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史学比较：南宋与现代编修

二、两宋在当代史编修方面的比较

1．持续发展的两宋官修史籍

对于两宋官修史籍的总体状况，时人言：“自今观之，我朝之制，有纪载之史，有修撰之史。曰时政（记），曰起居注，纪载之史也。宰臣为监修，从官为修撰，余官为检讨。监修维持大纲，检讨惟事检阅，所以专史职者修撰而已，而修撰之名目不一。合记注而系之以年月者，日历也。合奏报门而分之者，会要也。采纪录之所及，备记载之所不及者，实录也。而国史则旁捜博取，较定是非，列为帝纪志传者也。有玉牒以纪其大事，有圣政以书其盛美，有宝训以珍其可行。其书详矣，其事重矣。”⁽⁸⁶⁾可见宋代官修史籍种类繁多，纪事细密，主旨明确。

从两宋官修史籍的编修过程来看，一般从史料的汇集整理编次，到史书的编修成书，均已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编修程序。其中由起居郎和起居舍人编修的起居注，以及由宰执负责编修的时政记，往往是编修日历的基本依据。而日历又是实录的依据，实录是国史成书的主要依据，这样便形成了环环紧扣的官方史籍编修过程。其间，由著作郎和著作佐郎编修的日历是该环节中最为关键的部分。相应的，它也是修史机构最经常性的工作。黄中对此指出：“史院之编修，以日历为根柢。日历之纪次，以时政记、起居注与诸司之关报为依据。”⁽⁸⁷⁾朱熹亦言：“本朝史以《历日》（应为《日历》）为骨，而参之以他书。”⁽⁸⁸⁾明徐一夔更进而指出：“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又诏诰则三省必书，兵机边防则枢司必报。百官之进退，刑赏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论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他时会要之修取于此，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史之所以为精确也。”⁽⁸⁹⁾正因为如此，宋代朝廷极其重视对日历的编修，即使到南宋灭亡前夕，日历的编修仍在进行。亦正是有日历作根基，两宋实录和国史的编修则较为完备。为说明问题，今特将两宋日历、实录和国史的编修情况列表如下（表6-4）。

由表6-4可以看出；南宋前四朝《日历》已达到3000多卷以上。据熟悉本朝文献掌故的章如愚言：“《日历》莫详于建炎、绍兴之所录。”⁽⁹⁰⁾在此章如愚虽仅谈及南宋高宗朝，但由于自后的孝宗朝《日历》卷数更甚，由此推断，南宋日历的纪事当较为完备。亦正因为如此，李心传在编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时，以其作为基本取材依据，从而编修成了内容相当详备的史著。而对于北宋日历的编修卷数，由于北宋《国史·艺文志》不予著录，故难以详知。⁽⁹¹⁾

表6-4　两宋所修日历、实录及国史一览表

注：该表下加横线者表示南宋时所修的北宋史籍。又此表在绘制时参考了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十章制表。

对于两宋实录编修状况，魏了翁明确指出：“每惟祖宗实录，自东都以前凡一百六十八年，不过一千余卷，而南渡以后，高宗、孝宗皇帝两朝实录仅六十余年，遂至一千卷。”⁽⁹²⁾魏了翁在此仅以卷帙多寡对两宋实录做了区分评判。不过，北宋实录的卷数虽不及南宋一些实录，但北宋一些实录时常因为叙事简明而受到时人称颂。如苏轼认为《英宗实录》“词简而事备，文古而意明，为国朝诸史之冠。”⁽⁹³⁾李心传认为《钦宗实录》“文直而事核。”⁽⁹⁴⁾

同时，对于太祖、太宗、神宗、哲宗和徽宗诸朝《实录》而言，由于史实存在漏略，甚至“诬谤”，所以被朝廷多次加以重修。李焘对此明确指出：“《神宗实录》初修于元祐，再修于绍圣，又修于元符，至绍兴初凡四修。《哲宗实录》初修于元祐（当为元符），再修于绍圣（当为绍兴）。惟神宗、哲宗两朝所以四修、再修，则与太祖、太宗异。盖不独于事实有所漏略而已，又辄以私意变乱是非，绍兴初不得不为辨白也。诬谤虽则辨白，而漏略固在，然犹愈乎近所修《徽宗实录》。盖《徽宗实录》疏舛特甚，非前二《录》比。凡臣僚除罢、年月最易知者，其颠倒错乱，往往志［？］不可晓，况其难知者乎！”⁽⁹⁵⁾这是李焘对北宋以上五朝《实录》重修原因的深刻揭示。(www.xing528.com)

