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移民与云安盐业繁荣-移民的秩序

四、云安镇

5月5日，访问了自旧县城沿汤溪北上约13公里的云安镇。云安镇是以制盐业繁荣而著称的小镇，^［8］支撑其繁荣的盐场工人或盐商，同样也是在清代移入该地的移民。该镇的街区因汤溪而分为东岸、西岸，中心则在汤溪的西岸。沿着铺面并列而又充满活力的大道往里走，所至街区都残留着过去的印痕。一座座墙壁灰暗、黑瓦屋脊的房屋，由一条条石板铺成的小路穿插其间连接了起来。移民社会就在这样的一角里，由所析出的社会集团残存的几处建筑显露了出来。

1.郭氏宗祠

正如“云安厂煮盐皆黄州（湖北省黄州府）人，唯陶、郭二族为多，故有陶二千、郭八百之谣”（咸丰《云阳县志》卷二《风俗》）所说的那样，清末以后云安厂的制盐业，可以说呈现出了郭氏和陶氏一统天下的情况。

湖北黄州府黄冈县的移民郭氏，于乾隆年间来到此地，以盐业致富。后来，郭氏与涂氏一起作为代表云阳县的地域精英，实现了对县政的参与。在表20中，将乾隆年间以来历经四代的郭氏一族的活动情况作了简要归纳。

表20　云安镇郭氏的活动情况

由清末咨议局议员郭策勋整修的郭氏宗祠，现在是云安镇人民政府的办公室。其整体结构与涂氏宗祠相似，进入大门，正面的石级之上耸立着堂皇的木建筑“龛堂”。其高度约有七八米。“龛堂”的侧壁以砖砌成，高出于屋脊，呈现美观的“凸”字形屹立在空中。这是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即所谓“马头墙”，在安徽、江西的民居中常能见到，而在云阳县，则成为宗祠的建筑样式。侧壁上，尽管已经褪色，但仍依稀可见精美的壁画痕迹。更令人惊讶的是，仔细观察伤损严重的墙砖表面，每块砖上都能隐约看出有“郭宗祠”三字的浮雕。

在向陪同我参观的云安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了谢意、离开此地之时的最后一个印象是，回身望见往日放置郭氏一族木主的“龛堂”（现为云安镇人民政府办公室）的正面，挂着一幅褪了色的毛泽东肖像。

图8　郭氏宗祠侧壁的马头墙

图9　陕西箭楼

2.陶氏宗祠

陶氏也是于清代康熙年间自湖北黄州府移民云安镇、至嘉庆年间以盐业致富的一族。陶氏宗族的宗祠位于离郭氏宗祠不远处的山脚。现在被当作工会俱乐部的陶氏宗祠，解放后经过改造、增建，如今只留下些许当年的风貌。

陶氏宗祠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还兼作“梓潼宫”，即在祠堂中附祀梓潼帝君。^［9］梓潼帝君又称文昌帝君，是热衷学问、科举的文人的守护神。如在讨论郭氏宗祠时所认定的那样，宗祠通常还具有教育子弟的场所——族塾的功能。以宗祠兼作梓潼宫的事实，则意味着宗族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输送族人子弟参加科举——当官。

3.同乡会馆

在民国《云阳县志》中，关于云安镇的盐业，有如下的记载：(www.xing528.com)

盐商多黄州人，拽水夫（汲引盐水的人夫） 亦黄州人尸之。灶房（制盐作业场）杂雇则忠州人。照火（火灾警戒员）尤忠州人专业，他籍不能羼。

——《云阳涂氏族谱》卷十《盐法》

在盐场工人中，“拽水夫”的职位由湖北黄州府出身的移民占据着，“照火”等煮盐场的杂雇，则由四川忠州出身者充任。另一方面，据说至云安镇的盐商，也以黄州出身者居多。湖北黄州府出身者形成“黄州帮”（也称之为“黄帮”）的同乡结合，与云安镇的制盐、贩盐有着密切的关系。

