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南河阮氏政权海外贸易研究-选题意义与研究成果

绪　论

一、题解

（一） 关于越南南河

16世纪中期，越南黎氏政权内部政治斗争激烈，握有实权的郑氏家族对曾经的掌权派阮氏家族进行打压，迫使阮潢出走顺广以避杀身之祸。阮潢于1558年领镇顺化，1570年又领有广南府。阮氏尽管在顺广地区对郑氏表现出极为恭顺和忠诚，如向北方足额交纳税赋、向黎庭贡献金银财宝，甚至在1593年阮潢亲到东京（现河内）觐见黎王并带兵与莫氏征战，但仍被郑氏猜忌，阮潢也被郑松借故羁留东京，直至1600年借平潘彥、吴廷峨等叛乱之机才从海路回到顺化。^[1] 于是在1600年阮氏重返顺化后分离之心公开化，南北对抗之势初显。阮氏据土自立之意在阮潢临终遗言中表现得最为直白：“……顺广北有横山江之险，南有海云碑山之固，山产金钱，海出鱼盐，实英雄用武之地。若能训兵厉兵，与郑氏抗衡，足建万世之业。纵势力弗敌，当得守境土，以俟时机……”^[2] 1620年，阮福源以郑氏无故兴兵，不再向北方输送贡赋； 1627—1672年间，阮郑双方经过七次大战，但都不能消灭对方，只好划

江为界，实行南北分治：江之北为黎郑政权控制，史称 “北河”江之南为阮氏控制，史称 “南河”。因此 《大南实录》、《大越史记全书》 等越南正史都把17—18世纪阮氏控制之地称为 “南河”。如 《大南实录前编》 有 “……臣闻 ‘南河’ 上下辑眭，兵甲精强，不可轻动也” 之语，^[3] 《大越史记全书》 也有 “领属将十八员直抵义安 ‘南河’ 地方，进讨顺化” 之言。^[4]

而在中国和日本古籍中，阮氏控制的地区常被称作 “广南国”。如 《清圣祖实录》 卷三十有如下记载：“癸末，先是广东都司刘世虎等驾舟巡海，遇风，飘泊至广南国境内，‘广南国’ 又差赵文炳等送刘世虎等归粤……”^[5]日本古籍 《华夷变态》 把17—18世纪从南河到日本的华商船多称为 “广南船”。之所以如此，或许是中国和日本了解那里主要是通过到此地贸易的海商，而当时到阮氏控制地区贸易的船只大多到会安所在的广南营贸易，且阮氏的贸易管理机构就设在广南。

在一些西方文献中，阮氏控制的地区常被称为Cochinchina（交趾支那）或Quinam（归南）。正如意大利传教士波里（Cristophoro Borri）在 《1621年的交趾支那》 中所记：“……但葡萄牙人到安南贸易时，用日语的Coci和中国音Cina合成Cocincina以指称该地，主要是用以区别于他们占领的印度科钦的Cina。在一些世界地图中，这里常被记作Cauchinchine或Cauchine或相似的词，那或许是记错了，或许是地图的作者希望让人明白这里是进入中国的大门或中国开始的地方。”^[6] Guinam则是荷兰人对阮氏控制地区的称谓，这一称谓也是源自 “广南” 的音译。

在现代越语中，阮氏控制地区被称为Dang Trong。Dang Trong在中文中有译作 “内路” 的，如于向东、张磊屏在论文 《17、18世纪广南阮氏与中国、日本的贸易联系》 曾如此翻译； 也有译作 “内区” 的，如李亚舒在翻译李塔娜的 《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 就用了 “内区”一词。

在本论文中，我们使用 “南河” 一词来指称阮氏控制地区。原因有二：其一是本论文以越南南河为中心来研究南河海外贸易，那么在称谓上使用其时越南使用的称谓 “南河” 而不是中国或日本的使用的 “广南” 或西方使用的 “交趾支那” 或 “归南” 更为合适，这也体现了对越南历史本身的尊重。其二是 “南河” 比 “广南” 或 “交趾支那”或 “归南” 更为准确。广南、广南国、归南常指顺广地区，即阮氏最初控制的地区，在阮氏吞并占城，占领嘉定地区，控制河仙后，广南一词的外延就显得不够广，这也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占城被吞并后仍有广南船和占城船同时出现在 《华夷变态》 中的原因。同样 “交趾支那” 在波里在南河时也是指传统顺广地区，因为他说 “交趾支那的最南端接近北纬11度”。^[7] 而在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后，交趾支那又专指今越南南部； 现代西方文献有时又用交趾支那指称整个越南，因此交趾支那一词指称不够明确。而Dang Trong的汉译 “内路” 或 “内区”都是意译，且两种译法的普及度并不高。

