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白莲教造反研究史-移民的秩序

四、统治与造反——嘉庆白莲教造反研究史

纵观有关唐宋时期和明清时期中国内地移民史的研究，可以说，基本上共有的课题，是将从无间断的人口流动这个因素考虑在内而形成的传统中国固有的社会整合的形式。在历代王朝中取清朝为例——很明显地对人口的流动持容忍态度（以至形成不得不忍受的巨大的人流），但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的秩序，以及作为其精髓的国家体制究竟是怎样的呢？如果说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是流动性的话，就不能不面对这种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对这种社会加以整合、统治的国家是怎样的？解析这个问题的线索之一，是在地方不断生成、变化着的成为国家秩序基础的非正式的民间各集团和作为其核心存在的地域精英。如前所述，研究者们都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意识，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地域”这个概念上。本书同样将对作为国家借以立足的“秩序”生成基础的“地域”的结构进行解剖，将清代收容了大量移民的四川省云阳县、合州的移民社会作为中心进行微观解析；这是在第一章至第三章和第六章所要阐述的具体内容。

笔者在本书中选取的包括云阳县、合州在内的四川东部地区，是四川、湖北、陕西三省交界的山岳地带——是所谓“三省交界地带”的一角。在第一节、第二节中所提及的研究史，关于清代中期波及三省交界地带的边境开发和移民潮，在其他文章中都多有谈及。1896年（嘉庆元年），在三省交界地带爆发了历代王朝国家一直作为“邪教”加以镇压的民间宗教“白莲教”的造反，四川省云阳县也成了这场大乱的舞台。在对这次造反的背景作一探讨时，我们注意到了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移民的存在。铃木中正于1952年发表了日本最早正式研究嘉庆白莲教造反的著作——《清朝中期史研究》。他首次明确指出，由于当时的社会矛盾（列举了人口过剩、地主商人势力以及官僚的压迫等），流入三省交界地带的人口大幅增加，因而移民成为白莲教造反的中坚。就移民的生活问题，他同时认为，由于定居制度的缺失，导致移民被置于无政府状态。在这里，确定了此后为嘉庆白莲教造反研究领域所承继的权威性的“移民”的概念（指向国家统治力薄弱的周边地区流浪的背井离乡者）。

在追寻“移民”的这种存在形态和“白莲教”的内在联系时，铃木中正认为，流民占多数的移民社会的“穷困和不安定”，成为接受白莲教的温床。不过他并没有深入到“移民” 自身内在的主因，或是由“移民”（或其流浪属性）所象征的逻辑、感性世界里。

批判地继承了铃木中正的研究成果的安野省三评析道，“移民”这种现象本身，是对国家权利存在基础的共同体村落结合的脱离，即“农民对反动体制的拒斥反应”，认为作为嘉庆白莲教造反的前提，“土著民”（共同体的村落结合）与“移民”（共同体的村落结合的拒斥）之间是对抗关系，^［32］于是拒斥“地缘”、“血缘”这个纽带的移民，自然就成了容纳倡导“无父无君”的白莲教的基地。

相田洋并没有以嘉庆白莲教造反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33］，但他把嘉庆时期的造反事件纳入研究视野，对白莲教进行了全方位、综合性的考察后，对于白莲教的中坚力量“流民”，作了如下论述：如白莲教这样“具有与现实的统治体制相对抗的意识者”，“从来都是被置于秩序之外”的流民阶层。“他们身负体制中所有的矛盾，抛弃了家族、抛弃了故乡而流浪各地的流民”，恰恰与白莲教的世界观产生了共鸣。这就是说，安野省三、相田洋的研究，构画了居于统治体制之外的“移民”、“流民”和为统治体制所笼络的“定居者”（土著民）相对的二元图表。

另一方面，将白莲教的中坚定义为“构造的负者”的小林一美的研究视野，^［34］可以说基本上囊括了安野省三、相田洋的论文所及，并且更敏锐地试图挖掘白莲教造反的特质。在“构造的负者”是共同体疏离者这一观点上，小林一美与安野省三、相田洋近似。不过，在小林一美看来，共同体的疏离者的定义，并非仅仅指丧失了生活根基的流民，还包括女性、残疾者等“被区别者”。也就是说，小林一美对白莲教造反的中坚，不是根据社会存在形态的区别（区别—被区别），而是根据基于民众的意识水平之上的差异来加以把握。从而在小林一美的研究中，也认为“村落共同体”（特质的秩序）和“构造的负者”（包括白莲教在内的被区别者）将相反的向量内在化，不得不背道而驰走向对抗的两极。

