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河阮氏政权海外贸易的社会发展意义

第七章　海外贸易对南河社会发展的意义

南河海外贸易，如果以阮潢重返顺化正式开始南河割据的1600年为起点，以北河黎郑军队攻入顺化，导致阮氏对南河全境有效统治突然终止的1774年为终点来计算的话，一共持续了一百七十四年。在这一百多年里，尽管存在南河人自身参与少等方面的局限，海外贸易还是为南河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外交往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节　海外贸易带动了南河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阮氏到达南河之初，南河的社会经济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生产水平低下，社会分工不发达，所生产产品主要是供生产者和阮氏政权消费，以赢利为目的的商品交换较少。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卷入到了海外贸易之中，生产不仅仅是为了供南河内部消费，还为了满足出口所需。因此，在南河海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南河商品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以海外贸易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发展迅速，商品交换范围和规模扩大等。

首先，海外贸易刺激了南河以海外贸易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在海外贸易巨大市场和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南河人会主动或被动地扩大某些产品的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以获取更多的收益。比如糖的生产，波武尔在1750年时曾说：“糖是南河供应量最大的出口商品，在占省的会安河两岸就有许多制糖炉。也只是在近期南河人才努力生产大量的糖，以前他们只生产足够当地消费的数量，但由于中国商人为他们带来了销售市场，因此他们大量增加制糖炉，以致于生产的糖除了供本地消费外，还可装满80艘船。”^[1] 关于丝货生产，波武尔在1750年1月20日也说：“可以肯定的是，那些织工将会生产出更加精美的丝织品来，只要与欧洲人的贸易能为他们创造销售市场。他们的丝质量很好，供应量也很大，而且只要有市场还可以供应更多。现在他们都根据市场的销售量来确定种桑和养蚕的规模。”^[2] 其实，不仅仅是上述波武尔所述的糖和丝及丝织品，所有能出口的产品，只要有利润存在，南河都会在阮氏强迫下或市场驱使下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质量以为出口服务。阮氏是南河最大的商人，同时又是最大的垄断者，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可以强制民众生产所需产品，甚至设立一些专门权构以获取外销商品。如设立清洲队、庵山队、淘沙金户、油漆队等，以获取更多的燕窝、琦楠、黄金和油漆等出口价值较高的产品。当然这些机构所获产品有一部分是供阮氏消费，并非全供外销，但可以肯定的是，很大一部分被阮氏卖给了外商。因为南河自阮潢始就有 “差人依价买载（胡椒）及鱼翅燕巢，卖与商人，易取货物” 之先例，以后各代都依例而做。^[3] 此外，阮氏还在各地村社坊设立了很多手工业村坊和匠司，专门生产某一产品。从于向东教授根据 《抚边杂录》 的记载整理出的 “顺广地区手工艺村坊、匠司生产状况表” 来看（见表7-1），阮氏所设的手工业村坊和匠司的类型很多，生产的产品也很丰富。其产品 “从生产规模和纳税数量上推断，大部分村坊的生产，并非仅用于自身消费，而应该是为交换而生产”。^[4] 可见，扩大生产、服务于海外贸易正是阮氏设立的这些专门采收机构、手工艺村坊和匠司的重要目的之一。海外贸易除了有助于扩大南河的生产规模以外，还能带动、帮助南河生产水平不断提高。海外贸易带来了外国的产品，也带来了外国的生产工艺。为了提高产品的价格和竞争力，南河人自然会主动或被动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和工艺以提升其生产水平。如香茶县采云坊之所以能生产 “花样巧妙” 的丝织品，是因为其远祖曾 “学织于北客”。总之，在海外贸易的刺激下，南河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出现了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的发展势头，在促进海外贸易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表7-1：顺广地区手工艺村坊、匠司生产状况表^[5]

