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及其前代史编修比较

一、两宋在前代史编修方面的比较

南宋史家不仅继承了北宋以来研治《春秋》和两汉史的优良传统，而且在崇尚编年之风的有力推动下，研治《资治通鉴》之风亦相当兴盛。同时，南宋偏安一隅的社会现实，又促使许多史家纷纷研治三国六朝史。其他如通史及上古史、方志等的编修，则是在北宋史学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

1．春秋学、两汉史和通鉴学编修的兴盛

（1）春秋学：受中唐以来春秋学研究的直接影响，两宋春秋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在《宋史·艺文志》经部著述中，宋人所著春秋类著述最多，这足以表明宋代春秋之学极为发达。据统计：仅今存该类著述就达40余种。（见下表6-1）

表6-1　今存宋人《春秋》研究著述一览表

续表6-1

注：该表参据宋鼎宗的《春秋宋学发微》（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及《四库全书》等拟制。

从两宋春秋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北宋初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倡导尊王之说，由此“世人多师孙明复，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全以《左氏》为本。”⁽¹⁾此时尊经和崇慕春秋笔法者尚多。如欧阳修著史，往往效法《春秋》，突出尊王大一统观念。到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曾言：“至于《春秋》，三《传》既不足信，故于诸经尤为难知。”⁽²⁾因此，王安石未专治《春秋》，亦未将其列入科考取士书目之中。而到哲宗元祐时期，一切以熙（宁）、（元）丰为非，此时治《春秋》者形成风气。张端义对此指出：“荆公黜辞赋尊经，独《春秋》非圣经不试，所以元祐诸人多作《春秋传》解。自胡安定先生始，如孙莘老辈皆有《春秋集解》，则知熙宁、元祐诸人议论素不同矣。”⁽³⁾如现今就存有苏辙《春秋集解》12卷等等。自绍圣至北宋末，随着新法党人的重新执政，《春秋》又一次被朝廷所罢用。如史载：“绍圣中罢《春秋》取士，（崔）子方三上书乞复之，不报。遂不应进士举。”⁽⁴⁾崔子方尚著有《春秋经解》12卷、《春秋例要》1卷和《春秋本例》20卷，可见以研治《春秋》见长的崔氏，在北宋末因《春秋》未能列入取士之目，而只能放弃应举入仕。洪迈批评指出：“绍圣中，章子厚作相，蔡卞执政，遂明下诏罢此经，诚万世之罪人也。”⁽⁵⁾综上所述，北宋时，春秋学虽时有发展，但因受朝政和学风的极大影响，致使研究著述有限。

南宋时，注重讲求攘夷之义的春秋学大盛。高宗本人就“雅好《左氏春秋》”，并命范冲与朱震为其专讲。⁽⁶⁾高宗平日的“日课”为：“早朝退，即阅章疏。食后学书，未后读《春秋》、《史记》。晚食阅内外奏牍，夜读《尚书》，率以二鼓罢。”⁽⁷⁾其间就包含阅读《春秋》。他还在绍兴十三年亲书《左氏春秋》，于秘书省以宣示馆职。⁽⁸⁾同时，士大夫研治《春秋》者众多。如叶梦得“博极群书，强记绝人，《书》与《春秋》之学，视诸儒最为精详。”⁽⁹⁾他有关《春秋》的著述就有《春秋传》20卷、《春秋谳》30卷和《春秋考》30卷。他的弟子章冲亦“颇究心于《左传》”，⁽¹⁰⁾并且撰有《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5卷。又如胡安国撰成《春秋传》30卷，因大力倡导尊王攘夷思想，使得“近世学《春秋》者皆宗之。”⁽¹¹⁾再如陈傅良“博极群书，而于《春秋》、《左氏》尤究极圣人制作之本意，《左氏》翼经之深旨”，从而著有《春秋后传》12卷和《左氏章指》30卷。⁽¹²⁾总之，由于有高宗皇帝的亲自示范，官僚士大夫的积极响应，南宋注重御悔之义的春秋学研究比北宋大有发展。

又从宋代一些学者对《春秋》经、史属性的认识来看；北宋程颐在其著《春秋传·自序》中言：“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南宋叶适则认为：“笺传之学，惟《春秋》为难工。经，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经而实史也。”⁽¹³⁾正是由于宋代一些学人往往将《春秋》作为编年体史书来看待，故将其加以改编者甚多。

北宋时，如杨彦龄就著有《春秋左氏年表》2卷，王当著有《春秋列国诸臣传》50卷，郑昂著有《春秋臣传》30卷，沈括撰有《春秋左氏纪传》50卷，以及税安礼著有《春秋列国图说》1卷等等。以上诸书基本上是将编年体改为了传记体、纪传体以及年表、图表等编修形式。其中《春秋列国诸臣传》原50卷，今存30卷，王当撰。当字子思，眉山人，“幼好学，不治章句，博览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并且他“于经学尤邃《易》与《春秋》，皆为之传，得圣人之旨居多。”⁽¹⁴⁾今本《春秋列国诸臣传》所记人物凡191人，每卷五至八人不等，并且于卷后附之以赞。南宋人陈造言：该书“不惟该备无遗，而复引《史记》、《国语》等书，……多出新见，学者与经、传参读，既足以见当时人才出处语黙之大概，抑于著述体制所得将不赀。”⁽¹⁵⁾陈振孙亦称赞王当“所传诸臣，皆本《左氏》。有见于他书者，则附其末。系之以赞，诸赞论议纯正，文辞简古，于经、传亦多所发明。”⁽¹⁶⁾今从该书中不难看出，王当在编修、品评春秋列国诸臣时，仍遵从了《春秋》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的指导思想。如作者先在该书卷八传中记述了楚国成得臣兵败后的遭遇，后于卷末赞中就此事感叹道：“楚真蛮夷哉”！又如作者在该书卷十先记述晋国赵盾族弟赵穿攻杀灵公，太史书“赵盾弑其君”事，后在卷末赞中指出赵盾：“身为正卿，反不讨贼，又从而任使之，盾不无憾焉！”并且继而还论说到：“《春秋》别嫌疑，正名分，岂以隐昧而加人以恶者哉，盖原情得之矣！”其他用忠孝仁义等标准加以品评人物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不过，王当并非一味承袭《春秋》褒贬之意，而是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如作者先在该书卷三传中记载鲁国臧文仲事迹，后则在卷末赞中特意指出：“臧文仲之贤不称于仲尼，而鲁人师其言，以为死而不朽，盖非立德立功者也，立言者也！”在此作者明确表明臧文仲因“立言”而为鲁国人所敬重。又如在该书卷二十九卷末考辨中，作者就不同意司马迁对子贡的评价，而他自己认为：“子贡之辩折诸侯者，礼义而已。迁《史》言其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此殆战国纵横家附益之也。”总之，王当编修《春秋列国诸臣传》时虽依据的是已有史料，但在评价人物方面，他并未完全因袭前人的看法，而是有自己的标准。

