怎样的矛盾呢？在记载有关白莲教造反的史料（《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戡靖教匪述编》、档案史料等）中，将造反的直接原因归于官（尤其是胥吏）的压迫，这种观点随处可见。
1.《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
州县等以查拿教匪为名，胥役讹诈、恐吓，或以一人株累多人，或以一案牵连多案，任听辗转追求。若辈无容身地，遂致生激变，皆以官逼民反为词。［26］
2.戡靖教匪述编》卷四《蜀述》
地方官因不善办理，激成事端。……公差乃奉文四出拿缉，因暮夜提人，以致人心逼迫，变成意外。正犯贿嘱潜逃，将村庄富户窜名其中（正犯名册），妄拿拷掠，藉此诈索，辗转牵连。州县及胥役，以拿邪教为利薮。
3.档案史料(www.xing528.com)
覃加耀供述：“年二十六岁，湖北长阳县人，在榔坪地方居住。……后被官府查拿，吏役藉端百般逼索，如何容到衙门。……总因地方官查拿邪教，任听吏役需索、滋扰，以致众心忿恨。所以林之华、张驯龙曾向众人说过，是官逼民反。”（嘉庆三年三月）［27］
如上所见，教徒供述胥吏以搜查白莲教徒为名进行讹诈，同时官方也承认这是事实。以笔者管见，没有发现白莲教军打出“官逼民反”旗号的事例，但据载，侵入云阳县的王三槐曾称“官逼民反”，［28］徐添德造反之时，曾向知州要求“总役（胥吏等人）二十人首”。［29］因此我们必须进行考察的是，州县机关即行政机构与相对抗的两极（移民地主和初期白莲教造反集团）有着怎样的关系、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在移民大量流入的清代中期以前，三省交界地带原是边境地带，人口稀少，也没有什么产业。因此行政机构的管辖区域广阔，行政管理是粗放型的。然而至清代中期，面对因移民导致的人口大幅增加，以及社会问题多发的状况，原有的体制就不适应了，于是渐渐地也采取了因时制宜予以修正的措施。具体如新设了“府”（乾隆四十七年设立陕西省兴安府、嘉庆七年设立四川省绥定府）、厅（乾隆四十七年设立陕西省孝义厅、嘉庆五年设立宁陕厅、嘉庆七年设立定远厅、道光九年设立四川省城口厅）等机构。然而在统治区域没有变化的地方——例如云阳县，行政机构是采取了怎样的方式来应对急剧复杂化的地方治理的呢？对此，居住于双江镇的云阳涂氏，在载于县志的“族谱”中留下了唯一一段意味深远的记录：
犍元公传：公讳德纯，号犍元。……既长，应县署辟为掾曹。乾嘉间，蜀中承平久，生聚日众，吏事亦渐繁。县署掾曹有缺，则辟邑中各著姓就之。父兄公处庶事，夙以明决，承其役。在官凡十余年……乡邑有纷难，辄排解之，往往片言定。
——《云阳涂氏族谱》卷九
乾隆至嘉庆年间，如前所述，云阳县因移民而导致了人口的显著增加。因此随着行政事务的日趋繁杂，如涂德纯的传记中所说，自县中“著姓”中选拔胥吏。
云阳涂氏是于乾隆初年移民自湖北省蒲圻县、至乾隆末年获得成功的移民地主。作为涂氏一族的涂德纯，生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大约在嘉庆年间被辟为“掾曹”，参与了行政事务。从这段记叙的字面来理解，即县政府辟召“著姓”的族人。但族谱是为彰显一族的历史而编纂的，因而也许应对这个说法打个折扣。嘉庆年间以降，涂氏到了德纯等几代确实有了迅猛的发展，但其宗祠建于道光十五年（1835），在“乾嘉间”是否真的作为“著姓”而得到承认，还是个疑问。德纯以下，仅就族谱的记载，涂氏一族没有担任胥吏的人。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族人被选入官府为吏，无疑是移民地主交结官府的恒久“回路”，是为发展成“著姓”而选择的上升战略的一步。他们在确立了实际上的地域精英地位之后，与官府缔结了“回路”，就可以进而获得行政的协助者——“局绅”的身份了。因此可以说，从族人中选送胥吏，不过是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的、一时的战略。这种途径，如在族谱的记载中所窥见的，对于一族来说，大概也不是什么必须加以隐瞒的耻辱。对于诸多的同族集团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平常的选择。例如在隶属四川东部地区、与云阳县一样在入清之后作为移民社会得到重新发展的重庆府合州，地域精英的族人把出任吏役当作一个契机，以提升社会地位。这样的实例，记载于地方志的列传之中。［30］
移民地主这种对充任胥吏的向往，对官府来说当然是欢迎的。要应对由移民社会的急剧广域化、高密度化所带来的社会变局并完善行政，来自作为地域社会统合核心成长起来的移民地主的协助，是不可或缺的。大概他们与一般胥吏的不同之处，首先是起到地域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桥梁作用，进而寄望于他们或像仲裁、解决“乡邑”纷争的涂德纯那样，应对地域的问题，以完善秩序。如果是这样，那么“乾嘉”的这种“掾曹”，应自当时痛感急需最细化的行政关怀的县北移民社会之中所谓“著姓”（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正向“著姓”发展的移民地主）中选拔。
以涂德纯为始的云阳县“掾曹”的设置，不能断定是否与像在其他地区时有披露的恣意妄为的“胥役”相重叠。但是把“掾曹”作为打入行政机构中的一个楔子的移民地主（在低平地带居住者），至少不会遭受胥役的诛求勒索，而且作为胥役群体的核心，有着行使其影响力的可能性。因而在地域（山里）中得以对胥役的跳梁跋扈进行自我限制。
如《三省边防备览·策略》中“山内差役多客民充当”的记叙，通常情况下，胥役大多由移民担任。乾隆末期，达州的胥吏人数大大超过限定的数额（据称超过四千余人）。［31］胥役人数的增加，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掠夺矛盾激化的现象，与这个时期急剧成长起来的移民地主不无关系。
这种胥役集团，大概是由以开始向地域“著姓”发展的移民地主为核心，在其周围依附着被吸引自移民社会、欲分财富和权力一杯羹者发展膨胀起来的。因此胥吏的横行一度作为超越时代的现象，也在这个时期的三省交界地带的社会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所谓“官逼民反”，是“官”的行政不适应急剧广域化、高密度化的移民社会，以致放弃了对局部地域的干预，而将一部分行政权力委诸当地的移民地主及所依附的“胥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此类胥役集团的活动，使得山区居住者与低平地带居住者之间围绕土地所有、商业活动所存在的潜在对立，更趋急剧深化、凸现出来。
综上，一言以蔽之，初期白莲教造反集团的产生，就云阳县的地域社会来说，是与移民地主的成长过程相表里的。移民地主作为经济、政治的精英，君临于地域之上，其下是生活在集中了种种矛盾的山区的人们。这些生活在山区，为成长为地域精英的移民地主提供财富的人，差不多已跌落至底层的从属地位。由此，就为嘉庆白莲教的造反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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