续表

其次，海外贸易推动了南河内部商品交换和流通。在南河初期，由于社会生产的落后，南河民众可用来交换的产品不多，而且即使有交换，能交换到的产品也很有限。因为与外部联系少，一个地区生产的产品都大体类似，你有的我也有，你没有的我也没有，无法产生大规模的商品交换。在海外贸易发展后，南河与外界接触的大门大开，国外的新奇产品大量涌入，刺激了南河人的购买欲望； 而南河产品成为外商争购的商品，使生产可出口的产品变得有利可图，激励了南河人积极参与生产。内部生产的发展和外部商品的流入，使得南河的商品交换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法商波武尔对贸易季里会安交易会的盛况有如下描述：“当地人便肩挑手提地满载着生丝、丝织品和沉香等货物从深山老林走了出来，至于稻米、糖、胡椒、铁等大宗货物，则从沿河的村庄用小船将之载运到镇上”，“贸易季一结束，中国帆船就扬帆回棹，商人们也都纷纷打道回府”。^[6] 从波武尔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参与会安交易会的当地商品种类很多，有的商品量也很大，需要用船来载运，这表明以会安为中心的南河商品交易已较为发达。会安作为一个国内外商品的集散中心，其辐射能力不仅是其周边地区，而是南河全境，包括最南端的嘉定地区。如据 《抚边杂录》 记载，嘉定同狔地区的一些生产大户，常把生产的稻谷舂成米，“平辰卖入富春以易北艚綵绫缎，衣服鲜花，罕有布素”。^[7] 可见南河内部交易流通的商品不仅内容很丰富，有农产品、手工业品、林产品和矿产品等，而且交易流通地域也不只局限于小范围内，而是在全区范围内发生，这正是南河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具体表现。

此外，有一点常不为人们注意但却非常重要，那就是海外贸易提升了南河经济的货币化程度。阮氏割据之初，南河通用的货币是铜钱。但由于阮氏没有掌握铸币技术，加之缺乏铸币的原料铜，南河出现了货币短缺的现象，因此当时的交易多是以物易物，就连税收也大部分以实物征缴，这严重阻碍了南河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南河海外贸易的发展，各国外商为南河带来了各式各样的货币：日本的铸币、中国的铜币、日本的白银、墨西哥银元、西班牙银币、印度的卢布、法国银币等等，而且在外商的提议和帮助下，阮氏当局也曾在18世纪铸造过铜币和铔铅钱。此外，南河盛产黄金，因为一些外商有把黄金做为交易等价物的习惯，黄金在南河也曾当货币使用。这些货币在南河的流通，使南河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大大提高。到18世纪初期，阮氏对生产者征税大都允许以货币替代实物，称为 “替钱”。如据 《抚边杂录》 记载，广南富春府的纱綵队，“例纳差余绢税三十六匹十三尺三寸，替钱二百十八贯六陌四十二文”； 广义慕华府龙凤社，“例绢二匹七尺五寸八分，替钱十一贯二陌卅八文”。^[8] 官员向阮氏的进礼也可以货币替代：“顺化每年十二月，各营诸将有进腊礼，方饼一盘，替钱八贯，猪肉一盘，替钱五贯。”^[9] 南河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南河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以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物，可以突破实物交换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让商品流通更为便利，市场更为广阔。如在17世纪初期，日商为了购买南河丝绸，曾以每户10至12两银的订金预订各户当年所生产的丝，这样使日商不必等到下一贸易季带去货物后才能与生产者进行交易，可以在贸易中抢占先机； 而南河生产者也能以所获得的订金购买生产和生活资料，尽可能扩大丝生产。由于当时全球的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南河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流通货币是白银和铜币，因此南河的主要流通货币也是白银和铜币。南河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也可以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在外商没有适当的货物带到南河销售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带来大量的现金。正如波里所说，日商在朱印船贸易期间每年带4~5百万两银子到南河交易； 荷商到南河贸易时除了带日本的铜钱外，还带上大量的白银，如1637年前往南河贸易的荷兰Petten号平底船就载有价值16，438里尔的白银。此外，阮氏也曾以现款托购买外国商品，如1658年贤王曾交给耶稣会传教士马奎斯一万两银子到澳门购买火器。总之，海外贸易推动了南河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南河海外贸易的发展，二者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南河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　海外贸易为阮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河阮氏政权作为一个在 “其地僻陋，其俗朴鄙，其人物稀疏寂廖”^[10] 的新土地上建立起来割据政权，其最重要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其政权。但建立之初，南河社会生产落后，经济基础薄弱； 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加之手工业水平落后，缺乏一些重要的战略资源； 对外交往少，不被国际社会认可。这些问题都是阮氏巩固和发展其政权必须解决的难题，而海外贸易正是解决这些难题的钥匙。

