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阳县移民社会展开：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

三、四川省云阳县移民社会的展开

上一节在广阔的三省交界地带摘出的各地有关史料的基础上，总结了移民地域社会形成的规律，提出了关于移民三省交界地带的一般观点。本节的内容是，考证位于三省交界地带一角的四川省云阳县这个个案，并且追寻嘉庆白莲教造反前后移民社会的某些情况。在该县的西北部，产生了一个后来名为“月蓝号”的白莲教徒的团体。18世纪以来，处在移民社会新秩序重组过程之中的四川省云阳县的底层社会，确实在酝酿着嘉庆白莲教造反的大地震。

1.云阳县的概况

云阳县地近湖北省境，位于长江沿岸，县辖地域分布于长江的南岸和北岸。海拔较低，但仍属山丘较多的地势。如“民食以苞谷为常膳，次为红薯、洋芋”^［21］所言，三省交界地带与其他地区一样，农田所种植的几乎全部是玉米。而海拔较低的平地（只是在沿河流域），则能种植水稻：

稻田肥瘠不一，大抵贵低田贱高田。……高田恃浚陂蓄水，平岁常给，旱则不继。且多冷沙，需粪尤多。买田者，低田价重几倍。……故山高则田少，但种包谷、洋芋。

——民国《云阳县志》卷十三《礼俗》

低地的田价超出山里田价的几倍，这也意味着稻米的价格远远高于杂粮。事实上，至清末，稻米已成为云阳县输出的重要商品之一：

贩运米粮，谓之斗载。先须囤积，待价视价起跌，舟运走上下江售之。

——民国《云阳县志》卷十三《礼俗》

清代中期的湖广，为补充粮食的不足，不得不依赖于运自四川的米谷。^［22］有了这个前提，长江的运输渠道呈现出活跃的势头。因此作为云阳县期待能卖个好价钱的“商品”生产的米谷，必定也少量地陆续运了出来。其他还有盐，以及清末作为云阳县特产的桐油，也通过长江这个流通渠道进入市场。盐业中心在长江北岸的云安镇，后来流入的移民，很多都进入了制盐业。

如上所述，鉴于云阳县与长江相接的地理条件，因此其地域经济对商品的流通有着极大的依赖。当然这不仅仅是云阳县，而是三省交界地带所有地区共同的情况。以云阳县为首的四川东北地区，通过长江流通渠道连接沙市、武汉；另一方面，陕西省的南部，通过汉水流通渠道与襄阳、武汉紧密相连。从而，当时的三省交界地带，一方面是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下正在开发中的“边境”，同时也正在成为流通经济的要冲。

下面来看一看云阳县的移民情况。首先如第一节所述，《云阳县志》中载有详细的氏族表，对至民国末期有实力的氏族的现居地、移民年代、原籍等都辨析分明。从中摘出原籍年代准确的氏族，分类如下：

明代以及以前　　　　　　34氏

顺治年间　　　　　　　　7氏

康熙年间　　　　　　　　36氏

雍正年间　　　　　　　　12氏

乾隆年间　　　　　　　　54氏

嘉庆年间　　　　　　　　14氏

道光年间　　　　　　　　4氏

移民云阳县的势头自康熙年间以来开始兴盛起来，至乾隆时期达到了高潮。但是此后，移民现象似乎趋向衰落，道光年间以后未见有移民而成为“有实力氏族”者。移民的析出地如上所确认的，湖广为第一。而他们的定居地，在云阳县中也以长江北岸居多。咸丰《云阳县志》中记录道：

邑分南北两岸。南岸之民，皆明洪武时奉敕由湖广麻城徙来者。北岸之民，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

县域的长江南岸部分，于明初以来即得到开发，而长江北岸，在清代是作为边疆而成为开发对象的。南岸的地势以山为多，很少平地。在山与山之间，有许多以意为河谷的“沟”命名的地方。北岸拥有流入长江的两条较大的支流（彭溪、汤溪），其近旁散布着被称作“坝”的低平地。云阳的稻米，就是由这些沿两条支流分布的“坝”生产出来的。云阳输出稻米的基地南溪市、双江镇，分别位于汤溪、彭溪沿岸。^［23］肥沃的“坝”地区，具备了适宜种植水稻的条件。但与受稳定的山泉之惠的山脚处不同，由于地形平坦，因而遭受旱、水灾的风险大，若要开发，水利设施的修建是不可或缺的条件。^［24］因此，明代初期移民定居的据点大多选择在多山的南岸（大概就在山脚处小规模的河谷——“沟”），而北岸的开发就得等待具有较高水利技术的湖广出身的移民了。严如熠就陕西商州的情况记叙道：

