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对历史编撰的地位和影响

一、在历史编撰方面的地位及影响

1．在修史制度方面

宋代虽对唐代的修史体制有所承袭，但宋代的修史体制更为完备，并且为后代所不及。在修史时的史料搜访方面，宋代建立了更为完备的史料搜访制度。此包括移牒朝廷上下的史料取索制度，诸司供检制度，以及诸司供报制度。在具体设立专门机构编修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会要、玉牒以及圣政等时，则依据所修官书的性质，建立了严密的史课制度、进草制度、奖赐制度，乃至焚草、保密等制度。同时，在修史其间，监修宰执均有过局制度。由此可见，宋代修史制度颇为严密。值得强调的是，南宋时期，由于客观社会环境的变化，为适应现实之需，当时的修史制度有了新的发展。除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以及会要所等常设修史机构仍保持着北宋时的基本状况之外，如出于着力宣扬帝王圣政之需，高宗绍兴三十二年九月，朝廷特将敕令所改为编类圣政所。同时，为重理因北宋亡国所破坏的皇族宗室统系，南宋朝廷于绍兴十二年专门建立玉牒所，用以负责修撰皇室家谱。此外，北宋时，编修国史、实录的机构称为国史实录院，国史、实录的编修机构尚未分开。南宋则分设国史院与实录院，专门用以分修国史和实录，并且有撰事即设，撰事完毕即撤。这表明南宋修史体制在北宋的基础上发展得更为完备了。

金代设有国史院，主要修纂诸朝实录；秘书省下设有著作局，负责编修日历；又有记注院，专修起居注。元代设国史院，负责修前朝史及本朝实录、国史；设给事中兼修起居注；置著作郎、佐郎掌修日历。明代编修起居注、日历和实录，但不修国史。清代常设起居注馆和国史院，分别负责记注起居和撰修国史。遇有其他修史任务则临时设馆撰修，事毕则罢。如曾临时设过实录馆和四库馆等。从以上几代所设修史机构的基本情况来看，大致不出宋代的规模，亦未如宋代那样分工细密。

2．在史书体裁方面

除纪传和编年两种传统体裁之外，后世所常用的诸如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和学案体到南宋时得以创立，而诸如典制、会要、年谱和方志等编修体例，至南宋时亦更为完备，也就是说，后世所能见到的史体至此时已基本完备。同时，就通史与断代史而言，唐代以前，断代史盛行。唐代以后，史学贵通思想被更多人所接受，各种体裁的通史著作便得以相继问世。郑樵更是从理论上强调会通之义，这无疑强化了人们的通史观念，并且这种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具体而言，北宋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因在编修程序上采取先编丛目，再编长编，最后删削定稿的一整套严密程序，在史实叙述方面则采用回顾、插叙等手法，并且注意了对事件过程的始末交代。同时他还撰有《考异》、编有《目录》，由此使古老的编年体重获活力。清人钱大昕指出：“编年之书，莫善于涑水（司马光）。”⁽¹²⁹⁾受其影响，南宋通鉴学大为兴盛。仅史书体裁而言，由此派生出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等新体裁，亦衍生出了诸如长编体和纲要体之类的变通体。

其中纪事本末体由南宋袁枢创立之后，经南宋时期史家的广泛运用，以及不断发展与完善，从而使得该体裁受到了明、清两代史家的广泛青睐。明代人傅逊依据该体裁撰成《春秋左传属事》20卷，他在神宗万历十三年所作的《自序》中，曾高度评价袁书说：“自司马子长变古法，以为纪传、世家等言，而后之作史者卒不能易名。编年者虽自荀悦以后，无虑四十家，而书不多存，事无通会。至宋司马文正始粹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以为《通鉴》，而赵兴智灭，实以上接左氏襄子惎智伯事。建安袁氏复因之，以纂《纪事本末》，使每事成败始终之迹，一览而得，读史者咸便而葆之”。不过，他又言：“然袁氏书为世所好，而事多遗脱，稍有错误，若得为之补其遗，正其误，而更益之以宋与元，使数千百年成败兴衰之故，皆得并论而详列之，岂非生平之一快也哉，而未敢必其能与否也”！傅逊虽未能以纪事本末体亲自完成续补宋、元史事的任务，但在他之后，则涌现出诸多该类史著。如明陈邦瞻有《宋史纪事本末》28卷和《元史纪事本末》6卷、张鉴有《西夏纪事本末》36卷、清高士奇有《左传纪事本末》53卷、李有棠有《辽史纪事本末》40卷和《金史纪事本末》52卷、谷应泰有《明史纪事本末》80卷，以及李铭汉有《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110卷等等。不过，梁启超指出：“枢书出后，明、清两代踵作颇多，然谨严精粹，亦未有能及枢者。”⁽¹³⁰⁾可见梁氏颇为看重袁书的创新之功。