首先，海外贸易为阮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为南河政权的顺利运转奠定了基础。海外贸易税为阮氏提供了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意大利传教士波里在17世纪初曾说：“……在这种交易中（指海外贸易），阮主通过征收他规定的货物税和港口税获得了巨额收入，全国也因此而获益非浅。”^[11] 李塔娜博士估算，在18世纪四五十年代，南河每年从海外贸易中征税达14万贯，即以每年70艘商船到南河，每船征税2000贯来计算。14万贯是什么概念呢? 据南河掌太监枚文欢统计，在1746至1752年间，阮氏政权的年总收入在338，100至423，300余贯之间。那么14万贯的海外贸易税就相当于阮氏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12] 这还只是到税和回税部分，没有计算各国商人以 “礼” 的形式无偿交给阮氏的钱物。当然这只是在南河贸易最兴盛的18世纪中期，在初期和末期，到南河的商船数没有那么多。但正如李塔娜博士所说，在南河政权成立初期，在国内生产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海外贸易税收在南河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比后期更为重要，^[13] 因为那时经济不发达，阮氏的农业税、丁税、交通税、少数民族税相应也很低，即国内总收入很低。也就是说，在阮氏统治南河时期，海外贸易税都会占其国内总收入很高的比例。此外，由于海外贸易对南河内部的社会生产具有拉动作用，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南河的一些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如制糖业、丝织业等，这些产业的发展又可增加阮氏政权的国内税收。再者，正如前文所述，阮氏还以商人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海外贸易，以垄断经营的方式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经济是一个政权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海外贸易是南河经济的发动机，阮氏政权的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海外贸易。正因为此，阮氏政权对海外贸易一直非常重视，把每年洋船前往的多寡作为年份好坏的标准。正如阮主对僧人大汕所说：“自老和上到来，果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八个字之惠。况往年洋船所到，多不过六七艘，今岁十六七艘，国用饶益，咸赖福庇也。”^[14] 能让阮氏 “国用饶益”，这才是阮氏重视海外贸易的根本原因，也是海外贸易带给阮氏政权的最大收益。阮氏政权最后的崩溃，其后期海外贸易的衰落导致的经济危机是最根本的原因。仅从税收上来看，相对于18世纪中期平均每年70艘商船和14万贯的海外贸易税入，1771年仅有16艘，1772年下降到12艘，西山起义爆发的1773年仅有8艘，税收也分别只有38，000贯、14，300贯和3200贯。^[15] 因此李塔娜博士说：“对阮氏来说，海外贸易是长期以来当地经济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因此外贸滑坡对阮氏来说是个严重的损失。”^[16] 他的反应措施是加强对山区和高山居民的控制，寄希望拆东墙补西墙。我们在第五章中将会看到，他们取得了某些短期效益，但以最终激起西山起义为代价，从而葬送了内区政权。