湖北武（武昌府）、黄（黄州府）、安徽潜（潜山县）、六（六安府）流徙之人，著籍其间，用南方渠堰法以收水利，稻田数万。

——《三省边防备览》卷六《民食》

以湖广为中心析出的移民修建的“堰”、“渠”或“塘”，也在云阳县普及开来。随着开发的进行，受水运交通之惠的彭溪、汤溪流域，渐渐地成为云阳县的经济中心而得到发展。清代中期陆续流入的移民，为了定居在面积有限的北岸低平地带而不得不展开竞争，同时与土著民的冲突也不断：

土著民田无券契，自洪武年间来蜀，言挽草为业。……今县境扶、徐、向、冉、杨、谭诸族，皆其子遗。其始颇仇客民。

——民国《云阳县志》卷十三《礼俗》

与其他移民乃至土著民的竞争，加上除了面积极小的低平地之外几乎只适宜种植玉米的恶劣条件，移民在谋求经济上的发展的同时，开始摸索自己所属的共同性。其结果是，他们所编织的社会关系逐步地紧固，实现了某种“形态”。

2.同乡结合的形态——以会馆为中心

移民在定居地分别根据出身地的不同而设立了同乡会馆。^［25］各同乡会馆都兼有祭祀所祭祀对象的“庙”的职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作为同乡结合的象征而存在着。在三省交界地带的县城和大镇，必要的程序是，建立同乡会馆须在地方志中加以确认。然而，许多地方志只是记录了同乡会馆的存在，但对设立年代、设立主体、职能等等却语焉不详。载于民国《云阳县志》卷二十一的县内各地的会馆一览表，可以说是留下来的关于会馆实际情况的珍贵资料（见表2）。

民国时期云阳县划分为17个行政区，其中9个区建有禹王宫（湖广移民的同乡会馆），12个区建有万寿宫（江西移民的同乡会馆）。此外，在县内13个区建有帝主宫（湖北省黄州府移民的同乡会馆）15座。

这些分布各地的同乡会馆的职能，由民国《云阳县志》中列入庙名中可知，主要是用以祭祀。移民的析出地与所建庙的名称以及祭祀对象的对应关系，主要如下：^［26］

湖北、湖南——禹王宫——大禹

湖北黄州府——帝主宫——张真人

江西——万寿宫——许真人

表2　云阳县会馆一览

福建——天上宫——天上圣母

广东——南华宫——六祖

四川忠州——万天宫——（不明）

同乡会面，乃至“帮”（同乡联合的组织）的事务，都在会馆中完成。比如云安镇的万天宫、帝主宫，县志中是这样记载的：

场有万天宫，忠人公所为。帝主宫，黄人公所为。祀神、饮福、平议、帮务，皆于是行之。

——民国《云阳县志》卷十《盐法》

同乡会馆的这些活动，为的是必须加强同乡出身者的移民之间的团结，以与析出地不同的土著民进行竞争。这里应予注意的是，会馆大多设置在城镇之中。也就是说，会馆的设立、维持乃至在这里聚会的，可能是居住在城镇里的地主商人阶层。对这些会馆的设立时期加以辨别并以年代予以分类，则乾隆年间7家，嘉庆年间5家，道光年间2家，同治年间1家，光绪年间1家。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能够设立会馆并具有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移民地主和商人，都居住在城镇里。

自乾隆末年到后来的道光年间，戴华万在古陵沱镇修建了禹王宫，县志里有他的传记。我们觉得，戴华万的传记，对考察居住在城镇、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移民的生态，具有极大的启示：