安野省三、相田洋、小林一美等研究者从“移民”、“流民”、“构造的负者”等这种社会学的范畴来把握丧失家乡者与白莲教宗教思想的联系，探求同化于白莲教世界观的主体的内在根源，和在异于定居者的舞台上展示其自身基于逻辑、感性之上的独立的世界。与此同时，提出成为秩序、体制基础的定居者的逻辑、感性，与游离于其外的丧失家乡者的逻辑、感性，意味着作为两个不相交叉的圆环而各自形成别一个世界，也意味着后者有可能进行变革和持有新的幻想。从经济的维度进入政治的、宗教的维度以消除旧社会体制的变革主体，必须与基层社会的日常逻辑、感性断绝关系。换言之，为与“地缘”、“血缘”社会以及立足其上的中国王朝国家对抗，变革主体——白莲教，必须与象征地缘、血缘的日常价值规范体系决裂，而建立与自己的阶段目标相适应的思想体系。

将1949年的变革主体升华为中国革命的运动，定位于由传统中国内部体现的内发的展开过程，其根源可上溯至民众文化——前述三位学者怀着这种敏锐的问题意识进行的研究，重新认定，近代之前不过是一种迷信的“白莲教”，并非是由作为压迫者的精英，而是由在社会底层的民众自身作为变革思想的萌芽一手培育起来的。只是在以上诸位的研究中，难以否认的是，白莲教——移民被作为过于脆弱、微妙的梦想之容器加以塑造。“移民”（或者“流民”、“构造的负者”）被纳入象征与体制的秩序异质的逻辑、感性的方法的范畴。其结果，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日常价值规范体系以及笼罩其上作为“幻想”的国家）与变革思想（体制秩序之外的）在理念上的对立，被作为“定居者”与“移民”（或者“流民”、“构造的负者”）这种社会实态的对立来加以讨论。但是，这样一来就忽视了如下事实：企盼“定居”或向共同性回归的同等重要的“移民”的状态，欲将“移民”也纳入一个秩序之内的地域社会的实际状况，以及“地域整合”等。对嘉庆白莲教造反与地域社会的关系应予重新审视。换言之，应把嘉庆白莲教造反作为在向覆盖整个地域的强大规范的秩序整合的压力之下导致的龟裂——“地域变动”的观点予以把握。

最后，关于本书的课题有三点需加以说明。第一，以四川省云阳县、合州为例，探寻在移民内部反复生成、变化并逐步向国家的立足基础——规范的秩序融合的“地域整合”的方式。第二，由于强大的整合压力而导致的在地域内部孕育的反整合运动（暂且称之为“地域变动”），对于其形态和思想，将以嘉庆白莲教造反这个具体的事件来加以解析。第三，通过对地域精英的行政参与（公局）和反地域精英的运动（红灯教造反）的分析，来描述急剧的地域整合与反整合这种地域变动终结之后出现的地域社会的新面貌。以上三点将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中予以探讨。

注释：

［1］重松伸司编著：《现代亚洲的移民——探讨共生原理》，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86。

［2］滨下武志：《世界资本主义与亚洲民族资本》（《社会经济史学的课题与展望》，有斐阁，1984）、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制和近代亚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或者《移动与交流》丛书世界史问题3，岩波书店，1990。

［3］在序章中提出的论题是移民史这个新的研究动向的问题点所在。换言之，提取问题点作为探讨的重点，不一定打算完成搜罗文献目录的任务。关于中国内地移民研究史的整理、介绍，还应参考斯波义信的《移居与流通》（《东洋史研究》51～1，1992）、西泽治彦的《离村的人、留下的人、返村的人·未归的人——关于汉族的流动诸问题》（可儿弘明编：《华南华侨、华人的故乡》，庆应义塾大学地域研究中心，1992）、森正夫的《80年代以来日本关于明清史研究的新潮流》（田岛毓堂编：《开发中的文化》，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际开发研究科，1994）等论著、论文。

［4］见《宋代明州的城市化与地域开发》（《待兼山论丛》三，1969）、 《关于宋代江南的水利与定居》（《唐宋时代的行政、经济地图的制作研究成果报告书》，1981）等系列论文。后来这些研究成果经整理，收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报告《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汲古书院，1988） 。

［5］《社会经济史学》49～2，1983。

［6］《史朋》17，1984。

［7］《唐宋时代农田的存在形态》上、中、下；《熊本大学法文论丛》31、 33；《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17、 1972、 74、 85。

［8］《中国江南三角洲感潮地域的变迁》（《东洋学报》63～3、 4，1982）、 《8～13世纪江南的潮水与水利、农业》（《东洋史研究》47～4，1989）、 《唐代江南的自然环境与开发》（《历史中的自然》丛书世界史问题1，岩波书店，1989）等。