其次，海外贸易为阮氏带来了缺乏的战略资源，为其维护政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作为一个割据政权，阮氏要面对中央政府为维护统一所带来的挑战。在1627—1672年间，阮氏与北河黎郑军队共进行了七次大战，其中虽有失利，但最终都挺过来了，成功保卫了其政权。阮氏在经济不如北河雄厚，军队不如北河强大的情况下能在与北河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海外贸易除了为其提供了经济支援外，为其带来的大量先进武器和武器制造技术发也挥了重要作用。在17世纪，东方国家作战武器还主要是在近距离才能发挥作用的刀剑等冷兵器，这也是为什么阮氏在初期迫切希望进口日本制造的武器的原因。但西方制造的可远距离发挥作用、杀伤规模较大的火炮和火药枪被引进后，决定战争态势的主要因素就是洋枪洋炮的装备情况而不是人数的多寡了，其时阮氏的兵力只有北河兵力的四分之一。阮氏通过海外贸易引进了一些洋枪洋炮，还利用西方人的带来的技术制造了大量的枪炮，因此较早就拥有了数量众多的当时的新式武器，并在作战中广泛使用。如1631年阮维慈主持建造的日丽垒，“延袤三千余丈，仗设过山炮一，三仗或五仗间立一炮台，置巨门炮一，药弹山积”。日丽垒因有如此多的炮也在后来抵御黎郑军队的进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很多越南史学家认为阮氏的炮兵优势是他们能够维持其独立的主要原因之一。^[17] 诚如是，则海外贸易功不可没，因为正是海外贸易为阮氏带来了火炮、制炮技术以及制炮原材料。

第三，海外贸易增进了南河与外界的交往，有助于南河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南河人很少出洋，南河与外界的联系大多是由参与南河贸易的外国商人和在南河的传教士来完成的。由于南河时断时续的禁教政策，在南河的传教士数量并不多，且其主要活动领域在宗教文化方面，因此南河与外界的经济、政治联系主要是由外商来承担的。外商到南河贸易，很自然地成为南河与各国、各地之间搭建经济关系的使者，这些使者的性质有民间的，也有官方的。民间的以华商为代表，他们到南河贸易常常只是为了私人的经济利益，不代表某一政权或组织。但他们的出现客观地把南河与中国，以及与众多的华商侨居地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官方性质的外商以日本朱印船贸易商代表。因为朱印状是由日本幕府颁发的，贸易地和贸易内容也是由官方确定的，因此所建立经济联系也带有官方性质。VOC、EIC与南河的贸易与日本朱印船贸易相类似，都是由其在东方的商馆或国内的总部确定贸易内容和数量，因此与南河的经济关系具有官方性质。无论是官方性质还是民间性质的外商，都通过与南河贸易，让南河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进行互动，让南河成为地区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一分子。此外，海外贸易也推动了南河与各国政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在大量朱印船到南河贸易后，通过商人传递书信和礼物，南河阮氏与日本幕府之间很快建立起了国家间关系，阮主与幕府之间常有书信往来就两国通商事宜或别的事情进行交流。阮氏也曾试图通过商人来建立与清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如康熙八年（1669）阮氏派华人赵文炳送风漂到南河的广东都司刘世虎等人回国，其目的也是为了与清朝建立官方关系； 康熙四十一年（1702），阮氏派华商黄辰、兴徹到广东求封，尽管清朝以 “惟安南犹有黎在，未可别封” 的理由拒绝了南河的请封，但至少让清朝明白了南河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且从《大南实录前编》 中 “清商尝来商于广南，故称我为广南国” 一语中可以看出，清朝对南河的了解大多来自于商人。阮氏因贸易问题还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和暹罗国王等都有书信往来，为双边关系的建立和贸易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通信中，阮氏都以一国之君自居，如与VOC总督的信中，阮主说 “我一致认为欲与远方之国通商就应与其国国王商谈……如阁下不以为嫌，请尽管派人来商……”；^[18]在与暹罗国王的信中阮氏界定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暹罗之与安南，犹有楚燕赵平交之国也”。^[19] 总之，通过海外贸易，阮氏与外界的交往扩大了，并通过发展经济关系与一些国家和组织建立了政治联系，为南河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起到了助推作用。