但在行文中，如直接引用的文献中有广南、交趾支那、归南、内区等称谓时，为了尊重原文，笔者将不做改动，仍以广南、交趾支那、归南、内区等来指称阮氏控制的地区。即本论文中使用的南河、广南、交趾支那、归南、内区等名称的所指完全相同，都是指阮氏政权控制的范围。

（二）关于论文时间上下限1600—1774年 774

笔者选择研究南河阮氏政权1600—1774年间的海外贸易，是因为阮氏政权对南河的有效控制就在此时间段内，或者说阮氏政权的正式存在就是在此段时间内。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尽管阮潢在1558年就领镇顺化，但其时并未与黎郑政权公开决裂。1600年阮潢借平叛之名从东京回到顺化后，虽然还是向黎庭称臣，岁进贡赋，但与郑氏的矛盾已公开化，正式开始了南河的割据进程。正如 《大南实录前编》 所记：“（1600年）冬十月，上以女玉秀适郑，自是不复如东都。黎臣屡以处置为言，郑松惮于用兵，不敢动。”^[8] 正因为此，笔者把1600年作为研究南河海外贸易的起始点。1774年，黎郑军队攻入南河都城顺化，标志着阮氏对南河的有效统治瓦解。阮氏政权的崩溃使其失去了对海外贸易的控制，也就是说，阮氏控制下的南河海外贸易不复存在。因此，笔者以1774年做为本论文研究的时间下限。

二、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近年来，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海洋意识的增强，世界各国都加强了对与海洋有关课题的研究，其中就包括对古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作为越南古代史上最为繁盛的南河阮氏政权的海外贸易，自然也成为了越南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但据笔者了解，包括越南在内的各国学术界对南河海外贸易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去深入研究和探讨，如南河海外贸易的背景、全貌、管理制度、贸易商品、贸易方式、贸易利润、华商在其中的角色和地位以及对南河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因为越南南河阮氏政权作为在一片新开发的土地上成立的新生政权，为了与在土地和武装力量上都较其多三四倍的黎郑政权相抗衡并谋求发展，摒弃了过去越南封建政府一直坚持的重农抑商政策，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蓬勃发展的南中国海贸易网络，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阮氏统治期间，南河与中国、日本、东南亚和西方各国的贸易，与越南以前各朝以及同时代的黎郑政权相比都更为兴盛，这为阮氏政权的生存、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阮氏统治时期也是越南华侨华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华商、华侨华人在阮氏政权的海外贸易中扮演了推动者、操作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因此研究广南阮氏政权海外贸易发展的背景、管理制度、与各国的贸易关系、贸易的具体内容以及华商在其中的作用，并对其历史地位进行合理的评价，有助于我们对越南社会经济史、越南对外关系史，尤其是中越关系史和华侨华人史作进一步的研究。

三、研究概况

越南南河的海外贸易，因其在越南历史上的特殊性和在17—18世纪东亚海上贸易圈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直以来颇受术学界的关注，并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这些研究成果常从南河海外贸易的背景、海外贸易港口、海外贸易内容、海外贸易的管理、与各国的贸易关系和海外贸易影响等内容之一项或数项进行了描述和探讨，为我们继续深入、系统研究南河海外贸易奠定了基础。