［9］《中国水利史研究》1979，9。

［10］《佐藤博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丛》，国书刊行会，1984。

［11］《四川省云阳县杂记——清末民国初期的乡绅》（《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 史学科编》7，1987） 。

［12］渡部忠世、樱井由躬雄编：《中国江南的稻作文化——跨学科研究》，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

［13］《东洋史研究》40～4，1982。

［14］大泽正昭：《苏湖熟天下足——“虚像”与“实像”之间》（《为了新的历史学》179，1985）；足立启二：《宋代两浙水稻耕作的生产力水平》（《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17，1985）。

［15］《鹰陵史学》10，1985。(www.xing528.com)

［16］《东洋史研究》31～4，1973。后收入《唐宋变革的地域研究》（同朋社，1990） 。

［17］《史朋》20，1986。还可参照滨岛敦俊的《明代的水利技术与江南地主社会的变化》（《生活的技术·生产的技术》丛书世界史问题2，岩波书店，1990）。

［18］《明代户口的移动现象（上）》（《东洋学报》26～1，1938）。

［19］《清朝中期史研究》，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1952。现由燎原书店再版。

［20］《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

［21］探讨明清时期开发经济的论著，有大泽显浩的《明代宗教造反之一的考察》（《东洋史研究》44～1，1985）、 《明末清初的秘密教》（《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汲古书院，1990）、森纪子的《清代四川的移民经济》（《东洋史研究》45～4，1987）等。

［22］《史林》69～6，1986。

［23］《民族学研究》47～1，1982。

［24］《社会经济史学》55～4，1989。

［25］《茶之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纪要》42，1989。

［26］《地域与宗族——浙江省山间地区》（《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94，1984）、 《明清时期浙东的州县行政与地域精英》（《东洋史研究》46～3，1987）、 《中国的地域社会与宗族》（《社会的结合》丛书世界史问题4，岩波书店，1989）等。

［27］菊池秀明：《广西藤县北部的移居与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七，1992）、 《太平天国前夜的广西移民和“客籍”精英》（《史学杂志》101～9，1992）、 《清代广西的新兴宗族及其社会关系》（《社会经济史学》59～6，1994）。

［28］关于哥老会，可参照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山田贤的《中国移民社会地域秩序的形成——四川省：18-20世纪》（史学会编：《亚洲史的问题》，山川出版社，1991）也谈到这个问题。

［29］濑川昌久：《中国人的村落与宗族》，弘文堂，1991。

［30］《明清时代的乡绅》（《权威与权力》丛书世界史问题7），岩波书店，1990。

［31］吴金成著、渡昌弘译：《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汲古书院，1990（原著于1986年由首尔一潮阁以《中国近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书名出版）。

［32］《清代的农民造反》（《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2，岩波书店，1971）。此后安野发表的《中国的异端、无赖》（《中世史讲座》七，学生社，1985）也涉及上述论著的内容。

［33］《白莲教的建立及其展开——中国民众变革思想的形成》（青年中国研究者会议编：《中国民众造反的世界》，汲古书院，1974） 。

［34］《构造负性的造反》（《面向历史学的再建》四，1979）、 《中国白莲教造反中的帝王与圣母》（《面向历史学的再建》五，1980）、《嘉庆白莲教造反的性质》（《中岛敏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上，汲古书院，1979）、 《齐王氏的造反》（《读中国民众造反的世界》，汲古书院，1983） 。

【注释】

[1]指不住在当地的大地主。——译者注

[2]干田指排水良好、停止灌溉后即变成旱田的水田。——译者注

[3]主户：宋代为了便于征取赋税、控制户口，把全国居民分为主户与客户。主户指占有土地并承担赋役的户，官户与形势户亦包含在内。客户指住在农村、不占有土地而租种土地的农人。——译者注

[4]户等制：中国一些封建王朝在登记户籍时，按编户资产多少，划分为不同等级，以作为税役多少轻重的标准和依据汉代已依据各户财产多少分等征税，但没有户等制的明文记载。 自三国时曹魏至北齐、隋、唐，实行九品户和九等户制。唐朝将上上户、上中户、上下户和中上户四等作为“上户”，中中户中下户和下上户三等作为“次户”，下中户和下下户二等作为“下户”。按户等的差别，分摊户税、地税等。大致在五代时，开始出现五等户制。宋承五代遗制，将乡村主户按财产多少划分为五等，一、二、三等户为上户，其中二、三等户也称中户，四、五等户称下户。宋朝规定，每隔三年，各地乡村要重造五等丁产簿。——译者注

[5]义门：旧谓尚义的门族。——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