纲目体由朱熹创立，该体虽在南宋时被修当代史者加以多方采用，并以据事实录作为编修原则，但自南宋末起，随着程朱理学地位被官方的不断提升，该体亦随之被广泛运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纲目热”。期间，收藏、刊印《资治通鉴纲目》、注释、考订、品评《资治通鉴纲目》、续补、改编《资治通鉴纲目》者不绝，至清康熙时，还出现了《御批资治通鉴纲目》，从而更使得纲目体随《资治通鉴纲目》而变得备受推崇了。

学案体由朱熹创立。明、清时期，依该体编修的著作相当多。如明谢铎的《伊洛渊源续录》6卷、程曈的《新安学系录》16卷、宋端仪的《考亭渊源录》24卷、清黄宗羲的《明儒学案》62卷和《宋元学案》100卷、薛应旗的《考亭渊源录》24卷、张伯行的《伊洛渊源续录》20卷、李清馥的《闽中理学渊源考》92卷等等。其中如谢铎在《伊洛渊源续录序》中就指出：他之所以续修成该书，主要在于让后人“以见先生继往开来之功”，又作为“明道术、扶世教之一助”。由此可见，随着明清两代对程朱理学的尊崇，以及学术流派的繁荣发展，学案体著述的编修进入到了兴盛时期。

3．在拓展史学范围方面

（1）随着两汉史研究在南宋时的兴盛，补注、考辨、评论汉代史的史著随之产生，并且对后世影响极大。

补史派：如南宋钱文子著有《补汉兵志》1卷、熊方著有《补后汉书年表》10卷。其中熊方鉴于《后汉书》缺表，于是以《后汉书》以及萧梁刘昭的注文作为取材依据，为《后汉书》补表。该书内容包括“同姓王侯表”2卷、“异姓诸侯表”6卷，以及“百官表”2卷。其编修义例则仿照《史记》和《汉书》制表之法而稍有变通。据清人考知：“如《王子外戚恩泽诸侯表》皆不复分析，惟各书其状于始封之下，而以功以亲自可了如指掌。又《百官》虽因西汉而废置不一。方取刘昭之志，自太傅至河南尹凡二十有三等，以系于年，而除拜薨免之实悉见”。清人进而评论说：“其贯穿钩考，极为精详，纲目条章亦俱灿然有法。”⁽¹³¹⁾今据该书前熊方《进补后汉书年表序》等可知，该书曾上进朝廷，并且熊方鉴于《汉书·古今人表》缺西汉部分，还奏请朝廷命儒臣修撰《两汉人表》。不过，由于《进补后汉书年表序》未标明具体上进时间，清人疑在南宋高宗时。今据成书于孝宗乾道六年的《路史》在卷30《国名记》中对该书的征引情况可知，该书具体上进于高宗绍兴十五年。并且该书对清万斯同撰《补历代史表》有直接影响。可以说，该书与钱文子的《补汉兵志》，实开清代补史志派之先河。

同样，南宋徐天麟利用会要体补撰《西汉会要》70卷和《东汉会要》40卷。其中《西汉会要》仿《唐会要》体例，以《汉书》为史源，辑取其中有关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按类区分为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方域和蕃夷共15门，367件事。对于无法归类者，则以“杂录”附于该件事后。该书以上分类极为明确，并且叙事条理清楚，是后人参阅西汉典制的重要史书。《东汉会要》以《后汉书》为取材依据，并参考了司马彪的《续汉书》、班固等的《东观汉记》等，门类除改学校、祥异为文学、封建外，其余悉同前书，史事共384件。与《西汉会要》没有论断相比，此书则有论断。这些论断既包括诸如袁宏、范晔乃至宋人袁梦麟等人的，又有徐天麟自己的。从现今传世的《东汉会要》（有残缺）来看，徐天麟的论断竟达30条之多。(www.xing528.com)

具体而言，一则徐天麟直接就东汉史事发论。如该书卷23记“外戚贵盛”事，作者指出自外戚窦宪专权后，东汉便出现外戚贵盛的局面。最后他发感慨说：“故尝谓东京外戚擅权，往往多见于母后临朝之日，贪立幼主，自为固位之计。及其败也，又必藉宦官以行诛讨，以暴易暴，国家何利焉！”这无疑是对东汉统治者处理外戚、宦官之祸做法的中肯批评。又如同书卷32“兵上”不仅归聚有“光武中兴”、“光武平赤眉”、“光武平渔阳”、“光武平齐”和“光武平陇蜀”共五个体现光武帝中兴业绩的史事，而且在“光武中兴”末，作者认为东汉之所以中兴，是因为“人心思汉德泽之深”以及“民心思汉之切”的缘故。再如同书卷34“兵下·屯田”事，作者在记述了曹操采纳枣祗和韩浩屯田建议而收效显著之事后，议论说：“噫！屯田之利其博如此，而汉人不知为之，顾使操藉此以为征伐之资，可不鉴哉！”