其间，如《太宗实录》前后经过两次编修。初修本由钱若水负责编修，凡八十卷，此书虽在成书时真宗称其“甚为周备”，⁽⁹⁶⁾但其仅用“九月而毕，人难其速。”⁽⁹⁷⁾并且人们对其具体记事已有所异议。如“初，太宗有驯犬常在乘舆侧。及崩，犬辄不食。李至尝作歌纪其事，以遗若水。……而若水不为载”。又“世又传亿子娶张洎女而不终，故洎传多丑辞”⁽⁹⁸⁾。又如洪迈就曾指出：“张忠定公咏为一代伟人，而治蜀之绩尤为超卓，然《实录》所载，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兵部郎中，入为户部。后马知节自益徙延，难其代。朝廷以咏前在蜀，寇攘之后，安集有劳，为政明肃，远民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国史》本传略同。”最后他批评《实录》说：“史氏发潜德之幽光，为有负矣。”⁽⁹⁹⁾再如太平兴国四年征北汉，太宗命壅水灌太原城事，“《实录》、《正史》略不载。”⁽¹⁰⁰⁾凡此等等，均说明《太宗实录》初修本纪事有漏略。正缘于此，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二月，经王旦奏请，朝廷正式委任赵安仁、晁迥等增续。该增修本至次年成书，其卷帙如旧。⁽¹⁰¹⁾据笔者详细考证得知；现今传世的《太宗实录》20卷（残）本确系钱若水的初修本，而极少被宋人征引著录的增修本，虽则添补了许多为初修本所不备的内容，尤其是颂扬太宗圣政的内容，但在整体上或许未为能超越初修本及其影响，故使其日后流传极少，并且影响至微。⁽¹⁰²⁾又如更修次数最多的《神宗实录》，其基本成书有元祐初修本、绍圣重修本和绍兴三修本。其间因受史臣史学观点和政治倾向的直接支配，该朝《实录》每经过一次编修，史实就会被有意更改一次，由此造成的纪事偏失则在所难免。对此笔者有专文论及，在此不再赘述。⁽¹⁰³⁾再如经过两次编修的《哲宗实录》，李焘指出：“《旧录》自（元祐）八年二月二日并缺，《新录》缘此所书事比以前益疏。……王铚《补录》亦复草草云。”⁽¹⁰⁴⁾这表明无论徽宗时修成的哲宗《旧录》，还是南宋高宗朝修成的哲宗《新录》，其纪事均存在明显缺漏，而王铚为此特意撰修成的《元祐八年补录》，亦同样相当简略。此外，对于《徽宗实录》，据朱熹讲：“尝观《徽宗实录》，有传极详，似只写行状、墓志；有传极略，如《春秋》样，不可晓。”⁽¹⁰⁵⁾这说明《徽宗实录》附传存在严重的详略不一问题。以上是北宋诸朝《实录》的基本状况。

对于南宋诸朝实录，陈振孙在评价《高宗实录》和《孝宗实录》时说：“中兴以来，两朝五十余载事迹，置院既久，不以时成。涉笔之臣，乍迁忽徙，不可殚纪。及有诏趣进，则匆遽钞录，甚者一委吏手，卷帙猥多而纪载无法，疏略抵牾，不复可稽据。故二《录》比之前世，最为缺典，观者为之太息。”⁽¹⁰⁶⁾李心传亦言：“《孝录》比它书尤疏驳。”⁽¹⁰⁷⁾由此可知《高宗实录》和《孝宗实录》卷帙虽则巨大，但其纪事内容相当粗疏。宁宗和理宗《实录》的详情虽未能详知，但由于据以成书的《日历》纪事存在明显问题，则《实录》难免不受影响。如《宁宗日历》至嘉泰二年时已成书510卷，记事自宁宗即位至嘉泰元年十二月，共七年半事。该《日历》修成于韩侂胄专权时期。到开禧北伐失败，韩侂胄被诛之后，赵汝愚之子崇宪就奏请改正“诬史”。他指出：“前日史官徒以权臣风旨，刊旧史，焚原稿，略无留难。今诏旨再三，莫有慨然奋直笔者，何小人敢于为恶，而谓之君子者顾不能勇于为善耶”？“闻者愧之”！后来玉牒、日历所以《重修龙飞事实》进呈朝廷。⁽¹⁰⁸⁾其间对《日历》所作的刊正是：“从绍熙五年后刊正，以削韩侂胄之矫诬也。”⁽¹⁰⁹⁾由此可知，韩侂胄“矫诬”虽最终被刊正，但被焚的原稿再也无法恢复，又何况当时未有慨然“奋直笔”者，因此，刊修成的宁宗《日历》（510卷）存在疏漏则在所难免。《日历》的先天性不足，必然会导致《实录》在此方面存在缺陷。同样，对于理宗朝《日历》而言，王应麟指出：“余尝观《宝庆日历》欺诬之言，所谓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议不泯尔。”⁽¹¹⁰⁾理宗朝《日历》如此，《实录》亦无法摆脱其影响。