黄州府出身的移民——郭氏、陶氏的成功，也与“黄州帮”的存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出身于黄州府，自然使得他们与地域外面的“回路”——“黄州帮”取得联系并从中聚敛财富成为可能。同乡结合的实质是保证移民社会的灵活化，以使人、商品、信息的交流、交易更为顺畅——换言之，可以说是为了减少交流、交易的风险而自发缔结的地域广大的“回路”。这种同乡结合的组织，具有空间广阔的“回路”的性质，因此他人要想进入由他们控制的交易、信息网而与之竞争，就是非常困难的事了。于是，各个同乡结合组织各自掌握在自己的“回路”中交易的商品，并加以固定化，以谋取长久稳定的共同利益。当然，如果说“回路”强有力地推动了郭氏、陶氏走上成功之路的话，却还有像四川忠州同乡结合这种只能充任制盐场“杂雇”的弱小团体。不过，它也发挥了确保并延续对来自忠州的人的流动——移民的雇佣，长久稳定地实现特定集团（忠州出身者）的利益的作用。

同乡结合团体在各经济中心地区——城、镇分别建立了同乡会馆。同乡会馆是定居于地域内的移民统合的象征，同时作为来自地域之外的同乡出身的客商的活动据点，而成为两者的连接点。解放前，云安镇存在有大量的同乡会馆。这些同乡会馆除了是同乡结合团体的聚会所、事务局之外，还兼有移民用作在原籍一直崇奉的祭祀对象的庙宇的职能。

笔者通过此次访问云安镇的考察，将1949年以前存在于云安镇、实质上作为聚会所、庙宇使用的“会馆”名称作了统计。在此将确定的会馆名称、主持会馆的集团及其职业、祭祀对象等情况，列为表21。

表21　云安镇会馆一览表

1935年铅印的民国《云阳县志》卷二十一《祠庙》中，将存在于县内各地的祠庙分为五种类型： （1）神祠；（2）会馆；（3）杂祀； （4）佛寺； （5）道院。其中在云安镇“会馆”一条中，记载有关帝庙、万寿宫、庐陵馆、禹王宫、帝主宫、万天宫等六馆。在这六馆之中，根据听闻不能确定的——即在解放前夜，实际上没有聚会所、庙的职能的是庐陵馆（可能是江西省吉安府庐陵县出身者的会馆）和禹王宫（湖广会馆）。另一方面，尽管民国《云阳县志》没有记载，但据当地人的记忆，还有几个同业会馆。下面简要讨论一下炎帝宫、张王庙、玄天宫。

民国《云阳县志》卷二十一《祠庙》中，没有将云安镇的炎帝宫、张王庙列入“会馆”，而是列入了“神祠”之中；玄天宫也没有列入“会馆”而是列入了“道院”之中。即在民国《云阳县志》的编纂者看来，炎帝宫、张王庙、玄天宫这三个设施，应属于祭祀平常普遍信仰的神的“神祠”，或者属于道教寺院的范畴。何以会产生这样的认识分歧呢？对此没有直接的确证予以说明，但是应予注意的是，炎帝宫——茶陵州帮、张王庙——屠宰帮、玄天宫——食品点心业这三个组织的共同点在于，较之分布地域广阔、资本雄厚的黄州帮、陕西帮、江西帮，都是相对弱小的集团。也就是说，上述三个集团可能是由于财力不足而不能建立自己的会馆，因此只好转用现成的庙宇作为自己的公所。

这种“转用”并非完全是随意的。比如茶陵州帮把炎帝宫作为公所的例子。炎帝宫是祭祀传说教给人类农耕和使用火的帝王——神农氏的庙，广泛存在于各地。又据传说，神农氏死于湖南的茶陵州，这样就与茶陵州的移民扯上了关系。据说在云安镇从事盐的装卸、运输业，打出“四会店”旗号的茶陵州帮，在取得初步的成就之后，就将死于家乡的炎帝当作守护神，并将炎帝宫作为公所，用以祭祀、聚会。

这种情况，在屠宰帮之于张王庙、食品点心业之于玄天宫，大概也相类同。张王庙是祭祀治水之神祠山神张王的庙宇，^［10］玄天宫是祭祀道教中具有神祗地位的玄天上帝的道院，同样是所在皆有。^［11］由于某种原因，屠宰帮、食品点心业者将张王、玄天上帝作为自己的祭祀神，并将其庙宇当作了公所。