第三节　海外贸易促进了南河文化的发展

海外贸易让南河这个曾经封闭的社会向外打开了大门，大量外国商人和商品的进入，为南河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 南河人也有机会走出南河，去接触和了解外面的世界，并把外部文化带回南河。南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海外贸易过程中与外部文化不断进行接触、碰撞、交流，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贸易商品是利润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商人们为了获得利润把商品输入南河的同时，也把外部文化带入了南河。南河人在使用外部商品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商品所载蓄的文化的影响。如在南河海外贸易中，大量华商到南河贸易并为带去了大量的中国商品，南河人在使用那些商品的过程逐渐接受了中国的审美观念，在南河兴起了崇尚中国器物的风尚。如据黎贵惇所记，由于中国刻有 “宣德年制” 字样的香炉制作精美，光滑莹润，绝无纤涬，于是 “顺化人多以古铜炉相尚”。^[20] 不仅是铜炉，南河人对几乎所有中国的器物服饰，都是推崇有加，于是在南河首都顺化有如下景象：“顺化承平日久，公私富赡，服用鲜花，又经晓王豪纵之余，相效成风。大小官员，无非雕琢室屋，砖石墙屋，纱缎帷幄，铜鍮器皿，侧檀椅桌，花磁杯盘，金银鞍，锦綵衣服，花藤覃席，富贵风流，互相夸艳。民间色目，亦穿入丝花缎与纱凉地衣，为出入常服，以布素为耻。兵士皆坐藤席，倚彩隐囊，拥炉香烹好茗，银磁杯而唾鍮壶，饮食磁碟无非北货，一餐三巨钵。妇女皆服纱罗纻丝衣，绣花彩于圆领，视金银如沙，粟米如泥，侈靡极矣。”^[21] 郑怀德所见的嘉定地区也是 “士庶服舍器用，略如大明体制，尽除北河陋习，为衣冠文献之邦”； “士尚名节，俗尚奢华，文物服舍器用多与中国同”。^[22] 除中国产品外，其他国家的物品进入南河后也为丰富南河的物质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西方国家的自鸣钟传到南河后，不仅可以提供具体准确的时间，改变南河以日、时辰计时的习俗，还能为南河人自制此类钟提供参考。更不用说西方的火炮传入南河后提升了南河的武器装备水平，为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提供了最大帮助。总之，通过海外贸易输入南河的外国商品，为南河改善民众物质生活条件，提高生产水平，丰富南河的物质文化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

海外贸易不仅为南河带去了物质文化，也为南河制度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支持。制度是一个文化体中要求所有成员都必须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和典章制度。南河在发展海外贸易过程中，为了规范和促进海外贸易，在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社会规范，制定了一些典章制度。这其中最重要的制度是阮氏政权制定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因为该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有不少华人和华商的参与，使该制度明显带有清朝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的烙印，以致于有学者说南河的征税制度是仿照中国而建立的。^[23] 又如，阮氏在1669年制定了量法：“以十撮为一勺，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斛，十斛为一桶。”^[24] 这些度量单位和计量方法与中国相同。在布匹的度量上，也使用了与中国相同的度量单位匹、尺、寸。在重量上，使用两、斤、担等，因此荷兰商人说，当地的重量单位与中国一样。^[25] 在度量工具上，南河也多使用中国式工具如尺子、大秤等。因此英国人说，当地市场上的度量衡制度与中国实施的度量衡制度完全一致，所有的商品均以一种名为datchin的衡器来度衡。^[26]又如上述南河服衣冠服饰大体与中国同，其原因除了民众的自觉选择外，也有阮氏政权从制度上的硬性规定。1744年晓国公阮福阔称王后，“取 《三才图》 绘中冠服体制为体式，令武自掌营至该队，文自管部至占侯训导，各依彩样，衣皆用綵缎，贵者用蟒袍水波，其帽饬以金银。又令二处男女改用北国衣裳带裙，以示变易。至使妇女皆窄袖短衣如男装，则北国所无也。三十余年，人皆惯习，忘其本俗”。^[27] 《三才图》 即明人王圻、王思义编撰的 《三才图会》，书中以图文详细介绍了中国明代的服饰仪制，阮氏以此为蓝本制定南河服制，使南河的服饰有了定制，呈现出与中国趋同的现象，正如南河人陈惟忠诗所云：“八代厌看秦法令，百年复观秦威仪。” 南河上述制度之所以与中国趋同，除了南河本属中国文化圏一部分之外，大量华商参与南河海外贸易和大量华人定居南河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他们不仅参与了那些制度的制定，为那些制度的制定提供了思路、实物资料，还身体力行，表率地执行和落实，使那些制度能够成功在南河实施。