戴华万，字乐村。父秉福由黄安（湖北省黄州府黄安县）入蜀，居县南古陵镇侧水田坝，以农立家。其长子华万，性刚毅，有才干，好为公共利益事，不辞劳怨。先是，场名八间铺，皆濒江细民，种江壖地自给。道光初，华万始约为市，以一、四、七日相递趁集，渐致百货，增拓贾区，日益广袤，遂为县南剧镇。又于市门创建禹庙，广其庭庑，为交易总汇。 内建申明亭，朔望读法。庙外造石桥，浚龙泉、荷池饮市人，辍私钱立乐村义塾。

——民国《云阳县志》卷二十三《士女》

古陵沱抵大江，居民多戴、江两姓。滨江有市，居民百余家。……市后有戴氏祠。

——民国《云阳县志》卷四《山水》

据氏族表，戴氏移民云阳县的时间为乾隆年间。他们一家利用长江岸边的荒地从事农耕，不久经济地位得以提升（具体说可能是拥有了土地）。戴华万于道光初年设置了定期市，以一、四、七日为交易日，招徕商人，使古陵沱镇走向了繁荣。

据说，民国时期古陵沱镇的居民达百余家，其人口的构成以戴、江两姓为多。而且市后还设有戴氏祠。这就是说，古陵沱镇并非是杂姓集团，其聚居形态是以少数宗族为基本成员组成的。而由在“市门”修建禹庙来看，可以认定，维系镇上主要宗族之间的纽带是“同乡”。

由戴氏主持修建、维持的禹王宫——湖广会馆，发挥了地域经济中心的职能。由长江上、下游输入或由古陵沱镇输出的商品交易，或许都是在禹王宫中进行的。^［27］在这种情况下，有实力的移民地主、商人可利用同乡组织把持流通渠道，对市场施以极大的影响力，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

从输入云阳县的棉布、烟草以及云阳县输出的盐等商品，可以看出与同乡组织的关系：

（1）棉布

大布、小布及染色布曰色布，皆来自沙市，有黄州、白洋、紫云阁、祖师殿诸目。……向有楚人专办发售。嘉道中，此县商务尝蕃盛。父老言，西关外老街贾区多皆湘汉人。故城内外，多两湖会馆，并有（湖南省）岳常澧永保诸府分馆，其业则多为棉布云。

——民国《云阳县志》卷十三《礼俗》

（2）烟草

业烟草者，多闽人（福建人），赖、卢诸姓皆清中叶来，以其业名县中。

——民国《云阳县志》卷十三《礼俗》

卢氏兼营烟、糖两店，所有大蓄。……诸县烟、糖两业，皆有乡人交易，声气呼应，利率自倍。

——民国《云阳县志》卷二十六《士女》

嘉庆至道光间，在云阳县贩卖的棉布，都是由湖广商人从沙市运来的。其品种有黄州、白洋、紫云阁、祖师殿等。“黄州”大概是来自湖北黄州府；“紫云阁”是以长沙为中心、在湖广受到尊崇、祭祀的水神杨四将军的庙的名字。^［28］所有这些，都暗示了湖广商人与棉布的关系。(https://www.xing528.com)

另外，烟草则是由福建商人，即由清代中叶移民来的赖氏、卢氏一手掌控的。据县志氏族表，康熙年间由福建汀州上杭县徙来的赖氏一族，居住在县城里。或许这个赖氏就是经营烟草的福建商人。卢氏于道光年间开始移民云阳，其原籍与赖氏同为福建汀州府。卢氏主持县城里的“天上宫”（即福建会馆），其经济基础，无疑是由福建帮独揽的烟、糖生意。

（3）盐

云安厂煮盐者皆黄州（湖北省黄州府）人，惟多为陶、郭二族。故有陶二千、郭八百之谣。

——咸丰《云阳县志》卷二《风俗》

自湖北黄州府移民来的陶氏、郭氏，至咸丰年间完全控制了云安镇的特产——盐。据县志氏族表，陶氏是在康熙年间移民云阳县的，但没有郭氏移民年代的记载。作为建立云安镇“帝主宫”（即黄州会馆）的主导者，陶、郭两氏取得“帮务”的管理权，并独享制盐业的利益，则是毫无疑义的吧。