二则徐天麟是通过追述西汉或是将东汉与西汉加以比较而发论。如该书卷19“职官一·少府”事，作者在对两汉尚书职任发展过程叙述后指出：“尚书在东京权任之重过于西汉，而选任之轻若此，宜乎？政理日以浸衰也”。又如同书卷22“职官四·上计”事，作者通过两汉比较指出：“西都天子亲受计，而所谓计账，则计相上之（原注：《张苍传》）。东京但使司徒受计，吏至，于长揖不拜（原注：《赵壹传》）。则其制浸以轻矣”！再如同书卷26“选举上·孝廉”事，作者通过比较叙述两汉孝廉之举，并进而称赞道：“虽然汉世诸科虽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之盛则莫如孝亷，斯亦后世之所不能及”。

最后，徐天麟对史事时而还加以考释。如该书卷6“礼四·行幸”事，作者针对诸儒仅注“幸”而未注“行”，指出：“盖两汉谓天子乘舆为行”。又如同书卷18“封建下·特进侯”事，作者先指出《后汉书·邓隲传》注文误，再据《百官志》释为：“所谓特进侯者，盖谓列侯而赐位特进者耳”。

总之，曾于理宗宝庆二年进呈朝廷的《东汉会要》，分类明晰，述论结合，鉴戒作用突出。应该说，徐天麟二书不仅对宋统治者有鉴戒作用，而且还直接带动了此后史家补撰古代会要的工作。如清人孙楷著有《秦会要》26卷、杨晨著有《三国会要》22卷、龙文彬著有《明会要》80卷，以及姚彦渠著有《春秋三传会要》4卷等等。

考史派：王应麟著《汉书艺文志考证》10卷。王应麟鉴于《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不甚详明，颜师古注内附论不太赅备的状况，于是捃拾旧文为之补注。在具体做法上，王应麟不录《汉书艺文志》全文，惟以有考订者摘录为纲，并加以补论。此外，他还将《汉书》诸传中有此书名，而《汉书艺文志》未著录者，均依类附入，共增附凡26部。危素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指出：“盖艺文之见收于前史者，其耳目千载之下，欲考其原本，证其谬误，亦诚难哉！非曲畅旁通，枝分派列，亦不得与于斯，即是可以窥公之学矣。”⁽¹³²⁾

具体来看，一则是王应该麟加详注文。如该书卷8“李将军射法三篇”条，王应麟补注为：“《李广传》：世世受射”。同书卷9“许商筭术二十六卷”条，王应麟补注为：“《沟洫志》：博士许商治《尚书》，善为筭，能度功用”。以上是以《汉书》的纪、志来补注。再如该书卷7“纵横”条，王应麟则广泛征引宋代诸儒如东莱吕氏（祖谦）、胡氏（寅）、苏氏（辙）和叶氏（梦得）的解释以加详注文。二则是作者辩驳《志》文。如该书卷1“书者古之号令”条，王应麟征引艾轩林氏（光朝）之言，说明先儒认为《尚书》“为上古之书”为误。又如该书卷3“太史公百三十篇（原注：十篇有录无书）”条，王应麟特意征引了东莱吕氏的结论：“以张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记》，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无书也”。再如该书卷4“孔子为曾子陈孝道”条，王应麟征引致堂胡氏和晁氏（公武）之言，以说明《孝经》“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最后，作者还时而表明书的流传存佚情况。如该书卷7“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条，王应麟指出：“隋、唐《志》各一卷，洪氏曰二书今不复存”。又如该书同卷“墨子七十一篇”条，王应麟以宋《中兴馆阁书目》著录说明其存佚状况。

总之，王应麟以其渊博的学识及所见所闻，对《汉书艺文志》做了全面细致的增补辩证，提高了该《志》的参考利用价值。由于该书是首次将《艺文志》从《汉书》中抽出，并对其加以增补，该做法实开清章宗源撰《汉书艺文志考证》、姚振宗撰《汉书艺文志条理》和《汉书艺文志拾补》等书之先河。

又前述倪思撰有《班马异同》35卷，考《史记》与《汉书》字句异同，以明其得失。受其影响，明人许相卿因倪思原本，稍为厘订，从而撰有《史汉方驾》35卷、李清撰有《南北史合注》191卷、《南唐书合订》25卷、清沈炳震撰有《新旧唐书合钞》，以及彭元瑞、刘凤诰合撰有《五代史记补注》等。