（一）越南学术界研究的成果

越南对南河海外贸易进行较为全面研究的，首推黎贵惇。他在1776年完成的 《抚边杂录》 对南河的进出口货物、税收和海外贸易管理都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因为这是他对南河进行实地调察后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故可信度较高，已成为今天研究南河海外贸易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资料。但 《抚边杂录》 不是专门研究南河海外贸易的著作，而是一部关于南河历史、地理、经济、人文风俗的一本 “杂录”。有关南河海外贸易部分仅零星地分散在各章里，而且只记录了阮氏统治下的顺化和广南二处的海外贸易，而对广泛的南河南部地区则少有提及。在黎贵惇之后的200年里因为种种原因，越南对南河的海外贸易研究陷入停滞，直到成世伟的专著 《17—19世纪初的越南对外贸易》 在1961年出版。在该专著中，成世伟较为系统地论述了17—19世纪初的越南海外贸易的兴衰、性质、商品、交易方式、管理制度和一些相关的问题。但该书是以该时期整个越南海外贸易为研究对象，其中虽对南河海外贸易有较多的论述，但毕竟不是研究南河海外贸易的专著，因而对南河海外贸易的论述还不够具体和全面。1996年顺化科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杜邦整理出版了其博士论文 《17—18世纪顺广地区的港市：会安—清河—咸水》，该书在分析了会安、清河和咸水在17—18世纪兴起和衰落的过程、表现后，指出南河海外贸易的兴衰是三港市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于1985年和1990年举行的两次有关会安的学术研讨会上，越南学者发表了不少与南河海外贸易有关的论文，如：阮维形、阮盛的 《对会安平面图的思考》（1985）一文，联系会安的对外贸易探讨了会安港口和街道的布局； 张文平、John Kleinen 的论文 《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阮主关系的VOC资料》（1990），介绍了整理、分类、编排荷兰东印度公司资料中有关东印度公司与阮主关系资料的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河的运作情况； 尊女琼珍的论文 《会安的法国人》，论述了南河与法国建立贸易关系的经过。近年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南对南河的海外贸易研究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许多论著和硕博士论文都有涉及南河海外贸易，如：阮文金博士的专著 《15—17世纪的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日本与亚洲——历史关系与社会经济的转变》； 硕士论文 《阮主时期的承天—顺化的社会经济》、《1708—1771年间河仙镇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会安形成的历史过程》； 博士论文 《16—17世纪日越关系》、《越南历代王朝的华侨华人政策》 等。此外，《历史研究》、《考古学》、《东南亚研究》、《过去和现在》、《顺化科学技术通讯》 等杂志都刊载了一些与南河海外贸易相关的论文。

越南有关南河海外贸易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大多都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尤其是很多研究南河海外贸易的学者不懂汉语，无法利用丰富的古汉语资料，致使研究无法全面和深入。其表现之一就是至今越南还没有一部关于南河海外贸易的专著出现。

（二）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学术界关注南河海外贸易开始较早，因为南河海外贸易与南河华侨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中国方面较早就开始了研究南河的华侨华人。如吕士朋所著 《越南华侨史话》（1958）、张文和所著 《越南华侨史话》（1974）和郑瑞明所著 《清代越南的华侨》（1976）等都有南河华侨华人从事海外贸易的内容。但真正专题研究南河海外贸易还是始自陈荆和先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先生利用在南越工作的机会，在研究越南历史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独特的语言优势，收集了大量有关会安贸易的越南文、中文、日文以及欧洲语言的文献资料，撰写并发表了 《清初华舶之长崎贸易及日南航运》、《十七、十八世纪之会安唐人街及其商业》、《承天明乡社与清河庯》、《对会安明乡社和古迹的几点认识》（上、下）等论著。陈荆和先生之后，中国学术界研究南河海外贸易的学者很少，有也只是在研究南河华侨华人或南河社会经济时有所论及，而很少有关于南河贸易的专论。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的林洋、张磊屏等完成硕士论文为止。林洋的硕士论文 《会安港的兴衰及其历史地位》（郑州大学，2001年），张磊屏硕士论文 《阮氏统治时期越南的外贸管理》（郑州大学，2003年），都有论及南河阮氏的海外贸易，尤其是张磊屏的论文对阮氏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制度、机构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2003年，郑州大学的于向东、张磊屏又发表了 《17、18世纪广南阮氏与中国、日本的贸易联系》 一文，对南河与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关系进行了论述。钱江2005年发表的论文 《17—19世纪初越南沿海的中国帆船贸易》 对明末至清中叶中国帆船在越南沿海的贸易活动进行了分阶段阐述，有关南河方面，作者以会安为例深入分析了南河贸易的兴衰过程。