作为同乡组织，把在自己的家乡中崇拜的神作为统合的象征而在会馆里祭祀，作为同业集团，则职祖神即在神话中该职业的创始者就成了在会馆中祭祀的对象。总之，同乡、同业团体必以某种理由选择特定的祭祀对象，在其诞生日于会馆中进行赛会、演剧。这种祭祀，从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来看，想来与宗族的祖先祭祀一样，主要目的之一是宣扬特定的同乡、同业集团的威信。这样，威信（即成员以所属集团为荣，感到有面子）就并非来自于该集团现有的财富和权力，而必须由作为某种正统历史的继承者——传统所显示出来。作为威信之源的“传统”，是与该集团的创始或原点有关的神话传承呈现出来的。在此，尽管没有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但我们可以作以下两点的假设： （1）祭祀对象与该集团的起源（原点）有关，具有象征该集团的“传统”的意义； （2）如果正统的“传统”是集团威信的来源之一的话，那么，向内外宣示“传统”的祭祀，对集团内部则是加强统合、约束，对集团外部则成为宣扬威信的一个机会。

在云安镇中，由同乡、同业组织建立的设施，至今仍几乎完全保留了原貌的是陕西箭楼。在民国《云阳县志》卷六《阨塞》中列有存在于县内的寨堡、碉垒，其中“云安镇碉垒”中的“陕西牟”近（在盐场中，陕西人建），可能就是“陕西箭楼”（箭、牟音近）。“寨堡”或“寨”，就像涂氏的磐石城，指利用自然地形建于陡峻的山上的建筑；“碉垒”或“碉楼”通常指建于镇、村中或住宅附近、兼作紧急防卫的了望台和炮台的寨。如《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九涂大发夫人周孺人传中所说，“孺人（涂大发夫人周氏）……又于高家山宅右建置碉楼一，为乡邻、佃农避贼所”，碉垒也建于县内各处。陕西箭楼位于狭窄的石板路纵横交错的一个角落。它并非如想象中的那样是一座高耸的建筑，除了一座突起的了望台，其周围的建筑规模几同二层民居。在墙壁的最上面，大约离地三四米的高处，能看见小孔——开有间隔数十厘米的枪眼。由于如今已被当作住宅，墙上安装了几扇窗户；据说以前外墙上全是枪眼，没有窗户。

这座陕西箭楼的南侧只有一个入口，门用石头建成厚重的拱形。穿过厚厚的楼墙如隧道一样的入口，可见一个小方形的中庭。中庭的中心，有一口据守此地时用来保障饮用水的水井，如今住在这里的住户仍用以做饭、洗衣。从整体上看，陕西箭楼呈现由两层建筑物围绕着凿有水井的中庭的“回”字形结构。在第二层，为便于各房间的往来而建有回廊。站在上面仰望，可见位于整个建筑一角的了望台向空中刺去。头顶上是由四个犄角切割出来的小块天空。

在移民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进而作为正式社会关系稳固下来的强有力的“回路”（陕西帮、黄州帮、江西帮等）的笼罩之下，也同时析出了在他们所掌控的流通渠道中被淘汰、排挤出来的集团。由这种非精英们在地域社会下层所缔结的组织，即负的“回路”，大概就是哥老会了。由根据在云安镇所见所闻列出的会馆一览表可知，云安镇的哥老会组织在“三圣宫”祭祀刘备、张飞、关羽。祭祀三位英雄的“三圣宫”（或“三义庙”），^［12］广布于中国各地。推测汉流帮——哥老会将该庙转用作了自己的公所。由被从同乡结合、同族结合这种既存“回路”排挤出来的集团缔结的另一个“回路”——哥老会，也要显扬保证威信的起源传承及其传统，需要为进行反复确认所必有的设施。于是，哥老会将作为自身的传统编造出来的虚构，以与负的“回路”相称的“反清复明”的形式展示了出来。但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民众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哥老会，在此之后，与地域精英、公权力等“正”极搭上了关系，在四川笼盖了所有的社会关系，作为一个巨大的“回路”成长起来。^［13］在解放前的云阳县，到处都有袍哥（哥老会员）的存在。

对中国秘密结社有代表性的研究者之一的蔡少卿，在嘓噜（四川独特的无赖集团）与白莲教长期的相互渗透、交融中探寻哥老会的源头。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云安镇听到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现附记于此。在云阳县，即便如今也有“嘓噜子”（意思或近于无赖）的骂人话。当地人说，“嘓噜”是从哥老会派生出来的集团。参之于史料，嘓噜在四川极为猖獗之时是在乾隆、嘉庆时期，而哥老会则在清末才开始现身。因此，认为嘓噜是从哥老会派生出来的传言是不确的。然而蔡少卿的观点还是应予重视的，即嘓噜和哥老会在起源上存在着某种关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