精神文化是文化的最高层次，它包括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等。^[28] 海外贸易不仅为南河带去了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到南河贸易商人的精神生活和进入南河商品所载蓄的精神文化信息也会对南河社会的精神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大量到南河贸易的华商就把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内容和其载体带入了南河，别的不说，仅华商的宗教信仰就对南河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出海华商大多信奉天后娘娘（亦称天妃娘娘、妈祖）和关公，因为天后娘娘是海上的救难神，关公是勇敢、忠孝、仁义的化身。华商在船上一般都供奉有二者的神位，在会安也建有天后宫和关公庙，并定期举行祭拜仪式。如会安的关公庙会在每年阴历的6月24日举行隆重盛大的仪式，到时杀三生、放鞭炮、组织游行。参加者不仅有华商和当地华人，还有很多南河人。南河人在与华商和华人接触和参与他们组织的活动后，也逐渐接受了华商的信仰，让天后信仰和关公信仰成为当地一种较为普及的信仰。至今，在越南中部和南部关公和天后信仰还很盛行，很多人的家里供奉有关公像，一些地方天后庙的香火也很旺。又如，人们都知道，中国僧人大汕在南河时阮主阮福淍拜居其弟子、为大批南河人开戒传法、创立庆云寺，为佛教曹洞宗在南河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大汕还有为很多人所不知的一面，那就是他的南河之行还是一趟贸易之旅。清人潘耒在 《救狂砭语》 中曾说大汕 “多将干禁之物，致诸交人，以邀厚利，有闻之令人缩舌者。……律禁略卖人口，而彼将良家子女买作优伶，节次售之”。^[29] 王士桢在 《妖僧大汕》 中亦言：“后闻其私贩往安南，致犀角珠玉珊瑚珍宝之属，直且钜万，连舶以归，地方官亦无何之者。”^[30]余思黎也说，大汕之所以不畏艰险到南河，一方面是因为阮主邀请他去顺化主持佛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其向海外寻求财富的贪欲。^[31]或许到南河寻求财富才是其南河之行的主要目的。正因为大汕亦僧亦商，有人将其归为僧商。作为僧商，在为其谋取利益的同时，大汕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南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让 “曹洞宗由此大戒擅而发展，广布全大越南方”，^[32] 为中越精神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其实，精神文化交流是全方位的，商人的一句话，一个笑容，或者商品中的一本书、一幅对联都可能对南河精神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些影响有的是长期的，有的是短暂的，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外部文化通过商人和商品传入南河的同时，南河文化也通过商人和商品传到了南河之外。如西方商人在南河贸易中常以报告、日记和书信等形式记录他们在南河的贸易活动和所见所闻，那些报告、日记和书信是西方了解南河文化的很好的途径。如荷兰人的 《热兰遮城日志》 和 《巴达维亚城日志》 都有大量关于南河情况的记载，那些记载都是根据到南河贸易商人的报告而形成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与南河的贸易情况，但也有一些关于南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制度和生活习俗方面的内容，为荷印公司了解南河文化并制定对策提供了帮助。又如，1764年12月，布龙菲尔德（Blomfield）船长指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Admiral Pocock因风曾到南河贸易。船上英商詹姆士·毕恩在日记 《与交趾支那国王交往经过》（Journey to meet King of Cochinchina）中详细记录了他们在南河的活动情况，对西方社会了解南河社会，尤其是南河宫廷文化很有补益。再如，1728年，中国商人把两只南河大象和几名南河驯象师运到了日本。南河人的服饰、生活习俗、驯象术都引起了日本人的极大兴趣，为锁国后不能出国的日本人了解南河文化提供了契机，尽管他们的认识有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总之，只要有海外贸易存在，有商人和商品的交流，南河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就会发生，在让外界了解南河文化的同时，南河文化也在交流的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小　结