总的说来，中国学术界对南河海外贸易的研究还不够广泛和深入，且很多研究都是以华侨华人和中国海外贸易为出发点，没有把南河海外贸易作为主体进行研究，加之许多研究者不懂越南语，无法利用越南的相关研究成果，因此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西方对南河海外贸易的关注比中国更早一些。早期曾到过南河的传教士、旅行家和贸易商人，出于种种原因很多都对南河海外贸易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留下了很多记载。如意大利传教士波里在其著作 《1621年的交趾支那》 中，就有 “交趾支那的贸易和海港” 一章专门介绍南河的海外贸易和海港； 法商波武尔（Pierre Poivre）在南河之行后，写有关于南河海外贸易情况的报告和日记，后来收集在著作 《一个哲人的行程》 中； 英商詹姆士·毕恩（James Bean）在南河之行后，留下了日记 《拜见交趾支那国王的经过》。荷兰人的各商馆更是以日志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他们与南河贸易的情况，因此在 《热兰遮城日志》 和 《巴达维亚城日志》 中都有大量关于南河海外贸易的记载。这些传教士、旅行家和商人的记载，为我们今天研究南河海外贸易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但他们的著述很多还只是原生态地记录当时南河海外贸易的情形，远谈不上什么研究。据笔者了解，较早开始深入研究南河海外贸易西方学者，是法国越南学专家查里斯·B·梅奔（Charles B. Maybon）。梅奔在其1920年出版的 《安南近代史》 的 “在安南的欧洲人” 一章中，集中论述了17—18世纪欧洲人在南河的传教情形和与南河的贸易关系。梅奔因为懂英语、德语、汉语和拉丁语，能够充分利用西方和越南的资料，因而其研究较为深入和详细。但他研究的范围只是欧洲人与南河的贸易关系，并未对南河海外贸易进行系统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以澳大利亚的李塔娜（Li Tana）博士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开始较为全面地研究南河的海外贸易。李塔娜在其博士论文Nguyen Cochinchina：southern Vietnam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Ithaca，N.Y.：Southeast Asia Program，Cornell University，1998）专辟一章对南河的海外贸易作了分析，并得出了 “交趾支那的独立存在以及阮氏自己的权力与财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海外贸易” 的结论。Charles J. Wheeler的博士论文 Cross-cultural trade and trans-regional networks in the Port of Hoi An Maritime Vietnam in the early modern era（Yale University，2001）讨论了以会安为中心的南河海外贸易以及其对越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此外，Li Tana，Anthony Reid，Nola Cooke 和Paul A. Van Dyke 等还发掘、整理、出版了有关南河海外贸易的一些资料，如Southern Vietnam under the Nguyen—Document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ochinchina （Dang Trong） 1602—1777， Water Frontier—commerce and the Chinese in the Lowver Mekong Region，1750—1880， Canton， Cancao， and Cochinchina： New Data and New Light on Eighteenth-Century Canton and the Nanyang等，并发表了一些有关南河海外贸易的论文，如：A view from the sea： Perspectives on the Northern and Central Vietnamese Coast（Lia Tana），Re-thinking thesea in Vietnamese History： littoral Society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uan-Guang， 17-18 century（Charles Wheeler），An alternative Vietnam? The Nguyen kingdom in the 17 and 18 centuries（Li Tana），Regionalism and the nature of Nguyen rule in 17 century Dang Trong （cochinchina）（Nola Cooke）。这些资料和论文从不同角度和侧面介绍和研究了南河海外贸易的状况、性质和影响等，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有益的视角。

（四）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日本史学界对越南研究的兴趣始于20世纪初亚洲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之时，而且是从研究16世纪末17世纪上半叶在会安曾经与华人社会规模相当的日侨社会起步的。早期学者在越南和日本搜集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如地图、墓刻、文稿、回忆录和书信集等，并整理出版了大量文献汇编，其中有不少涉及到南河与日本和中国贸易联系的资料。由于越南曾经是17、18世纪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因此在20世纪中叶，日本史学界开始更多地关注日本与越南之间的早期贸易，范围包括朱印船与南河的贸易、越南的贸易港、往返日本和越南之间的华商等。此后到20世纪末，学者们没有间断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如永积洋子著有 《唐船输出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年》（东京：创文社，1987年），西川求林齐著有 《增补华夷通商考》（收入泷本诚一编 《日本经济大典》，第四卷，东京：株式会社明治文献，1996年），中村质、刘序枫著有 《日本来航唐船一览：明和元—文久元（1764—1861）年》（载九州大学 《九州文化史研究所纪要》，第41号，1997年）等。日本学术界还加强与越南学术界的联系与合作，如联合对会安进行考古发掘，资助对会安古迹的保护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仅在1990年的会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有9位日本学者提交了论文。其中Hasebe Gakuji的 《透过陶瓷器看日越关系》、Kawamoto Kuniye的 《从 〈外蕃通书〉 看广南阮主的国际意识》、Ogura Sadao 的《〈交趾国贸易渡海图〉 和 〈托见观世音〉》 等论述了17、18世纪会安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文化联系； Shigeru Ikuta的 《公元前2世纪初至公元19世纪初东南亚沿海港市的作用》，从全球海上贸易的角度分析了东南亚海域港市的作用和功能，其中就包括17—18世纪南河的沿海港市如会安、咸水等。总的来说，近年来日本学术界对南河海外贸易的研究比中国方面更为重视，研究成果也较中国方面丰富。

四、研究内容、框架结构与研究方法(www.xing528.com)