对于国史而言，北宋时修成的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国史》，晁公武评论说：“比之三朝《实录》，增者大半。事核文赡，褒贬得宜，百世之所考信云。”⁽¹¹¹⁾仁宗和英宗《两朝国史》则“比之《实录》，事迹颇多，但非寇准而是丁谓，讬之神宗诏旨。”⁽¹¹²⁾南宋所修的北宋神宗、哲宗、徽宗和钦宗《四朝国史》，虽则卷数已超过了北宋编修的《三朝国史》、《两朝国史》、《神宗正史》或《哲宗正史》中的任何一部，但就其纪事内容而论，据李心传记载：“或者但见新书疏略舛误甚多，而不知仓促之间，不暇考择也。”⁽¹¹³⁾元人袁桷亦指出：“洪迈作神、哲、徽、钦《四朝史》，于时高宗在德寿宫，多所避忌，立传亦有芜类，所宜刊削，当直书徽宗亡国之罪。”又云：“徽宗违盟契丹，童贯复燕城，正史回避，所合改正。”⁽¹¹⁴⁾而对于南宋所修的《中兴四朝国史》，据元人危素言：“按太祖至徽、钦，列传至为赅备。至高、孝、光、宁《四朝史》，盖蜀人李心传所修，其阙漏不可计。”⁽¹¹⁵⁾苏天爵亦言：“宋《中兴四朝史》诸传尤少。”⁽¹¹⁶⁾由此可知，《中兴四朝国史》纪事极为粗疏，则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两宋持续编修的官方史籍，虽则存在卷数详略不一、史书质量高低不同等诸多问题，但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两宋政局对官方史籍编修影响极大。早在北宋初，朝廷为证明赵宋政权的合法性以及为表明太宗继统的合理性，就导致了太祖和太宗两朝《实录》多次被重修的状况。如现今传世的《太宗实录》20卷本虽则不全，但其中仍反映着朝廷对诸如“金匮之盟”、“秦王迁殁”和“元佐贬庶”等关涉皇位继承及稳固问题的较早看法。至北宋后期，由于党争异常激烈，更修《实录》成了政治斗争的一种有效手段，从而便形成该时期《实录》被多次更修的状况。而每次更修，修史者都会根据自身政治斗争的需要，任意更改、删节和歪曲史实，致使这些《实录》的内容变得真假难辨。此外，北宋王朝虽则灭亡了，但党祸与宋廷一并南移，从而在南宋初所修成的有关北宋后期《实录》和《四朝国史》中，仍然体现着强烈的政治斗争色彩，“是元祐，非熙丰”的指导思想渗透到了此时官修的所有北宋后期史籍中。加之此时史籍残佚亦极为严重，这同样造成所修国史内容存在缺陷等问题。而对于南宋官修史籍的编修情况，南宋前期官方虽则编修了大量史书，但由于史官兼职太多，迁改极为频繁。又加上南宋王朝时常处于同强敌时战时和的复杂环境中，朝廷内外各方各派对时局的言论相当繁多，并且往往难以归一，从而在此间编修成书的官方史籍虽则卷帙浩瀚，但往往失于粗疏。至南宋后期，随着战事的日渐增多，官修史籍已无法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其间朝廷虽然专任李心传负责修史，但李心传同样受到了职位迁改频繁和权臣干扰等影响，那么这时编修成书的官方史籍其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2．两宋私家在当代史编修方面的比较