南宋时，用多种形式改编《春秋》的史著就更多了。如唐阅著有《左史传》51卷，徐得之著有《春秋左氏国纪》20卷，章冲著有《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5卷，邓名世著有《春秋四谱》6卷，程公说著有《春秋分记》90卷，勾龙传著有《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环中著有《左氏春秋二十国年表》1卷和《春秋列国臣子表》10卷，李琪著有《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3卷等等，可见南宋时人已将《春秋》改编成了国别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等多种形式。其中如《左史传》51卷，唐阅撰。阅字进道，山阴人。史载其“少为学刻苦，夜未尝卧，手写不胜其富。写《资治通鉴》逾岁而毕，字皆精楷”。又“年少嗜学，至老弥笃。通贯该洽，诸儒称焉！尤长于《春秋左氏》，尝仿迁、固史例，以周为《纪》，列国为《传》。又为《表》、《志》、《赞》，合五十一卷，号《左史传》［行］于世。”⁽¹⁷⁾可见唐阅撰就的是纪传体的《左史传》。据陈傅良在《左氏国纪序》中称，徐得之的《左氏国纪》与唐阅的《左史传》略同，惟一的差别是《左氏国纪》“有所论断”。⁽¹⁸⁾只可惜今二书均已亡佚。又如环中继北宋杨彦龄之后，撰《左氏春秋二十国年表》1卷和《春秋列国臣子表》10卷。环中字应之，淮阳人。高宗时任秘书丞，兼史馆检讨，参与过《神宗实录》的重修工作。其所撰《左氏春秋二十国年表》曾于绍兴五年进呈朝廷，但沈与求言其“先鲁而后周，甚非《春秋》尊王之意”，于是高宗令朱震加以校勘。⁽¹⁹⁾由此可知，环中不仅撰有周、鲁以下二十国年表，而且还撰有春秋列国臣子表。

再如《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3卷，李琪撰。琪字开伯，吴郡人。在该书《自序》中，他认为《春秋》一书，“事变至繁，经文至约。接王政之末流，则可稽世道之升降；备伯事之终始，则具见中夏之盛衰；详列国之离合，则足究人心之聚散。”不过，由于“自学者舍经求传，事始繁而晦矣！盖始读经者，睹本末之宏阔，而考之于训辞简严之中，错陈迭见，未究前后，不知据经以核传，固有按传而疑经，是不能比其事而观之也。”于是他“少窃妄意，叙东周十有四王之统，合齐、晋十有三伯之目，举诸侯数十大国之系，皆世为之纪。不失全经之文，略备各代之实。每纪之后，序其事变之由，得失之异，参诸传之纪载，以明经之所书”。今观其书，其中卷一为王朝及霸国。霸国之中，黜秦穆公、楚庄王而存宋襄公。又于晋文公以下，列自襄公至定公，而特附以鲁。卷二为周同姓之国，而特附以三恪。卷三为周异姓之国，而列秦、楚、吴、越于诸小国之后。并且该书每国纪之后，均有序论。该书无论在如上事目的编排方面，还是在对史事的评述方面，均体现出浓烈的尊王贱霸、内华外夷思想。

此外，宋人还往往剪裁汇聚《春秋》中的某些专门性内容，编修成史以阐发春秋之旨。如北宋末张根著有《春秋指南》10卷。根字知常，自号吴园先生，饶州德兴人，据其孙张垓在《吴园易解后序》中称：张根曾“闲居十年间，杜门著书，自历代至本朝编年凡数百卷，五经诸子皆为之传注。”今见于书目著录者有《吴园易解》10卷、《历代指掌编》90卷以及《春秋指南》10卷等。其中对于《春秋指南》，今虽已佚，但据晁公武言：“以征伐会盟，年经而国纬，汪藻为之序。”⁽²⁰⁾门人汪藻在高宗绍兴十年为该书所作的《序》中谈到：“政和间余过山阳，吴园先生张公在焉。先生谓余曰：‘学《春秋》而不编年，无以学为也。吾尝以诸国纵横列而类见之，圣人之意了然矣，当令子见吾书’。余未及受而先生亡。未几，先生之书盛行于士大夫间，因得伏而读之曰：‘嗟乎！圣人之意岂远人哉，曲学蔽之耳！’”⁽²¹⁾陈振孙进而指出：张根“专以编年旁通该括诸国之事，如指诸掌。又为解例，亦用旁通法。其他辨疑、杂论诸篇，略举要义，多所发明。”⁽²²⁾综上所述，可见张根该书主在以编年体形式旁通概括春秋诸国征伐会盟之事，并且多能阐发圣人之旨。自后汪藻曾撰有《裔夷谋夏录》3卷、《青唐录》3卷和《靖康要录》16卷、徐梦莘撰有《三朝北盟会编》250卷等，他们无疑会受到该书的启发及影响。

总之，由于两宋时人能凭借研究《春秋》阐发尊王攘夷之旨，论说与现实有关的诸如和议、结盟、复仇、自强等问题，加之朝廷有时将《春秋》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因此，宋代研习《春秋》者人数众多，春秋学由此得以在宋代兴盛一时。

（2）两汉史：随着北宋官府对《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校订刊行，新的刊误之作的相继面世，两宋学者围绕前三史进而对汉代历史的探究兴盛一时，先后出现的有关研究两汉的专门性史著就不下90余种（见下表6-2）。

表6-2　宋人汉代史研究著述一览表

续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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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颜师古注《汉书》为标志的唐代《汉书》学⁽²³⁾的兴盛，到了宋代继续得以发展，学者对《汉书》的喜好与研究兴趣有增无减，如刘奉世以“精《汉书》学”著称当世。⁽²⁴⁾黄庭坚更是表明：“每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²⁵⁾因此，明人徐中行认为：“历代之宗《汉书》，至宋尤为盛。”⁽²⁶⁾同样，随着《史记》的刊刻传世，宋代始开评论《史记》之风气，如欧阳修、曾巩、三苏、郑樵、洪迈、吕祖谦、叶适、黄震和王应麟等，均对《史记》作过认真的分析评论，而《班马异同》一书的出现，更使得马班异同从此成了一门学问。宋末王应麟在汇总前人研究《史记》的成果时，首次还以“《史记》之学”名之。⁽²⁷⁾此外，为中兴王朝提供鉴戒的《后汉书》，亦随其刊布同样受到宋人的重视。

北宋汉史学始自官方组织的校书活动。据《两朝国史·艺文志》记载：“国初承唐旧，以《史记》、两《汉书》为三史，列于科举，而患传写多误。雍熙中，始诏三馆校定摹印，自是刋改非一，然犹未精。”⁽²⁸⁾此处所称“诏三馆校订摹印”，只是下令征求书籍，⁽²⁹⁾而实际校订三史的工作，则在淳化五年七月，朝廷下“诏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崇文院检讨兼祕阁校理杜镐、祕阁校理舒雅、吴淑、直祕阁潘慎修校《史记》，朱昂再校；直昭文馆陈充、史馆检讨阮思道、直昭文馆尹少连、直史馆赵况、直集贤院赵安仁、直史馆孙何校前、后《汉书》。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³⁰⁾以上是为三史的淳化本，亦为三史有版本之始。可能与此次校订活动有关，时任史馆修撰的南唐降臣张佖于淳化中撰成《汉书刊误》1卷，疏录义涉诸家字该两体者凡6篇，附于诸卷之后，此为今知宋人所撰首部《汉书》刊误。