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是阮氏南下后做出的最重要的战略决择，它对南河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和深远的。首先，海外贸易促进了南河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得以进行的前提是必须有交易所需的商品，在市场的推动和阮氏的强迫下，南河自觉不自觉地扩大了社会生产，尤其是有出口价值的产品的生产，阮氏为了获得更多的出口产品，甚至设立了一些专门采收或生产机构，致使南河社会的商品生产得以迅速发展。因为要让南河产品进入外贸市场，让进口商品到达南河消费者手中，南河原本很落后的交易市场得到了发展，南河出现了会安、清河、咸水、同耐、河仙等著名的交易市场，生产者和大小商人都到这些市场上把南河产品贩卖给外商，然后购回自己所需的外来商品，从而使南河的商品交易得到了快速发展。为了适应覆盖面广、规模大的商品交易的需求，南河社会的货币化程度大大提高。在商品交易中尽管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仍然存在，但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铜币、白银、各国银币大量流入南河，在交易中也更多地使用货币做为交易等价物。南河社会生产的商品化水平提高，商品交换和流通的内容增加、范围扩大，社会的货币化程度提高，都表明南河商品经济在海外贸易的刺激下有了较大的发展。

其次，海外贸易也为南河阮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阮氏作为南河政权的拥有者，不仅可获得通常达到其财政收入三分之一以上的海外贸易税，还以垄断经营的方式直接参与海外贸易并从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此外，由于海外贸易促进了南河内部的生产，阮氏国内的税收也因生产的发展而增加。因此，南河经济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走向了以海外贸易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海外贸易直接或间接为阮氏政权贡献了至少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为阮氏政权的运转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海外贸易在为阮氏政权带来巨额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捍卫政权最有力的工具：武器以及武器制造技术和原材料。阮氏从日商和西方商人手中获得的武器以及利用西方技术和进口铜、铁制造的火器，成为了在与实力比其高出几倍的北河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决定性因素。换言之，没有通过海外贸易引进的先进武器和技术，阮氏政权是不太可能长久生存下去。此外，阮氏通过海外贸易，与通商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联系，不仅让南河成功地融入了地区和世界经济体系，也为政权得到外界的政治认可提供了管道，使南河不仅从经济上得到独立，从政治和外交上也完全独立，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权。

再次，海外贸易增加了南河与外界人和物的交流机会，南河文化在与外部文化的接触、交流、碰撞、融合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商品是贸易利润的载体，是海外贸易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同时它又是各国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载体。外国商品的大量进入，不仅丰富了南河人的物质生活，还改变了南河人的一些生活观念并促进了南河的物质生产水平，为南河物质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大量外国商人和外国商品的进入也推动了南河一些社会规范和典章制度的形成。比如为了加强对南河海外贸易的管理，阮氏政权在华商和日商的参与下制定了南河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大量华商到南河贸易使南河度量衡制度与中国完全相同； 中国服饰的大量流入让阮氏政权在确定南河服饰制度时完全参照了中国明朝的服饰仪制。这些社会规范和典章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南河制度文化在海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不断发展。此外，由于到南河贸易商人的精神生活会影响到南河人，商品中载蓄的精神文化信息也会在被使用时感染南河人，比如外商的宗教信仰被接受，从外国书籍中的情感和哲理被感知，这些都为作为南河社会灵魂的精神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在外国文化传入南河的同时，通过海外贸易，南河文化也被传到了国外，为贸易伙伴国文化的发展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正因为海外贸易对南河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李塔娜博士才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海外贸易对于其他东南亚国家是富裕或者贫穷的问题，而对于幼年的交趾支那，它关系到生死存亡。”^[33] 其实不仅是幼年的南河，综观南河社会的全部发展过程，海外贸易都起到决定生死存亡的作用，在18世纪70年代海外贸易猛然衰退后，南河阮氏政权也随之迅即崩溃就是很好的证明。