以上通过对会馆的考察，大致勾勒出了居住于城镇中的移民地主（他们取得的商业利润，最终也将用于满足获得土地的欲望）的轮廓。他们聚居于经济中心地区，形成为宗族，建立并主持着象征同乡结合的会馆。在三省交界地带的各个地区，由在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同乡组织（帮）独霸特定商品交易的现象，随着移民社会的形成而快速地蔓延开来。然而，最终只有居住在商品流通连接点的城镇（或场市）的实力氏族，利用其缔结的同乡组织，独霸某种特定产业或商品，取得了成功。建立会馆的鼎盛期，是在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29］如上所述，到了这个时期（即嘉庆白莲教造反的前夜），移民地主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3.同族结合的形态——宗祠和山寨

经过乾隆时期的移民高峰之后，作为聚居形态的同族结合，遍布于三省交界地带。对于这种同族结合，云阳县的移民地主是如何加以维持并进一步地予以强化呢？通过县志中的资料，来追寻一下几个移民宗族的轨迹。同时可参照云阳县的地图，上面所标示的宗族居住地，即其族居地。

（1）双江镇的涂氏

涂氏早在乾隆年间移民自湖北省，后来成为被称之为云阳县首屈一指的“大户”或“大姓”，其事迹如下：

涂开盛，字怀安，湖北蒲圻县人。乾隆二年，年十七，随父功亮入蜀云阳。度地北乡老龙坪，既成贸矣，赀不足，随父返蒲圻措之。未几父卒。庐墓三年，服除，携妻子徙云阳，定居老龙坪，披荆斩棘，辟良田数十顷。……子三：懋龙、懋虎、懋麟。孙德明。德明字庆元，性纯笃，佐父懋龙理家政。……商农并用，岁入益饶，遂为县北大户。……捐多金，建宗祠、修族谱。

——民国《云阳县志》卷二十五《士女》

云阳涂氏的始迁祖是出身湖北蒲圻县西公塘的涂功亮。他由于“食指繁、地窄，以岁获不足事蓄瞻”（《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九《功亮公传》），于乾隆二年（1737）携子开盛移民云阳县，但又为了购买土地而重返蒲圻县筹措资金。功亮没于故乡之后，开盛携妻、子再次回到云阳县，在老龙坪开垦土地。后来，开盛的孙子德明，“农商并用”，终于成为云阳县的“大户”，建置宗祠并撰修族谱。

另据民国十九年（1930）作序的《云阳涂氏族谱》，功亮、开盛父子前往云阳县之前，蒲圻县向家湾的涂开宁就已在云阳县的小江镇从事商业活动。如果《云阳涂氏族谱》所言不差，那么涂功亮和涂开宁应该是族父子关系。据族谱图示如下：

涂功亮、开盛父子与涂开宁在何时、何地到了一起不得而知。然而他们为了涂氏的兴旺而每每于事业上相互提携，致力于新的同族结合。涂氏回到定居地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在战乱之际保护宗族而购置了山寨：

乾隆季年，吾始迁祖怀安公，从潭氏购得之。未几，丁嘉庆教匪乱，族人相聚以保。

——《云阳涂氏族谱》卷十八《修磐石城后寨门记》

涂氏购得其地（磐石城），富者多环寨营田宅，世乱则聚族登寨自保。

——民国《云阳县志》卷二十三《族姓》

估计云阳涂氏至迟在乾隆末年购置山寨时，完成了同族结合，于是此后同族就逐渐地聚居于山寨的周边。不久在嘉庆白莲教造反爆发之后，涂氏一族全部据寨自守，与白莲教起义军对抗。

后来于道光年间，涂氏在山寨内部创建了宗祠。同治五年（1866），开宁的孙子德仁在当时编撰的族谱序中写道：

道光十五年，亮公孙德明、德纯等在先年所置磐石城创修祠宇。……因助修祠费用钱一百六十八串。

——《云阳涂氏族谱》卷一《云阳涂氏旧谱序》

涂氏在定居地联络析出地散居各处的族人（涂功亮、开盛父子曾居住蒲圻县西公塘，涂开宁曾居住蒲圻县向家湾），^［30］彼此进行同族确认，以加强宗族结合。涂氏通过“农商并用”打下了经济基础之后，购置山寨，又于道光年间在山巅之上建立了象征同族结合的宗祠。^［31］宗祠乃至族谱，对涂氏开盛支派和开宁支派来说，是其历史的见证。云阳涂氏在此之后进一步走向繁盛，一直雄踞当地。对于其发展轨迹，将在第二章里予以阐述。