此后伴随着官方校书活动，其他刊误之作相继问世。如余靖于仁宗景祐时上进朝廷《汉书刊误》30卷。仁宗后期至英宗治平年间，刘敞、刘攽和刘奉世兄弟父子又有三刘《汉书标注》6卷。又英宗在阅读《后汉书》时，见“垦田”字皆作“恳”字，于是在嘉祐八年任命刘攽与钱藻、杨褒等分校《后汉书》，后来他人皆迁他官，唯刘攽“独卒业”。即撰成了《东汉刊误》。⁽³¹⁾至神宗熙宁二年，赵抃还上进《新校前汉书》100卷。此外，赵瞻撰有《史记抵牾论》等。

除官府校书活动中撰著的刊误之作外，北宋还有两部颇为突出的专门性汉史著作，一是胡旦撰的《汉春秋》100卷。该书修成于太宗淳化五年，当时胡旦曾上言称他“参两汉君臣事迹，得鲁史之例，著为《汉春秋》，凡百篇”，然而未能受到太宗认可。太宗认为：“旦褒贬出胸臆，岂得容易流传”？故而久未能上进朝廷。直到仁宗天圣元年十月，中书门下再次上言，仁宗才诏令本州递进。⁽³²⁾天圣二年二月，襄州遂以其书进呈，仁宗因而询问胡旦著书本末，王钦若称其“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贬以拟《春秋》。”⁽³³⁾由此可知该书为编年体的汉史。另一是真宗景德年间杨侃撰的《两汉博闻》12卷。该书系选取两《汉书》中的职官、地名、人名、专称，乃至某些字句故事列为标目，一般先引录原句，再节取颜师古、章怀太子等诸儒的解释作为注解。其中《前汉书》凡七卷，《后汉书》五卷，清四库馆臣评价说：“虽于史学无关，然较他类书采摭杂说者，究为雅驯。”⁽³⁴⁾该书今存，通览全书，的确对我们理解两《汉书》中所涉及的难解字句等提供了便利。

此外，苏辙鉴于司马迁《史记》“轻信而疏略”，又“不得圣人之意”，于是撰成《古史》65卷，以便“追录圣贤之遗意，以明示来世”⁽³⁵⁾。该书仍因袭《史记》旧文，并旁采它书。对于苏辙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责难，朱熹曾予以高度评价。与此相反，洪迈则完全不同意其说，黄震亦认为：“苏子之志则大矣，而苏子之说则尚有可疑者”，于是他特将《古史》与太史公所记参照记录，并做了详细评析。⁽³⁶⁾

综上所述，北宋时期的汉史学，主要是配合朝廷的校书活动而展开，其著述亦以校订辩误为主，然而大致自北宋后期开始，也出现了少数解释、评论以及改编类的论著。

南宋学者虽然承袭了北宋研治汉史的学风，但在内容方面除校勘辨误之外，一些史著更加偏重明辨史事，甚至议论史事。如《两汉刊误补遗》17卷，吴仁杰撰。仁杰字斗南，别号蠹隐居士，昆山人，官至国子学录。他以博物洽闻为时人所称，与朱熹、尤袤、周必大、陆九渊等著名学者均有交往。如前所述，刘敞、刘攽和刘奉世撰有《汉书标注》6卷，其主在标注正误。后刘攽又撰有《东汉刋误》1卷，攽“增损其书，凡字点画，偏傍不应古及其文句缺衍或引采经传有谬误者，率以意刋改。”⁽³⁷⁾对于北宋三刘之书，清四库馆臣推断说：“刘氏之书，于旧文多所改正而随笔标记，率不暇剖析其所以然”，于是吴仁杰撰有《两汉刊误补遗》加以补正其遗误。⁽³⁸⁾曾绛在该书《序》中言：“（吴氏）据古引谊，旁搜曲取，凡邑里之差殊，姓族之同异，字画之乖讹，音训之舛逆，句读之分析，指意之穿凿，及他书援据之谬陋，毕厘而正之。的当精确，……一时宗工文师，翕然称之，以为多前人所未到”。该书现存唯有10卷，其中东汉部分仅占2卷，为此清人疑其内容有脱佚。从现存该书中吴仁杰对三刘书的补遗状况来看，其内容的确涉及诸多方面，并且吴仁杰对史事常常加以辨明，甚至发表评论。

具体而言；一方面，明辨三刘校勘遗误。如该书卷一“之字阙文衍文”条中，对于《汉书》“宛必随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文，吴仁杰依《史记》以证明三刘《刊误》所言“前则失咸阳之约”前的确阙“足下”二字。又据《汉纪》，吴仁杰认为“宛必随”之后当脱一“之”字。同时，对于《汉书》“又素服以告之诸侯”文，《刊误》认为“之”字系衍文，吴仁杰则按《汉纪》、《资治通鉴》作“以告诸侯”加以并存。又如同卷“东西秦”条中，对于《汉书》“此东西秦也”文，三刘《刊误》认为多一“西”字，《汉纪》同此。而素“多采《汉纪》之文”的《资治通鉴》在此仍袭用《汉书·本纪》文，吴仁杰推敲上下文意，认为当依《资治通鉴》仍作“东西秦”。再如该书卷二“大赦”条中，对于《汉书》中“《宣纪》后元二年遭大赦”事文，《刊误》按“《武纪》”记载该年“无赦”，从而认为《汉书·宣帝纪》记载有误，吴仁杰则据《汉书·丙吉传》等证明“《武纪》失于登载”，刘攽亦随而误。此外，朱熹在读过《两汉刊误补遗》后，给吴仁杰的答书中指出：“如《沟洫志》‘于楚’字，本文属下句，下文有‘于齐’、‘于蜀’字，皆是句首，而刘误读属之上句。”⁽³⁹⁾这说明三刘《刊误》还存在句读错误。

另一方面，吴仁杰在指出两汉书本身记事以及三刘等释校者存在错误的同时，还往往广征博引相关史籍，用以辨明该史事的源流所指。如该书卷一“吕氏”条中，对于“《高后纪》高皇后吕氏”事文，吴仁杰按古者男子称氏称名，妇人称姓，以说明“《高后纪》书氏而不书姓，以《春秋》之法绳之，其失昭矣”。其间他不仅举例明辨自古氏姓的用法，而且针对现实指出：北宋“政和中，尝用议臣之请，改公主、郡县主为帝姬、宗姬、族姬，盖误认王姬之称，不知《春秋》之书”。又指出徐度《却扫编》载“议者之言，谓国家赵氏当曰帝赵，不得曰帝姬，是误以氏为姓也”。又如该书卷五“封禅”条下，对于“《郊祀志》申公曰封禅则能仙登天矣，丁公曰封禅者古不死之名”事文，吴仁杰指出：“按封者，封土而为坛；禅者，除地而为墠。封禅即方岳明堂之异称耳！而方士之说，乃谓封禅可以登仙而不死，故世主乐闻其说而甘心于此。是非方士之罪，儒者不能正名，名之过也”云云。在此吴仁杰除指名“封禅”之意外，还对其谈了自己的看法。再如该书卷九“河清三”条，吴仁杰指出：“汉以来河清而史不著，事应者皆可推言之也”。于是他列举汉灵帝建宁四年、宋元嘉二十四年、唐武德九年、贞观十四年、二十三年等等，以便说明河清则“其为不祥甚矣”。

