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移民史研究成果

一、开发的“技术”——唐宋时期的移民

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不断的人口流动的高潮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伴随着划时代的技术革新，江南稻作灌溉农业发展的唐末、宋代；一次是以玉米等原产于新大陆的农作物的引入为契机，并逐步在边地山区种植的明末、清代。 日本对这个流域的研究，固然有着深厚的积累，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唐末、宋代的移民、开发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书首次对唐宋时期移民情况及所揭示的问题加以整理，并将对作为课题的清代移民及社会变化的连接面和断层进行阐释。近些年在这方面的研究人才辈出，而称之为嚆矢者，可以说是对移民、开发研究的方法自觉地进行探研、追求的斯波义信。^［4］斯波义信将由于以前社会组织的动荡而析出的人口的流动化，作为向新的均衡收拢、再构筑的整合的动态过程，阐述了在技术、都市化、商业化等相关的社会变化诸指标中结构性的定位。以这种视角为前提，就唐宋时期中国内地移民史的具象，为我们描绘了如下清晰的轮廓。

首先，从有关流动的起点问题来看。唐末、宋代人口向长江下游流动的诱因，主要可以从以大运河为主动脉的交通发达和技术革新这两点中去寻求。前者给商业化——即人、物流动的活泛、顺畅提供了条件；后者为流动人口前往具有未开发自然优势的江南定居起到了催化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移民与商业化决不是相背离的行为，它所表现出来的不过如硬币的两面而不可分，对此必须加以重视。交通的发达、农作物的地域特产化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分工，以及将社会分工予以整合的商业化，彼此之间互为促进地发展。其结果就是，为人口流动的这一现象创造了一个基础条件。关于点缀于东亚史中的华侨，斯波义信认为，是如上所述由传统移民形态的延伸而析出的存在，并且敏锐地指出了商业化作为贯穿始终的原动力，对中国内地的移民史发生作用的特质。

一方面，对移民的落脚点——唐末、宋代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中心定居的情况，通过以几种方法设定的概念，进行了清晰的还原工作。斯波义信认为，应将定居的形态置于定居环境、技术等一系列的综合体——“生态系”中来加以考察。同时，对于定居的“收容器”的自然（定居环境），参照了泰国湄南河流域的事例——（1）扇状地区；（2）中游三角洲；（3）下游三角洲——这三种地形类型。另一方面，关于为实现定居所需相应的技术，在两大范畴之中提出了两种假说的有效性：A.对所面对的自然进行改造所需的工学适应；B.采用与自然相适应的作物品种、耕作方法所体现的农学适应。在这个前提之下，对定居的过程作了如下的追踪。关于定居的进展状况，对从为享受稳定的水利条件而成为初期定居点的（1）扇状地区，逐步向与高度的工学、农学相适应的；（2）中游三角洲；（3）下游三角洲转移的典型性进行了归纳，同时对作为与各种“生态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形态，认定有两种：（1）在扇状地区，以集约性相对较高的、以小规模经营为主的紧密的社会集团；（2）开发初期在中、下游三角洲的不在大地主^[1]与佃户这一对两极分化的粗放的社会集团。

如上所述，斯波义信的研究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不仅对唐、宋时期移民状况的原貌进行了复原，还对与广阔的社会脉络相关的中国内地移民史的观点和方法的确立，进行了尝试。斯波义信提出的诸论点，被缜密的地域研究所承继，并以更为丰富的实证成果所充实。

对在“生态系”中定居地点空间的展开过程进行评介，尝试对典型的“地域”形成史进行详细解析的，是上田信的《地域的履历——浙江省奉化县忠义乡》^［5］、北田英人的《中国太湖周边的“坞”与定居》^［6］。上田信的研究极为细致，他根据对在浙江省奉化县忠义乡居住的宗族移民年代的考察，推测聚落的成立年代，并将之与聚落的空间坐标相对照，得出明确的结论：与唐、五代时期在山脚地带建立聚落不同，宋、元两代的聚落，则建立在为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河流沿岸的堤坝、沿海地区的防潮堤）所需要的低平地带。明代的移民、开发经历了相对停滞的阶段。进入清代，在国家的参与下，进行大规模的海塘修造，沿海地区又增加了新的聚落。北田英人的研究，通过对广泛分布于江南地区的“坞”的地名的考察，探讨唐宋时期的定居状态。在北田英人看来，“坞”的起源可上溯至唐代，以“坞”为地名的聚落几乎都地处山脚地带的小谷中。这种“坞”的地形，是定居初期因为水利管理比较容易而被选定的。以上两人的研究，引入了地理学的方法，在空间、时间的坐标中给定居地点以定位，同时提出了定居地点由山脚地带向低平地带转移的结论。这也与就田地的存在状态问题，经广泛深入的考据文献资料而提出“古田”在山麓地带、“新田”在江河湖海沿岸地带观点的草野靖的研究成果相吻合。^［7］(www.xing528.com)

