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社会与地域精英：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

三、文化装置、社会机能——移民社会与地域精英

如上所述，移民社会的地域精英的崛起过程，与民间各集团的成长过程是表里一体的。快速现身的各社会集团在其核心之中产生着精英；与之相随，这些精英作为向心力的核心，进一步加强了凝聚力。这些精英的出现，戴着各种社会集团以固有的方式锻造的“威信”的光环。这些产生的社会集团为维持自身的稳定，不仅要保证本集团的财富和权利，还必须兼具他人所承认的威信。集团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威信是什么呢？具体而言，其内涵或许就是对以归属于该集团而感到自豪的成员来说，感到很有“面子”吧。威信的产生须通过某些表演仪式作为媒介，并常在他人尊崇、羡慕、畏惧的目光中得以确认。比如说“宗族”这个社会集团，威信的源头是他们所建立的宗祠这种表演——文化装置，他们据此宣示向传统的价值规范同化和上升的成果。精英并非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以其所属社会集团所赋予的威信为背景登上了历史舞台。

传统的价值规范，是在欲向精英社会的上升、向体制的内在化时，最为普遍选择的威信的源头（因此之故宗族在移民社会中得以群生），但作为可能性的选择当然不止于此。至清末，遍布四川地域社会的秘密结社——哥老会，事实上是作为非精英的相互扶助的组织产生的，组织的目的、宗旨是以“反清复明”（推奉明朝后裔、打倒清朝）的口号来表达的。即创造出以拥护与清朝对立的“明裔”这种虚构的传统，但这种传承以及基于其上整饬的诸礼仪，可以说是与反精英相适应的威信的源头——文化装置。^［28］(www.xing528.com)

首先，对体制化的精英来说，如果说威信的源头来自传统的规范的话，那么“宗族”或以之为基础形成的宗族联合、地域社会，伴随着其生成过程，将会被收拢于由王朝国家实现的庞大的秩序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王朝国家正是纯粹的传统规范的最高体现者。移民并不是“脱离”于秩序之外，而是在流动之中，常把“地域”作为国家秩序的缩版，在修养生息、再生产的过程中向体制内靠拢。濑川昌久通过对香港新界的移民与宗族、村落的形成过程的调查，提出了如下的观点：“在宗族、村落、村落联合等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形成过程中，这些组织建立得越完善，就越具备了融入中国整个社会大传统之中的机制。”^［29］对此应予参酌。地域精英体现的是社会集团欲向国家秩序（濑川昌久所说的“大传统”）提升的先行者，是一种经常以某种形式展示或代表社会集团的威信——文化装置的存在。

其次，描绘一下向体制内靠拢的地域精英，在高流动性整合过程之中的地域社会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或者说期待他们发挥怎样的作用呢？如前所述，地域精英是民间各集团的核心。一方面，如上田信基于浙江的事例所指出的，是为把当地的要求通过同乡结合、同族结合这种非正式的渠道收集上来、反映给州县行政当局而打造的一个中枢。同时在另一方面，地域精英也是行政当局为维护因人口流动频繁而导致的急剧变动的地域社会的秩序，在所辖范围内为不留死角地渗透其触角的不可或缺的协助者。即地域精英作为地域社会和公权利之间的媒介，是社会关系的连接点。对此，安本美绪把清朝的政治基调归纳为：“清朝……一改明初实行的，如人的流动与土地难以适应的里甲制那样由国家特意设定当地机构的作法，对在流动化的社会中产生的乡绅势力和宗族等形成的民间秩序，在有助于清朝维持统治的这个前提下加以容忍、利用。”对在清朝统治之下的民间各集团和地域精英的发展作了明确的论述。^［30］另一方面，吴金成通过对明代江西向湖广的移民现象的探讨，明确了地域精英（著者所说的“绅士”）的崛起与社会之间的关系。^［31］吴金成认为，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和里甲制的动摇，从国家和地域这两方面提高了对精英期望，其结果是导致了精英们独立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绅士。这个研究成果，并非将在传统中国的地域精英由统一设定的国家身份（科举身份）予以推论把握，而是通过对他们在各地域中所起到的社会作用的探讨、归纳而加以确定的。地域精英是垂直的社会关系（行政）和水平的社会关系（当地自律的秩序）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连接点。地域精英的威信的一部分，正是来自于这种自身所处的座标中。所谓移民社会变化的激流，首先， （1）生成自民间各个集团；（2）其次这些组织经过因地域问题而产生的变革、重组； （3）最后达到顶点——地域精英的析出，最终进入水流平缓的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