总之，吴仁杰在对三刘两汉《刊误》做补遗其间，已不仅仅局限于明辨三刘的校勘遗误，而是对关涉到的有关人物、地名、职官、专有术语乃至历史事件，往往加以推究原委，以便使人们对其有深入了解。对于此种做法，素以考证见长的清代学者朱彝尊称赞说：“今吴氏是编，本以补刘氏之遗，而文多于刘，足以征其博洽也已。”⁽⁴⁰⁾四库馆臣亦称：“仁杰是书独引据赅洽，考证详晰，原原本本，务使明白无疑而后已，其淹通实胜于原书。”⁽⁴¹⁾

又如王益之撰有《西汉年纪》30卷，据其弟观之在该书末言：“先兄行甫好嗜班史，东西宦仕，挈以自随，饮食起居不去手者三十年，尝即纪传而有述。又考其置官置兵本末，以为《总录》。晩益贯穿，易以编年体为一代史，其他传记率多采录，盖又不专以班氏书为定，标曰《西汉年纪》，嘉定辛巳锓木于夔漕治所”。这说明王益之几乎穷毕生精力在研治西汉史。观之又言：“眉山二刘亦尝为此书，一乃巽岩李公之甥，巽岩以为不下刘道原。余虽未及睹，然观志之所称，特不逸班史一字，是但铨次年月，似无所取舍”。可见当时四川眉山亦有研治同类史者。

王益之撰修此书，据其《自序》，主要是为了远承孔子以编年修撰《春秋》之旨，近则出于《资治通鉴》“刋落盈辞，求为省约，以便人主之观览，而当时论议所及，制度所观，不无遗者”之故，于是他“取迁、固《史》与其轶见于他说者，以荀《纪》、《通鉴》凡例裁之”。除该书之外，王益之原本还有相关《考异》10卷、《鉴论》若干卷。可惜《鉴论》已佚，今自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西汉年纪》内容有残缺，并且《考异》已散附于逐条记事之下。按明《文渊阁书目》卷2记载：“王益之《西汉年纪》一部十八册；《西汉年纪考异》一部二册”。可知明时《考异》还有单行本。

《西汉年纪》虽参取已有西汉史料编排成书，但在史事的考辨方面，则能做到参稽互核，折衷一是。如有关韩信谋反之事，王益之在本书卷2高祖十一年末“斩韩信”记事条《考异》中，对《史记》、《汉书》“皆载韩信与陈豨有谋”云云加以辩驳，并且认为“此必告反者之词及当时文致之罪耳。”他接着记道：“祥符间，陈简能作《雪韩信论》，及张文潜亦谓信非反。近东莱作《大事记》，朱晦翁贻书论辩，亦以信为不反。后东莱竟以反书，而晦翁以为失入。二史所载信反谋既非事实，今皆削去不录”。在此作者不仅辨明韩信谋反并非事实并削去不录，而且还论述了宋代学者对该问题的看法。又如有关《史记·平凖书》所载司马迁所言“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编排系年问题，他在该书卷10武帝建元五年末记事条《考异》中论说道：“《通鉴》载于景帝后三年。按《平凖书》云：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正谓武帝初年，非景帝也。自汉兴之初至后七年，才六十六年，谓之七十余年，于义未安。盖武帝承文、景涵养之余，又窦太后在上，帝犹知有所畏，未敢肆行民享安静之福，故当时富盛如此。至建元四年，汉兴已七十载。又二年而窦太后崩。是后纷纷多事，汉家至此遂一变矣。太史公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盖深有感焉。今附于窦太后未崩之前一年”。在此作者用年限及事理辨明《资治通鉴》编排司马迁该论有误。再如作者在该书卷12武帝元光五年冬十月记素有雅材的河间王德来朝，并且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而武帝告诉河间王说：“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河间王“知其意”，回归后则纵酒听乐，至次年春正月薨之事。在有关该事的《考异》中，作者详细辨析道：“帝语班、马不载而见名臣奏，盖河间王，栗姬子，太子荣同母弟也。荣废而武帝立，固已不能无疑于栗氏子矣，况德贤明如此而属又称兄，此帝之所以尤不能无忌也。德知其意，归而纵酒，曽未三月而继之以死，盖等死也。当时之事势如此而史氏不载，幸其轶见于他说，故后世得商其情焉。以是推之，史所讳晦因以湮没而不传者亦何可胜数，岂独此哉！岂独此哉”！在此作者博采时臣奏议以明河间王死因，当得其实。

除以上旨在辨明史实之外，作者还注意采用所引诸书的不同版本以编修该书。像作者在该书卷26成帝永始元年秋七月记“罢昌陵反故陵”事，其《考异》指出：“今见行本、监本皆作‘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唯汪彦章用南唐本校证作‘反故陵’，义最深长，今从之”。在此作者就运用了《汉书》的三种本子。此外他还运用了川本以及刘攽改定本《汉书》。

总之，该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清四库馆臣高度评价说：“司马光《通鉴》所载汉事，皆本班、马二书及荀《纪》为据，其余鲜所采掇。益之独旁取《楚汉春秋》、《说苑》诸书，广征博引，排比成书，视《通鉴》较为详密。至所作《考异》，于一切年月舛误、纪载异同、名地错出之处，无不参稽互核，折衷一是。多出二（当作三）刘《刋误》、吴仁杰《补遗》之外，尤《通鉴考异》所未及，其考证亦可谓精审矣。”⁽⁴²⁾

再如《班马异同》35卷，倪思撰。后刘辰翁加以评点。倪思字正甫，湖州归安人，立朝以敢于直谏著称。他的《班马异同》大旨以《汉书》多因《史记》之旧而篇章字句时有窜改，于是参合两书，证其异同，以探求史家笔削之意。在具体表达方式上，倪思以《史记》原文用大字，《史记》无而《汉书》增加的文字用细笔小写。凡是被《汉书》删去的文字，则在旁边划一条墨线，凡是《汉书》前后移动《史记》文字的地方，即注“《汉书》上连某文，下连某文”。如某文被《汉书》移入其他纪传，即注“《汉书》见某传”。如该书卷1“项羽本纪籍列传第七一”事末，倪思注：“《汉书》赞用贾生《过秦论》上篇”。又如卷22“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史记》一百九）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汉书》五十四）”事末，倪思注“《汉书》赞后有苏武”。再如卷30“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史记》一百二十二）张汤传第二十九（《汉书》五十九）杜周传第三十（《汉书》六十）”事目，倪思注有“张、杜二《传》，《汉书》别见，不入酷吏”。凡此等等。在刘辰翁所作的评论方面，如该书卷20《魏其武安侯列传》叙魏其侯失势事，《史记》文为：“日默默不得志，而独厚遇灌将军”，《汉书》删去“日”、“独”二字，改为“默默不得志，而厚遇灌将军”。刘辰翁评曰：“为相时重，不用无势，语皆是，正在‘日’字，‘独’字，语极有情。《汉书》‘默默’字虽奇，而不切”。又如该书卷28《衡山王传》叙参与衡山王谋反者皆被诛事，《史记》文为：“孝坐与王御婢奸，弃市。王后徐来亦坐蛊杀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王告不孝，皆弃市。诸与衡山王谋反者皆族。国除为衡山郡”。而《汉书》改为：“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诸坐与衡山王谋反者，皆诛”。刘辰翁对此评点道：“《史记》文顺。《汉书》添‘告’字，赘辞。‘告王父’虽异，不如‘王告不孝’直。两‘坐’字烦”。此类列于书眉的刘辰翁评语，不仅十分醒目，而且往往给人以启迪。(www.xing528.com)