（2）凤鸣镇的彭氏

彭宗义，字会明，别号义庄。父自圭，乾隆中由湖北大冶来，居县南泥溪甲，佣作居积，渐治农商，购田至谷百余石。宗义魁伟通敏，尤精心计懋迁、化居，应时敛散，身产增及四千余石。遂缮宗祠，收族展祭。外为石城，中耸碉台九级。

——民国《云阳县志》卷二十六《士女》

彭宗义的父亲自圭，于乾隆年间由湖北大冶县移民云阳县。移民之初没有土地耕种，只能给人当“佣作”以度日。此后，在从事农耕的同时，兼营商业，彭氏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渐渐走向兴旺。 自圭的儿子彭宗义进一步聚敛土地，每年的地租所得竟达四千石以上。他大概在道光年间建立了彭氏家族的宗祠并购建了山寨。民国《云阳县志》中“山水”条对彭氏的山寨作了如下描述：

东兀亘高峰曰平头山。……其上平，田五六十亩，而四壁削如。大姓彭氏醵金补隙为城，为备避兵。……右下后漕江，至坳口场入新军河。沟左为彭氏老屋，有彭义庄祠。弥望田庐，皆彭氏产。

——民国《云阳县志》卷三《山水》

彭氏占有河畔“弥望”的水田地带，在其背后，能看到所建险要的山寨。

（3）凤鸣镇的薛氏

薛光秀，其先湖北大冶县人，初徙开县，乾隆初乃迁县南土门甲，以耕凿起家，日裕。同里彭氏，一居山阴、一居山阳。彭亦大冶人，两姓子孙繁衍，世为婚姻。……募修紫云阁，为里人赛会地，所费数千缗。

——民国《云阳县志》卷二十五《士女》

邑人薛光秀，……族众无虑百数十家。

——咸丰《云阳县志》卷十一《艺文》

薛氏自湖北省大冶县移民四川省开县，后于乾隆初年移民云阳县。在云阳县定居地，与前面所谈到的同为大冶县出身的彭氏，结成了世代通婚的关系。据记载，薛氏宗族的规模，在咸丰年间总户数达到百数十家。

在这则资料中应予注意的是，薛光秀为了“里人赛会”而修建了“紫云阁”（作为地缘结合的象征）。紫云阁或紫云宫的名字，在三省交界地带的地方志中屡有记载。如前所述，这是在湖广平原祭祀所信仰的水神杨四将军的庙名。在民国《云阳县志》中，对紫云宫有如下的说明：

紫云宫（原注：祀杨四将军，盖水神，船帮及上下江贾者奉之。）

——民国《云阳县志》卷二十一《祀庙》

杨四将军本是湖广的水神，后来为在长江这个运输渠道的行商者所尊奉，那么他的庙名为什么被冠于为“里人”设置的祭祀地呢？这是否意味着，包括薛氏在内，“里人”的相当部分是来往于长江从事商业活动的湖广出身的“移民”呢？我们在来自湖广的棉布中，确认有被称之为“紫云阁”的品名。即这里所暗示的是，在这个被称之为“里”的生活空间里，紫云阁这个祀庙，可能是作为集聚湖广析出的移民的契机而成立的。这个以紫云阁为中心的地域社会，当初是作为同乡集团（同乡村落）形成的，后来是否在有实力的彭、薛等氏族出现之后，转向同族聚居的形态了呢？

而且，薛氏也与涂氏、彭氏一样，在族居地的中心设置了宗祠，但其设置年代没有记载：

沟右曰新佛寺，大姓薛氏世居，有薛氏祠。

——民国《云阳县志》卷三《山水》

（4）双江镇的刘氏

在民国《云阳县志·山水》中，关于宗族聚集地与山寨、宗祠的位置的关系，留下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记录。比如关于双江镇的大姓刘氏，就有如下的描述：