对于私家著述而论；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北宋有关各类当代私家史著达80余种，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帝王圣政、名臣传记、图志、边蕃以及外国史事等方面。而南宋私家编修的各类当代史著则不下110余种，并且几乎涉及史学的各个方面。其中在较完备系统地反映北宋历史的当代史撰修方面，北宋仅有曾巩的《隆平集》20卷最为有名。不过，晁公武言：“或疑非巩书”。⁽¹¹⁷⁾它如相传王禹偁在太宗淳化中作《箧中记》（又名《建隆遗事》）。该书《叙》云：“太祖神圣文武，旷世无伦，自受命之后，功德日新，皆禹偁所闻见。今为史臣，多有讳忌而不书，又上近取《实录》入禁中，亲笔削之。禹偁恐岁月浸久，遗落不传，因编次十余事。”⁽¹¹⁸⁾对于该书，南宋有许多人表示怀疑。晁公武认为：“世多以其所记为然，恐不足信也。”⁽¹¹⁹⁾李焘则特撰《建隆遗事辨》，并认为：“今所传《遗事》语多鄙俗，略不似禹偁平日心声。故臣焘窃有疑焉，特信其可信耳。”⁽¹²⁰⁾即李焘认为该书记事多可疑。王明清在将其记事与国史等对勘后认为：“其伪也明矣。”⁽¹²¹⁾以考辨著称当时的李大性认为：“《建隆遗事》以王禹偁名，而实非禹偁。”⁽¹²²⁾凡此等等，均表明时人对其颇存疑虑，甚至认为是伪书。不过，陈振孙认为：“其记陈桥驿前戒誓诸将事元出熙陵，而序文云近取《实录》，入禁中亲自笔削。然则此书之作，诚有谓也。”⁽¹²³⁾在此陈振孙则对该书记事予以肯定。又如司马光的《稽古录》虽有北宋前五朝纪事，但无疑过于简略。司马光曾把平时所见所闻所传闻的有关国家政事记录下来，欲以编修北宋建国以后的历史，并取名《资治通鉴后纪》，然而“卒不果成”。“今世所传《纪闻》及《日记》并《朔记》，皆《后纪》之具也。”⁽¹²⁴⁾再如，据徐度记载；“陈无己（师道）尝以熙宁、元丰间事为编年。书既成，藏之庞庄敏家。无己之母，庞氏也。绍圣中，庞氏子有惧或为己累者，窃其书焚之。世无别本，无己终身以为恨焉！”⁽¹²⁵⁾以上诸例表明，北宋私家编修当代史相当艰难。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宋私著当代史盛极一时。如前些章节已述，著名的就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的《东都事略》、徐度的《国纪》、熊克的《九朝通略》、王炎的《东都纪年》，以及李的《皇宋十朝纲要》等许多部。

在其他类当代专门史的撰修方面，北宋私家突出颂扬帝王圣政和宣扬名臣事迹，该类著作达20多部。如孙甫有《三圣政范》、石介有《三朝圣政录》、张唐英有《仁宗君臣政要》40卷、林虙有《元丰圣训》、范祖禹有《仁皇训典》6卷，以及张商英有《神宗政典》等，这些均属于专门颂扬帝王圣政的史著。同时，在宣扬名臣事迹方面，如张唐英有《本朝名臣传》5卷，“纂录天圣至嘉祐名臣世家谱牒次第，撰为五十列传。”⁽¹²⁶⁾佚名的《本朝勲德传》1卷，“编类太祖至仁宗诸臣有勲德者，起范质，终孙沔，凡五十六人。”⁽¹²⁷⁾又英宗朝《诸臣传》3卷，“于《英庙实录》中摘出，凡四十二人。”⁽¹²⁸⁾此外，由于北宋与周边诸蕃及邻国交往频繁，时人撰就的有关边蕃及外国史著述亦有一些。如田纬有《匈奴须知》1卷、孙巽有《夏国枢要》2卷、刘温润有《西夏须知》1卷、李远有《青唐录》1卷、赵勰有《交趾事迹》1卷和无名氏有《唃厮啰传》1卷等。而南宋在以上几方面的私家史著同样颇丰。如 在颂扬帝王圣政方面，张戒有《太祖政要》1卷、欧阳安永有《祖宗英睿龟鉴》10卷、李谦有《寿皇圣范》10卷，以及彭龟年有《内治圣鉴》20卷等等。在宣扬名臣事迹方面，李焘有《赵普别传》1卷、赵起有《种太尉传》1卷、章颖有《皇宋中兴四将传》4卷，以及朱熹有《八朝名臣言行录》等等。在有关外国史的撰述方面，如张棣有《金国志》2卷、史愿有《金人亡辽录》（又名《北辽遗事》）2卷，张汇有《金虏节要》1卷，以及叶隆礼有《契丹国志》27卷等等。

总之，两宋私家在撰修各类当代史著述方面，南宋史家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北宋。究其原因，主要是北宋统治者要惩唐末五代之弊，因此引导私家多注重编修前代史，以便为朝廷提供垂鉴。而作为史家，在朝廷统一意志的直接控制下，他们多不愿触犯时讳，因而北宋私家撰述的各类当代史著述相对较少。其间，即便是像王禹偁和曾巩这样参与过官方修史的人，自撰或他人托其名编修当朝史，往往都会引起时人的多方议论及考辨，这无不说明北宋编撰较完备系统反映北宋历史的当朝史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宋皇帝崇尚祖宗家法，朝廷又注重宣扬名臣品德善行，于是鼓励和引导私家多编修该类专门史著，因此，宣扬本朝帝王圣政和名臣懿言美行的史著则相当多。朝廷之所以如此做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王朝的统一格局。而对于南宋而言，重在总结北宋亡国之痛和表明南宋中兴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导向，促使私家在官方修史活动的直接带动之下，纷纷编修各类当代史著述，以便服务于现实，由此便形成了赵宋一代史料的汇集整理和史书的编修在此时成绩最著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