除以上注重考论结合的史著之外，南宋还涌现出许多专门评议前三史乃至整个汉代历史的论著。其中专评前三史的论著为数不少。突出者除郑樵和叶适之外，黄震则在《黄氏日钞》卷46和卷47中，专门选取《史记》和《汉书》的部分具体内容进行分析评议。其中他对司马迁为项羽、吕后设立本纪，以及为刺客、日者立传提出了尖锐批评。从总体来看，黄震评析人事不乏精彩之处。此外，晁公武、洪迈、吕祖谦、朱熹和王应麟等诸多名家也对前三史有所评论。同时，专门评议汉代历史的史著除钱时的《两汉笔记》外，它如《两汉博议》20卷，陈季雅撰。季雅字彦群，永嘉人。史载其“质灵气迈，随闻而思，遇见能述，自高其材，不乐师授”，他曾为隆兴府教授。后授潭州教授，未上任，而“益闭门，尽抽古今文字，且诵且索，寝食失期度，务为周览遍学，钩得其要”，后著有《两汉博议》等书。⁽⁴³⁾宋人盛称《两汉博议》“关涉犹大”，⁽⁴⁴⁾是与司马光《资治通鉴》论断、胡寅《读史管见》、范祖禹《唐鉴》、吕祖谦《大事记》及吕中《大事记》诸书齐名的评史著述。⁽⁴⁵⁾今存该书前十卷依帝纪、表、志、传分类立目，后十卷则以人才、风俗、治效、官制、兵制、学校、取士、用人、财赋、史官等专题予以立目。其间既有总论，又有分论。在正文部分，他先设标题，再加以评论。如该书卷二“吕后·吕后本纪”下，标题为“论作史常体不过编年”。然后作者就此加以论说。应该说，作者不仅在记事内容的分类编排上有其合理之处，而且对两汉史事的论说亦不乏精彩之处。

宋人的汉史学研究并未局限于以上范围，随着史书编修形式的不断拓展，以及宋人对汉制的崇慕等多方面因素，南宋学者对两汉典章诏制的研究则更为突出。

其中宋人认为“两汉犹为近古”，于是从《史记》、两《汉书》中辑录汉代诏制者不乏其人。陈振孙言：“愚未冠时，无书可观，虽二史亦从人借。尝于班《书》志、传录出诸诏，与纪中相附，以便览阅。”⁽⁴⁶⁾洪咨夔亦指出：其“假守龙阳，俗古事简，因得纵观三史，裒其所谓诏制书策令敕谕报誓约之成章者，凡若干通，事著其略，每帝以臆见系之，厘为若干卷，总曰《两汉诏令》，以补续书之亡。”⁽⁴⁷⁾可惜洪咨夔的《两汉诏令》（30卷）已佚。今传世者有《西汉诏令》12卷，由北宋林虙采括《汉书》志、传，参之本纪，程俱纂成，凡401章。在具体辑录原则上，该书明确规定“凡直叙事实不载辞命者不录”，并且对一些颁行时间不明的诏令还做了简要说明。又《东汉诏令》11卷，南宋楼昉撰。据其《自序》，楼昉“幼嗜《西汉书》，每得一诏，辄讽味不忍释，噫，一何其沉浸浓郁、雍雍含咀入人之深也！暇日常欲掇其散在志、传中，录取诏令，考其岁月，以类相从，稡为一编，因循未果而吴郡林君德祖之书传焉”。于是他袭用林书体例，却编成了《东汉诏令》。在对诏令的考辨方面，此书明显稍详于林书。如《东汉诏令》卷1“春日下宽大书”，作者指出：“见《礼仪志》。此乃汉家典故，必光武所立，以无年，可附卷末”。在此楼昉采用末附形式存录了重要诏令。又如该书卷15“报东平王苍书”，作者指出：“见《本传》，地震在三月，则此报书疑当在三、四月间”。这是辨明时间例。再如该书卷10“追策杨赐”，作者考辨道：“按《本纪》，中平二年十月书杨赐薨，而《本传》赐策在九月。既云追策，不当反在薨前，当以《传》为正”。正因为如此，陈振孙称：“楼氏书近出，其为好古博雅，斯以勤矣！”⁽⁴⁸⁾现今通行的《两汉诏令》系林、楼二氏之书合编而成，并且首附洪咨夔《两汉诏令序》，清四库馆臣虽正确指出该书非洪咨夔所撰，实系林、楼二氏之书合编而成，但未指明今传本为何人何时所为。今经考查，今传本实系元人苏天爵编刊传世。⁽⁴⁹⁾

又王应麟撰有《汉制考》4卷。应麟鉴于两《汉书》诸志于当时制度多举大端而略于细目的状况，于是如他在《自序》中所言：“自西晋板荡之后，见闻放失，习俗流败，汉世之名物、称谓知者鲜焉，况帝王制作之法象意义乎！此汉制之仅存于传注者，不可忽不之考也”。他缘此广泛采辑汉代郑玄等人经注及《说文》诸书，以补其遗。又因唐时孔颖达、贾公彦诸疏去古已远，方言土俗，时异名殊，于旧文多不悉符，于是他时加辩证。如该书卷1“周礼·外府掌邦布之入出”条，王应麟先征引汉、唐诸儒注、疏以补汉制，然后指出：“愚按：武帝铸五铢，疏谓孝文作五铢，误也”。此后他便用《周语》等加以补充论证。又如同卷“周礼·里宰以岁时合耦于耡”条，王应麟征引汉、唐诸儒注、疏旨在说明此处的“耡”为周时里宰的治处，汉时的街弹之室相当于此。随后他又指出：《金石录》不知“汉都乡正街弹碑”为何碑，以及《水经》、《隶释》皆误以“街”为“衛”，是未考汉儒注文的缘故。再如同卷“周礼·合人耦则牛耦亦可知也”条，对于《疏》云“周时未有牛耦耕，至汉时搜粟都尉赵过始教民牛耕”之言，王应麟据《山海经》及周必大之论等予以辩驳，并指出赵过只是“特教人耦犂，共二牛，费省而功倍尔”！总之，王应麟从汉、唐诸儒对经的注疏中钩稽汉制，辨明史实，为后人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汉制颇为有益。此外，王应麟还在《困学纪闻》卷16“考史”中专门撰有《汉河渠考》和《两汉崇儒考》，在同卷的《历代田制考》和《历代漕运考》中，还论及到了汉代之制。