为刘氏聚族地，因号曰刘家坝。稻田百亩余，山水环抱，木古甲最坝，山岭右有新建石寨，中为刘氏祠。

——民国《云阳县志》卷三《山水》

居住在双江镇、有实力氏族以刘为姓者，仅据县志氏族表来看，康熙年间自湖北麻城县移民来的只有一家。因此这就是木古甲刘家坝的刘氏。

刘氏聚居在拥有百余亩水田的“坝”——低平地。不能确定的是刘氏于何时在“坝”后修建了山寨，并且与涂氏一样，在山巅之上的寨内设立了宗祠。

以上，对涂、彭、薛、刘等四家移民氏族的移民时期（康熙～乾隆）至嘉庆、道光间的轨迹作了一个概述。由此梳理出几点移民氏族在上升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特点，或许能归纳出具有共性的类型来：

①他们在当初似乎通过“同乡”的关系定居下来。经过几代之后，由于子孙增多，或者在定居地与确认为“同族”的集团汇合而致族人扩大，于是逐步向同族聚居的形态过渡。

②这种聚居形态的变化，与经济的上升过程（具体说就是在稻作水田地带聚敛土地）相伴而行。聚敛土地的资金，来自移民同时从事的商业活动。移民拥有大量土地，即移民地主的形成，至迟在乾隆末期就开始了。除上述四家之外，还有邬、旷、李、谢、甘、朱、湛等氏的移民地主。关于他们的情况，请参阅表3（其中邬氏将在第二章，李、甘、朱、湛等氏将在第三章中予以阐述）。

表3　云阳县的移民地主

这里所列举的移民地主，都是在康熙至乾隆年间移民至云阳县的长江北岸。而且他们的族居地在彭溪、汤溪两河的沿岸地区。比如长鸿乡的李氏，据说拥有沿汤溪的盐渠至路阳的“沃壤”。而且，南溪乡（云阳县米谷输出中心南溪市一带）的谢氏，移民于乾隆初年，至嘉庆白莲教造反爆发之际，拥有能收租千石以上的“田”。嘉庆白莲教造反的前夜，云阳县的低平地带——县南、县北几乎全部都由移民地主开发、兼并了。

③移民氏族在其经济基础得到巩固之后，即着手设立宗祠，或者设置其附属的祭田、编撰族谱等。^［39］除了所提及的涂、彭、薛、刘等氏之外，再来看看设立了宗祠的几个移民氏族。比如在云安镇从事制盐业的郭氏，早在乾隆年间移民来的郭在凤时即设立了宗祠。^［40］稍晚的云安镇陶氏，于嘉庆年间由陶启潢修建了宗祠。^［41］还有咸丰年间长鸿乡的李氏^［42］、同治初年双江镇的邬氏等，也修建了宗祠。^［43］由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移民氏族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就设立象征同族结合的宗祠，致力于强化氏族的结合。换言之，移民氏族把在定居地严酷的自然、社会条件下自生的同族结合，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并为把它改造成宗族组织而付出了努力。“宗族”的理念体现在实际的组织的过程中，那么，“宗祠”是否就是形成圆环——宗族组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呢？牧野巽指出：“建立宗祠，是中国的宗族生活中的一个理想，表示的是归一。”^［44］认为在移民氏族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即“由在定居地宗祠的有无，来判定迁居是否完成”^［45］。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建立宗祠就意味着氏族的移民已经完成，并且在定居地确立了某种体制。实际上，当时在云阳县，建立并主持宗祠被认为是拥有相当资产的大姓的事情：

吴庭舜，字献智。父天麟由麻城（湖北省）徙县南马岭。……家仅中资，独建宗祠，亦人所难。

——民国《云阳县志》卷二十五《士女》

④该地各处残留着明末农民战争以来修建的山寨，有实力的氏族都要在族居地（通常称之为“坝”的水田地带）的后面建立山寨。宗族私有的山寨数量，自嘉庆白莲教造反之后，呈爆炸般地增长状态。但在此之前，我们就看到私人购置山寨的行为（如涂氏）。嘉庆白莲教造反时实行的所谓“坚壁清野”（居民及其财产都进入山寨，断绝白莲教军的补给来源），是基于这种社会动向而产生的应对措施。进而由此确立了在山寨内部建立宗祠的做法。直到进入民国山寨的使命终结，它不仅仅在兵荒马乱的世道能够保护宗族的安全，而且作为象征宗族理念的“礼教”的堡垒存续下来。^［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