由于中、下游三角洲低湿地带开发困难，更需要具备水利条件。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如北田英人在一系列的研究^［8］中所指出的，涨潮时海水逆流深入陆地，给水稻耕作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对江南的开发来说，最重要的课题是阻拦海水和淡水化。宋代在以江南为中心的临界地区建造了防潮堤（海塘）。关于这种“工学适应”，本田治在《宋元时代浙东的海塘》^［9］、《宋元时代温州平阳县的开发与移居》^［10］等中首次进行了正式的探讨。由本田治提出的防潮堤的石塘化、连续塘化等所谓技术上质和量的进步，是开发的前提条件。本田治进一步指出，随着来自福建的移民的流入，在他们中以“有实力的大户”为主导的海塘建造、开发事业取得进展的温州平阳县，科举考试中榜者的比率极高；流动性高的社会与科举意向的上升之间具有相关性。这个见解是应予重视的。与平阳县相比，虽然历史条件、地理条件等都有着极大的差异，但对19世纪四川省云阳县的移民社会进行研究的西川正夫也指出，自清代中期收容大量的移民以来，该县的金榜题名者的数量急剧上升。^［11］从高流动性社会中析出的中国的地域精英，与作为他们得以获取威信的体系的国家体制——必须与流动性高的地域社会相适应——之间的关系进行不断地反复修正，作为考察长期持续下来的中国社会特质的关键，是今后重要的研究课题。

对在新的临界地区开垦的耕地所采用的“农学适应”的探讨，近年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发端是1979年以东洋史学为首的地理学、农学等专家在一起就江南的稻作文化进行座谈，并汇集成《中国江南的稻作文化》^［12］一书。会上指出，在宋代引入的籼种“占城稻”，由于其生育期短，因而具有能够躲避旱、水灾害的特性，非常适合于开发初期的栽培。本田治还在《宋元时代滨海土地的开发》^［13］中，概括了这个时期滨海新田的分布、结构的情况。同时认为，“占城稻”不仅具有早熟的特性，而且具有耐盐碱性，因此在滨海新田得到栽培。其结论是，“占城稻”在处于粗放的开发阶段中、下游三角洲的“农学适应”中的表现，是其他品种所不及的。

大泽正昭、足立启二等人在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研究的同时，从水田的土地生产力的指标追求“干田化”^[2]的观点出发，对宋代的水稻种植进行了再探讨。^［14］两人共同认为，以前往往作为先进地区形象的浙西三角洲，正如粗野的籼种“占城稻”所象征的那样，停留于粗放的农业水平；与此相反，在干田化的基础上实行集约化生产的河谷平地（斯波义信所分类的“扇状地区”，与北田英人指出的“坞”这种聚落，在地域上大概有所重合）乃是宋代的先进地区。这是根据对其耕种方式、施肥、除草等水稻种植技术进行了具体探讨提出的观点。

通过以上诸位学者的研究，鲜明地描画了山脚地带初期定居地域的成熟和处在开发过程中的沿海地区之间的对比。那么，对以这种社会状况为背景建立的宋代的社会体制，将如何来考评呢？宫泽知之的《宋代先进地区的阶层构成》^［15］，试图对这个问题予以解答。他认为，宋代开发得以进展的浙西围田地区的阶层，主要是由大地主和主户^[3]这两个两极分化的阶层构成。而在浙东陂塘地带——即包括许多通过整修“陂塘”水利设施而成为初期定居点的山脚地带——则中产、 自耕农阶层各占一定的比重，并估计宋朝的户等制^[4]是在作为先进地带的后者的基础上得以确立起来的体制。在此，显示出将唐宋时期的移民、开发的情况，与地域以及对此加以统一的国家体制相整合予以解析的观点和考察的端倪。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由对唐宋变革的地域研究的观点出发，把宋代江南东西路的移民与开发作为课题之一的佐竹靖彦，在《唐宋变革期江南东西路的土地所有与土地政策》^［16］中指出，以强固的同族关系为助推器进行开发的地域精英（义门）^[5]，成为支持宋朝的基础。很明显，这与以大土地所有者为根基的唐朝官僚是不同的。佐竹靖彦把成熟的开发地主看作是宋朝主户层的核心——宋朝立足的基础，这一见解与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江南地域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今后将进一步期待有关地域问题研究的资料的积累。宫泽知之、佐竹靖彦两人的研究，以其敏锐的问题意识告诉我们，不必去在意随着开发体现出来的“工学适应”、“农学适应”的具体情况，不可或缺的课题是对（1）开发的主体、 （2）作为在开发地区产生的社会关系的结节点的地域精英以及（3）笼络地域精英的国家体制的综合、系统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