宋人之所以热衷于研究两汉史，首先与印刷术的发展密切相关。苏东坡曾言：“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⁵⁰⁾这是苏氏的真实见闻。又史载：景德二年五月戊辰朔，真宗幸国子监检阅书库，询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邢昺回答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因为在此之前，馆阁博聚群书，精加雠校，经史未有印板者，朝廷悉令刊刻。⁽⁵¹⁾那么北宋竟究何时由书难求转变到书易得的呢？对此，罗璧言：“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始令国子监田敏校《六经》，板行之世，方知镌甚便。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弛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⁵²⁾罗璧之言清楚地表明，随着朝廷于神宗熙宁以后刻书禁令的进一步放松，北宋后期书籍刊刻不再由官府完全垄断，书籍的刊刻流传更加普及广泛。与此相关联，北宋前期官府刊刻、校正以及印行《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工作，已为更多学者研读汉史提供了便利，并且北宋后期学者对两汉史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校勘辨误，而是有了新的拓展。由此可见，印刷术的发展，对宋人汉史学研究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与宋初以来疑古思潮的影响有关。当时刘敞、刘攽和刘奉世父子撰写《汉书标注》，陈振孙言：“《汉书》自颜监之后，举世宗之，未有异其说者，至刘氏兄弟始为此书，多所辨正发明。”⁽⁵³⁾也就是说，北宋三刘打破了《汉书》的神圣地位。受三刘世家之学影响，南宋时徐筠和徐天麟兄弟亦独精汉史，并且其研究范围已从《史记》、两《汉书》本身扩及到了汉代的社会典制。如周必大在对徐天麟所作的《汉兵本末序》中指出：“临江自三刘有功汉史，其学盛行。今徐筠孟坚既为《汉官考》四卷，季（当作徐）天麟仲祥又惜司马迁、班固不为兵志，于是穷极本末，类成一书，注以史氏本文，具有条理。”⁽⁵⁴⁾由此不难看出，至南宋时，史家对两汉史的研究，确已超出了前三史的范围，从而在南宋时，有关汉史研究的著述便层出不穷。

再次是与浙东学派注重对汉唐制度研究的学风有关。史载南宋时，浙东“诸儒方为制度新学，抄记《周官》、《左氏》、汉、唐官民兵财所以沿革不同者，筹算手画，旁采众史，转相考摩。其说膏液润美，以为何但捷取科目，实能附之世用，古人之治可复致也。”⁽⁵⁵⁾元人苏天爵在为柳贯《待制集》所作的《序》中更具体指出：“南渡之初，一二大贤既以其学作新其徒，吕成公在婺，学者亦盛。同时有声者有若薛、郑之深淳，陈、蔡之富赡，叶正则之好奇，陈同父之尚气，亦各能自名家，皆有文以表见于世。其为文也，本诸圣贤之经，考求汉、唐之史。凡天文、地理、井田、兵制、郊庙之礼乐、朝廷之官仪，下至族姓、方技，莫不稽其沿袭，究其异同”。正由于此，浙东学者有关两汉史的著述相当多。如陈傅良不仅在《历代兵制》中论及汉代兵制，而且还撰有《两汉博议》和《两汉史抄》。朱熹由此论说到：“君举说汉、唐好处与三代暗合。”⁽⁵⁶⁾吕祖谦不仅在《历代制度详说》中论及两汉制度，而且还撰有《两汉精华》和《西汉财论》。此外，唐仲友撰有《两汉精义》，楼昉撰有《东汉诏令》，以及王应麟撰有《汉书艺文志考证》和《汉官考》等等。

最后，与官方的直接推动与时人的爱好有关。汉、唐二代作为体制完备、国力强盛的历史时期，常常成为南宋科举取士时的史论对象，加之高宗倡言中兴往往以东汉中兴作为借鉴，从而有效地推动了两汉史的研究。而对于官僚士大夫颇好汉史，早在北宋时就已如此。北宋刘恕在《资治通鉴外纪序》中指出：“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南宋朱熹则指出：“昔时读史者不过记其事实，摭其词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学者颇知其陋，则变其法，务以考其形势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称史迁之书。讲说推尊几以为贤于夫子，宁舍论、孟之属而读其书。”⁽⁵⁷⁾这足以说明，汉史研究在南宋时的兴盛状况。

综上所述，虽然宋人基本依据已有的两汉史料，对两汉史进行了考辨、补注、评议以及改编等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但他们在具体做法上，不仅有超越前人之处，而且对后世史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3）通鉴学：在南宋史家对前代史的研究中，对《资治通鉴》的深入研究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史家张煦侯在《通鉴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通鉴之枝属与后继”中虽分“踵纂、注释、订补和论断四派之书”对有关后继及研究《资治通鉴》的著述做了较详细论述，但他的论述断限并不限于南宋，并且对南宋时的该类著述并未尽力收集详列。鉴于此，今根据宋代官、私书目著录及运用状况，对此类著述加以较详细统计，由此可知，南宋该类著述不下40余部（见下表6-3）。

表6-3　南宋通鉴学著述一览表

续表6-3

续表6-3

北宋司马光及其助手集19年精力编撰成《资治通鉴》凡294卷，宋神宗亲为该书赐名及序，神宗还告诉辅臣说：“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⁵⁸⁾因为该书有益于“资治”，所以宋代皇帝时常要求经筵官进读该书，从而使该书自编成之日起，便受到朝廷的极力推崇及保护。史载：“崇、观间，李定之子某有文字乞毁《通鉴》板。建炎间坐此贬窜，后放归复官。”⁽⁵⁹⁾高宗建炎三年，王琮亦因不刊行《资治通鉴》而被罢官。⁽⁶⁰⁾同时，宋代官僚士大夫亦喜好该书。北宋陈瓘撰《约论》17卷，起战国，至后汉安帝。陈振孙认为：“盖读《通鉴》，随事有所发明者也。”⁽⁶¹⁾南宋胡安国曾说：“余自志学以来，渉猎史篇，文词汗漫，莫知统纪，徒费精神而无所得。及读此书，编年纪事，先后有伦，凡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若登乎乔岳，天宇澄清，周顾四方，悉来献状。虽调元宰物、辅相弥纶之业，未能窥测，亦信其为典刑之总会矣。”⁽⁶²⁾胡三省亦在《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开元十二年注内云：“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马廷鸾更具体指出：“张新叟言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黄鲁直阅数百卷，讫无一字草书（见《李巽岩集》）。此温公所谓平生精力尽于此书也，如人之不能读何！”⁽⁶³⁾由此可见，时人极为看重《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至少到南宋末，甚至已形成了“通鉴学”。对此，胡三省在《通鉴释文辨误后序》中指出：“盖温公之薨，公休（司马康）以毁卒，《通鉴》之学，其家几于无传矣。”⁽⁶⁴⁾司马光其家虽对该书几乎无传，但朝廷上下喜好此书者则使其广为传布并形成了《通鉴》之学。