【注释】

[1]Thanh The Vi：Ngoai thuong Viet Nam-Hoi the ky XVII， XVIII va dau XIX，p.239.

[2]Thanh The Vi：Ngoai thuong Viet Nam-Hoi the ky XVII， XVIII va dau XIX，p.238.

[3]黎贵惇：《抚边杂录》 下册，第210b页。(www.xing528.com)

[4]于向东：《〈抚边杂录〉 的内容及其史料价值》，载戴可来、于向东著 《越南历史与现状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第200页。

[5]于向东：《〈抚边杂录〉 的内容及其史料价值》，载戴可来、于向东著 《越南历史与现状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第200页。

[6]“Description of Cochinchina，1749-1750”，From Voyage de Pierre Poivre en Cochincine. Description de la Cochinchine（1749-1750）. Voyage du vaisseau de la Compagenie le “Machaut”，a la Cochinchine en 1749 et 1750，in Revue de l’Extreme-Orient，Vol.3，No.1，（1885），pp.81-121. Translated by Kristine Alilunas-Rodgers，in Li Tana，Anthony Reid（ed）：Southern Vietnam under the Nuyen，pp.94.

[7]黎贵惇：《抚边杂录》 下册，第243b页。

[8]黎贵惇：《抚边杂录》 下册，第244a~244b页。

[9]黎贵惇：《抚边杂录》 下册，第234a页。

[10]杨文安：《乌州近录》，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b页。

[11]Cristophoro Borri：Xu Dang Trong nam 1621，p. 90.

[12]李塔娜：《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第104~105页。

[13]同上。

[14]大汕著，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 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3页。

[15]黎贵惇：《抚边杂录》 下册，第36b页。

[16]李塔娜：《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第117页。

[17]李塔娜：《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第40页。

[18]Thanh The Vi： Ngoai thuong Viet Nam-Hoi the ky XVII， XVIII va dau XIX，p.216.

[19]黎贵惇：《抚边杂录》 下册，第167b页。

[20]黎贵惇：《抚边杂录》 下册，第217a页。

[21]黎贵惇：《抚边杂录》 下册，第227a~227b页。

[22]郑怀德：《嘉定城通志》，第393、413~414页。

[23]Charles B·Maybon：Nhung nguoi chau Au o nuoc An Nam，Nha xuat ban The Gioi，2006，p.34.

[24]张登桂等：《大南实录前编》 卷五，第6页。

[25]“The Trials of a Foreign Merchant：letter by Jeronimus Wonderaer from Hoi An，1602”，From H.A.Foreest and A.de Booy（eds），De vierde scheepvart der Nederlanders naar Oost-Indie onder Jacob Wilkens en Jacon van Neck（1599-1604），Vol.2，The Hague，pp.67-91. Translated bay Ruurdje Laarhoven，in Li Tana，Anthony Reid（ed），Southern Vietnam under the Nuyen，p.9.

[26]William Milburn，Oriental Commerce，Vol.2，p.452.

[27]黎贵惇：《抚边杂录》 下册，第224b页。

[28]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页。

[29]潘耒：《致粤东事书》，转引自大汕著，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前言第4页。

[30]王士桢：《分甘馀话》 卷下 《妖僧大汕》，转引自大汕著，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附录三，第137页。

[31]大汕著，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附录三，前言第2页。

[32]陈德江：《在越南的中国高僧》，载暨南大学编 《华侨史论文集》 第四辑。

[33]李塔娜：《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