最后，始开评论《史记》之风气。⁽¹³³⁾北宋时，欧阳修、曾巩、三苏和晁说之等诸多名家对《史记》均有所品评。如苏洵认为《史记》具有：“其一曰隐而章，其二曰直而宽，其三曰简而明，其四曰微而切”的特点。⁽¹³⁴⁾其中在分析“隐而章”时，他说的“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是他首次发觉了司马迁写人叙事运用了“互见法”。这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南宋品评《史记》者则有郑樵、洪迈、吕祖谦、叶适、黄震和王应麟等诸多名家。如郑樵甚至认为《史记》可谓是“六经之后，惟有此作。”⁽¹³⁵⁾吕祖谦亦高度评价《史记》说：“太史公之书法，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说乎？其指意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起义于彼，有若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踪迹者矣。读是书者，可不参考互观，以究其大旨之所归乎？”⁽¹³⁶⁾此外，吕祖谦首次在历史上对《史记》十表还做了总的分析。他说：“《史记》十表意义弘深，始学者多不能达，今附见于此。《三代世表》以世系为主，所以观百世之本支也；《十二诸侯年表》以下以地为主，故年经而国纬，所以观天下之大势也；《高祖功臣侯年表》以下以时为主，故国经而年纬，所以观一时之得失也；《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为主，所以观君臣之职分也。”⁽¹³⁷⁾可见吕祖谦的分析比郑樵“《史记》一书，功在十表”⁽¹³⁸⁾之说更为详明。正是受郑樵和吕祖谦对《史记》表研究的影响，如清乾隆时的汪越、徐克范有《读史记十表》10卷、道光间潘永季有《读史记札记》。

（2）金石考史：金石学是宋代史学领域开辟的新园地。北宋欧阳修作为金石学的开创者，他撰有《集古录》10卷。在该书《序》中，他明确指出：集金石碑帖的目的是为了“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即就是在于以金石证史。随后，赵明诚著《金石录》30卷，他亦在其书《序》中表明：“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到南宋时，郑樵不仅在其《通志》二十略中创立了《金石略》，而且在《通志总序》中指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貎。方册所载，经数千万传；款识所勒，犹存其旧。盖金石之功，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吕祖谦在为李丙《集古录》所作的《序》中，在谈及金石作用时亦指出：“如正历纪，定世系，刋疆域之误，砭官制之舛，存容典之旧，禆凡将之缺，尚非一条，在取之者如何耳！”⁽¹³⁹⁾由此可见，南宋史家已将金石学作为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了。对于宋代学者以金石考史的做法，清人顾炎武曾说：“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¹⁴⁰⁾钱大昕亦言：“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欧、赵、洪诸家涉猎正史，是正尤多。”⁽¹⁴¹⁾可见宋代学者在金石考史方面作用及影响甚大。

从金石学研究涉及的范围而言，北宋是从收集、研究古代青铜器开始的。到南宋时，古代碑石变成了专门之学。洪适撰有《隶释》27卷和《隶续》21卷，二书是传世最早的集录汉魏碑石文字的专书，其间作者还对有关史事做了考释。受其影响，清人王昶撰有《金石萃编》。同时，洪遵撰有《泉志》15卷，有图有文，援证该贯，颇为详博，是对古代钱币的专门研究。此外，研究玺印的有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1卷，研究古玉的有龙大渊等编的《古玉图谱》100卷。此外，岳珂在《桯史》中撰有《古冢桴盂记》1篇，为专篇记载、研究明器之始。总之，始于北宋、开拓于南宋的金石之学，不仅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及手段，而且对后世，尤其是清代的金石学产生了极大影响。

（3）方志编修的影响：从总体来看，唐代以前，地志之书虽然不少，但内容基本上局限于地理书的范围之内。到了宋代，在类目及内容方面，方志增加了人物及艺文，从此之后，方志的体例才得以完备，并且南宋是我国方志的定型期。据今人研究表明；如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一书，基本突破了以前地理总志以郡县为纲的编纂体例，确立起了全新的以州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等为主体的地理总志的编纂体例和主体结构，并且它初步确立了宋代以后历史地理总志的编纂体例。⁽¹⁴²⁾此后元、明、清《一统志》均沿袭了该书所开创的修撰体例。同时，南宋方志在体例方面有不少创新。首先，方志列表始于南宋。如《嘉定镇江志》卷首列有郡县表，《景定建康志》卷六至十四为表，《咸淳毗陵志》在地理门置郡县表，等等。受其影响，明童承叙的《嘉靖沔阳志》有封爵表，清杨周宪的《康熙新建县志》有选举表，谢启昆的《嘉庆广西通志》有封建表，等等。其次，高似孙首创方志纪体。高氏在所纂《剡录》卷一列县纪年，按年代顺序记载嵊县历史上的大事，此开后世方志大事记之端绪。最后，在《景定建康志》中，录、图、表、志、传并用，则开方志兼用诸体之先河。此外，南宋修的《临安志》以帝王诏令居首，后世亦多行仿效。总而言之，后代方志在体例方面大致未能超脱宋代方志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