南宋通鉴学主要表现在官僚士大夫对《资治通鉴》的改、节、释、注、补、考、评、续等方面。其一、在对《资治通鉴》的改编方面，最突出者莫如袁枢及朱熹。其中如朱熹鉴于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及《举要历》与胡安国《通鉴举要补遗》四书“记识之弗强，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于是他据四书别为义例，编成《资治通鉴纲目》一书。⁽⁶⁵⁾李方子在《通鉴纲目后序》中高度称赞该书说：“为人君而通此书，足以明德威之柄，烛治乱之原；为人臣而通此书，足以守经事之正，达变事之权，盖穷理致用之总会，而万世史笔之准绳规矩也”。可见李方子极力在宣扬该书的功用。林駉亦评论该书说：“其为《通鉴纲目》也，取温公编年之书，律《春秋》记事之法，一事之疑，若决蓍龟；一字之简，凛乎斧钺。别周末之僭王，明昭烈之正统，天下知其有名分之严。扬子云而系之以莽，狄仁杰而系之以周，天下知其护名节之重。纲举而不紊，目张而不繁，其视司马温公异辞而同旨也。”⁽⁶⁶⁾在此林駉对《资治通鉴纲目》突出纲常名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又如《通鉴总类》20卷，沈枢撰。枢字持要，德清人，绍兴进士，官至太子詹事、光禄卿。该书以《资治通鉴》作为取材对象，并仿照《册府元龟》体例，自治世至烈妇共分271门，每门各随事标题，依时代先后为序，亦间采司马光议论，附之所分门目。具体而言，首先在分门方面，作者依据《资治通鉴》所提供的现成资料，尽力做到细密周全。如对将领的划分，就有卷八上、下的将帅门、儒将门和材兼文武门。对吏的划分，则有卷十八上的循吏门、能吏门、廉吏门、赃吏门兼附酷吏门。对大臣的划分则有卷十八上、下的谋臣门、直臣门、功臣门、旧臣门、名臣之后门、逆臣门和权臣门。在对史实的归类上，如该书卷六“宦官门”共有65条事目，其间的“汉宦官用权自郑众始”、“宦官之盛自明皇始”，以及“后唐以宦者为腹心”等，基本涵盖了汉唐五代宦官专权的历史梗概。又如卷十九上“四裔门”中，归并有关契丹的条目达32条。当然，该书一则分门仍存在琐碎的问题。如赏罚门外又立贬责、功赏二门，外戚门外又立贵戚门等等。另一则是归类史事仍有所疏露。如养老门、除恶不尽门、祸福门等等均只有一条史事。其次，在诸事标题的设立上，除极少数涉及职官等类门目外，沈枢设立的标题基本都能突现褒贬鉴戒功用。如该书卷一上、下“代宗不尚玩好军士称为明主”以及“曹操自称英雄”，卷九上“隋炀帝性不喜人谏”，卷十一下“太祖皇帝部兵甚精”等等，均如此。最后，作者还特意将司马光的一些重要议论归类立目，使人更能明晰司马光的史著旨意。该类事目有卷一上、下的“司马温公论王猛欲杀慕容垂父子非仁”以及“司马温公论唐庄宗周世宗贤否”，卷二上“司马公辨历代正统相传”，卷十三上“司马温公论汉宣帝滥赵盖韩杨之诛”以及卷十五上“司马温公辨才德之异”。总之，该书是继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之后，又一本对《资治通鉴》史事加以汇聚胪分的较突出史著，它无疑对阅读研究《资治通鉴》有极大帮助。

其二、取《资治通鉴》纪事而发论的有：胡寅“以《通鉴》事备而义少”，因而撰《读史管见》30卷。张栻“取《通鉴》中言论之精确者，表而出之”，成《通鉴论笃》3卷。并且张栻该书“去取甚严，可以见前辈读书眼目（一作力）之高。”⁽⁶⁷⁾李焘撰《六朝通鉴博议》10卷。该书原名《六朝制敌得失通鉴博议》，凡百篇10卷。对其撰述目的，李焘在该书《序论》中言：“臣因思江左之地，自吴至陈，各据形势，为自固之术。然三百年间，或谋虑失当，或机会失时，或事宜失断。又于五者（按：指地、民、兵、将和机）之具皆不能兼，此其所以终不能混一区夏。臣旁采裒类而为之说，非谓专取其长，盖欲详言其失。监彼之失，而求吾之所以得，或庶几焉”。也就是说，李焘详载三国六朝胜负攻守之迹，并系以论断，以便为南宋王朝提供有益借鉴。具体在结构方面，该书先立“总六朝形势论”，然后分“吴论”、“东晋论”、“宋论”、“齐论”、“梁论”和“陈论”。其中在“总六朝形势论”部分，李焘特别强调边防要害。他总结说：力不足者守江，此有吴和陈。进图中原者守淮，此有东晋、宋（武帝除外）、齐和梁。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此惟宋武帝。随后他详列了防守时的险要必争之地。并且还进而指出这些偏安政权具有江南地险，其固可恃；华夷有别，天意佑华的独特优势。应该说，他对三国六朝总的边防形势的分析是相当透彻的。而在三国六朝边防形势的各个分论部分，李焘极力称颂吴“善守”而宋武帝“善攻”；东晋君臣则“畏怯过甚，务相循习”；齐则“攻守不当，和战失宜”；梁武帝则“居可为之时，而无必为之志”；陈则因无蜀而“尤弱”。这些评论均可谓切中诸国利弊，使人们对当时的攻守形势会有更加明晰的认识。不过，李焘因具有极强的华夷之辨意识，以至于有些看法失之偏颇。如对于该书卷八所记“魏孝文迁都洛阳”事，李焘评论道：“臣于魏孝文徙都之事，而益知天意之所在矣！裔而谋夏，夷而乱华，岂天意之所与哉！今孝文又以封豕长蛇之性，荐食上国，卜宅中土，遂欲以气吞江南而有之，其无中国甚矣。于是上天震怒，速底其罚”。李焘在此将北魏孝文帝迁都所带来的诸多国难归于“天意”，则有失客观公正。

最后，补注、考释《资治通鉴》的史著相当繁多。如史昭有《通鉴释文》30卷、曾慥有《通鉴补遗》100篇、胡安国有《通鉴举要补遗》120卷、陆唐老有《增节音注资治通鉴》120卷、喻汉卿有《通鉴总考》112卷、王应麟有《通鉴答问》5卷、《通鉴地理考》100卷与《通鉴地理通释》14卷，以及胡三省有《资治通鉴音注》和《资治通鉴释文辩误》12卷等等。