（一）研究内容

本文选取1600—1774年间越南南河阮氏政权的海外贸易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南河海外贸易发展的背景、与各国商人的贸易关系、管理制度、贸易内容、华商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南河社会的影响等，以期较为全面地还原南河海外贸易的真实面貌，并讨论其在南河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南河海外贸易之所以能迅猛发展，与南河阮氏政权的成立以及其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南河丰富的物产密不可分，也与南河在当时东亚贸易网络中扮演的中转贸易角色有很大的关系。南河政权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和当时有利的国际贸易形势，制定了有利于海外贸易发展的政策和管理制度，允许各种交易方式和货币支付手段存在，积极发展与中国、日本、西方各国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关系，使其海外贸易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在南河海外贸易的整个进程中，南河华侨华人和华商扮演了推动者、管理者和操作者的角色，为南河海外贸易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南河海外贸易的发展又为他们提供了生存发展的有利空间。南河海外贸易作为封建商业经济的一部分，尽管在其管理和在发展商品经济方面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发展不仅提升了南河社会经济的商品化水平，还为阮氏与郑氏对抗提供了政治资本，为南河政权的生存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框架结 构

除绪论和结束语外，本文共分七章。绪论主要介绍南河名称的由来和研究范围、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学术界对本课题的研究概况，在此基础上，对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拟突破和创新之处以及框架结构进行了介绍。

第一章，结合南河内外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国际和地区贸易格局，论述南河海外贸易的背景。

第二章，分三个阶段论述华商与南河的贸易关系，指出华商是南河海外贸易的全程主导者。

第三章，论述日商、西方商人和东南亚商人与南河的贸易关系以及他们对南河海外贸易的贡献。

第四章，论述南河阮氏政权对南河海外贸易的管理，其主要内容包括南河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设置、税收体系的建立和实施情形，以及对海难船的救助制度。

第五章，论述南河海外贸易的一些具体内容，包括南河海外贸易的商品、交易方式、交易价格和利润等。

第六章，论述华商在南河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内容包括华商在南河海外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华商在南河海外贸易中的优势，以及华商与南河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

第七章，论述南河海外贸易对促进南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积极意义。主要从海外贸易对南河商品经济的发展、对阮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对南河文化的发展等方面的积极意义进行论述。

结语，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阐述南河海外贸易兴盛的主要原因，以及南河海外贸易在越南古代海外贸易史上的地位。

（三）研究方法

关于南河海外贸易，越南本身的资料并不多，大多资料都分散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的相关论著中，且以前的很多研究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立场，所得出的结论也有较大差异。本文通过分析、比较中文、汉喃、古日文的古籍史料和越文、英文以及已翻译的法、荷、日文等原始资料与研究成果，尽可能利用可信度最高的资料来全面考察南河海外贸易，以忠实于历史的态度还原南河海外贸易的真实面貌。鉴于此，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法是本文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此外，本文还从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等角度出发，通过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与南河海外贸易相关的问题进行探析。

五、拟突破或创新的主要领域

针对学术界关于越南南河海外贸易研究存在的问题，本文拟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或创新：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以越南南河为中心来研究南河与中国、日本、西方各国以及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关系。笔者认为只有以南河为中心来研究南河的海外贸易，才能使研究不带上种族和政治的有色眼镜，才能客观和科学地描绘南河海外贸易的真实面貌，从而正确评价南河海外贸易的性质以及它在越南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其次，在研究范围方面本文将对南河海外贸易的背景、内容、管理、性质等方面做较为系统和全面的阐述，而不是仅局限于某一方面，从而较为全面地勾画出南河海外贸易的真实面貌。再次，是把对南河海外贸易的研究置于17—18世纪东亚贸易网络的研究中进行探讨，从而使本研究不仅具有国别史研究的意义，也对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尤其是东亚的政治经济格局研究有着一定的意义。

【注释】

[1]《抚边杂录》 认为是阮潢导演了潘彥等的叛乱，以借平叛之机返南。但 《大南实录前编》、《越史通鉴纲目》 等未有此说。

[2]［越］ 张登桂等：《大南实录前编》 卷一，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语言研究所整理，东京：有邻堂，1961年，第23~24页。

[3]［越］ 张登桂等：《大南实录前编》 卷一，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语言研究所整理，东京：有邻堂，1961年，第23~24页。

[4]［越］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内阁官本，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越史续编〉 卷十八，第47页。

[5]《清圣祖实录》 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第408页。

[6]Cristophoro Borri viet，Hong Nghe dich：Xu Dang Trong nam 1621，Nha xuat ban thanh pho Ho Chi Minh，1998，pp.12-13.

[7]Cristophoro Borri：Xu Dang Trong nam 1621，pp.12-13.

[8]张登桂等：《大南实录前编》 卷一，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