其中王应麟撰《通鉴地理通释》14卷，据其《自序》言：“余闲居观《通鉴》，将笺释其地名，举纲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表山川，参以乐毅、王朴之崇论谹议，稽《左氏》、《国语》、《史记》、《战国策》、《通典》所叙历代形势，以为兴替成败之鉴”。今传该书正是由历代州域、历代都邑、十道山川以及历代形势共四类构成，并且末附唐河湟十一州和石晋燕云十六州。其间王应麟一方面着重论述了周、七国、三国、晋宋齐梁陈等朝代当时所处的形势，并且对其形势变化还时有评论。如他在该书卷八“七国形势考”前就明确指出：“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险。六国有地险而不修仁义，卒并于秦；秦又不监而汉灭之”。在此他表明德对一国形势发展变化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又如在该书卷十二“三国形势考下”，他在评论三国中吴、蜀间关系时指出：“吴之亡虽后于蜀，而其亡国之兆已在于蜀亡之时。盖吴居东，蜀居西，东西之势，相为唇齿。孙权之与昭烈，气虽不相下而实相资”。在此他准确地揭示了两国相互依存的客观形势。再如为突出谋略策划的重要性，王应麟在该书卷七专列“名臣议论考”，并选取“乐毅对伐齐”、“萧何韩信论定三秦”等八篇有关名臣对当时形势的专论。在其中的“王朴平边策”中，王应麟不仅叙述了周世宗最终采纳了该策，而且还征引欧阳修之言：“其陈用兵之略非特一时之策，至言诸国兴灭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后亡。其后宋兴，平定四方，惟并独后服，皆如朴言”。他以便由此说明策略对形势变化影响至巨。另一方面，王应麟遂明言专门笺释《资治通鉴》地理形势等，但出于以古鉴今的目的，他时而还在该书中论及宋代史事。如他在该书卷三“历代州域总叙下”中专列有“宋二十三路”，并在其中论述道：“自熈宁始务开拓，种谔取绥州，韩绛取银州，王韶取熈河，章厚取懿、洽，谢景温取徽、诚，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广源；元丰李宪取兰州，沈括取葭芦四寨；元符王赡取青唐、邈川、龙支；崇宁王厚复湟、鄯，迄于重和，建州军不可胜纪。最后建燕山、云中两路而中夏板荡矣！自建炎南守，舆地登于职方者，东薄明、粤，南斥琼、崖，西尽岷、嶓，北极淮、汉，盖仅当舜十二州之三，汉十三部之四，晋十九州之七”。在此王应麟对北宋后期至南宋初的边疆变化做了明确论述。在“历代户口”部分，王应麟首先叙述了宋太祖时、真宗景德四年和神宗元丰六年户口数，随后征引李心传之论，说明与两汉、唐兴盛时一户约五口数相比，宋代神宗至高宗时一家止于两口是因为“诡名子户漏口者众”的缘故。又如他在该书卷四“历代都邑考”中列有“宋朝四京”和“中兴行都”两目，并在注文部分还征引有宋儒对两宋定都的评论。再如在该书卷十四所附“唐河湟十一州”和“石晋燕云十六州”末，作者议论道：“唐宣宗复河湟未几，中原多故，既得遄失。熙宁以后，取熙河，取兰会，取湟鄯，贪功生事之臣迷国殄民而甘、凉、瓜、沙汔不为王土。周世宗取瀛、莫二州而十四州终沦于异域；艺祖出《幽燕图》示赵普，普以为其难在守。宣和奸臣与女真夹攻，得燕山、云中空城而故都禾黍，中夏涂炭矣！《易》师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余为之感慨而通释终焉！”在此作者激烈批评了宋谋取河湟及燕云的做法。总之，该书对《资治通鉴》所涉及的地理形势做了详尽的笺释，并时而对宋代地理形势也做了论述。清四库馆臣高度称赞说：“其中征引浩博，考核明确，而叙列朝分据战攻，尤一一得其要领，于史学最为有功。”⁽⁶⁸⁾

王应麟还撰有《通鉴答问》5卷。该书所论因始于周威烈王，终于汉元帝，故后人认为属于未完稿。又该书虽以《通鉴答问》为名，而所论乃以尊崇《资治通鉴纲目》为主，名实相乖，与王应麟其他著述颇不类，以致后人疑为王厚孙托其祖名刋行。从现今该书传本可知；该书对《资治通鉴》所记西汉元帝之前的150余道重要论题一一做了答辩。这些论题既涉及品评具体的事件和人物，又涉及《资治通鉴》本身的书法义例等。如该书卷三“张辟强谓陈平曰请拜吕台吕产为将居南北军诸吕权由此起”、卷四“徐乐上书曰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渉所以为资也”，以及卷五“匡衡”等等，均是评论具体历史事件以及重要人物的。而如该书卷一“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智赵立后”，以及“司马公论才德”等，则与《资治通鉴》本身的书法义例乃至作者司马光的思想有关。为说明问题，在此不妨举例说明。如该书卷一对“《通鉴》何以不续《春秋》”之问，作者作答说：“《春秋》，经也；《通鉴》，史也，经不可续也。《左氏》终于智伯，《通鉴》始于三晋，盖以续《左氏》也。及朱子为《纲目》之书，纲仿《春秋》，目仿《左氏》，以经法为史法，圣人复起必从之矣。学者潜心司马公之编年，参以朱子之笔削，此穷理致知之要，明《春秋》之义以读《通鉴》，其庶几乎”。在此作者不仅回答了所问，而且还极力推崇《资治通鉴纲目》。又如同卷对“周室微弱诸侯莫朝齐独朝之”事，作者将齐与鲁等其他诸侯国做法加以比较后指出：“田齐以篡得国而能尊王，所谓盗亦有道，视魏、赵、韩之无王，彼善于此矣！”并且由此进而评论道：“世衰道微，人欲横流之中，犹有一分天理”。又说：“《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未惧则为乱。贼既惧则不绝其迁善，此忠恕待人之意”。在此作者高度赞扬了世道衰微时田齐尊王之举。再如该书卷二对“《通鉴》何以削去屈平事”之问，作者答道：“《春秋》编年之法，至《通鉴》而始复。若屈平、四皓之见削，扬雄、荀彧之见取，其于《春秋》惩劝之法，若有未尽用者，此朱子《纲目》之书所为作也”。在此作者重点强调了《资治通鉴纲目》对《资治通鉴》的补充功用。总之，该书虽存在尊崇《资治通鉴纲目》的问题，但它对深入了解《资治通鉴》乃至《资治通鉴纲目》所记史事，则有明显的帮助作用。

胡三省曾花费30年精力注释《资治通鉴》。其先，嗜好史学的胡三省之父胡钥曾对历代史注总结说：“《史》、《汉》自服虔、应劭至三刘，注解多矣。章怀注范《史》，裴松之注陈寿《史》，虽间有音释，其实广异闻、补未尽，以示博洽。《晋书》之杨正衡，《唐书》之窦苹、董冲，吾无取焉。徐无党注《五代史》，粗言欧公书法义例，他未之及也。《通鉴》先有刘安世《音义》十卷而世不传，《释文》本出于蜀史炤，冯时行为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温公之子康《释文》，与炤本大同而小异。”并且他指出海陵本《释文》非司马康所为，望胡三省能加以刋正。于是三省仿陆德明《经典释文例》，写成《资治通鉴广注》97卷，著《论》10卷。只可惜中经战乱，书稿散失，他又购《资治通鉴》，重新作注。其间，“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因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而正之，著《辩误》十二卷。”⁽⁶⁹⁾对于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陈垣先生从“史法”和“史事”、吴怀祺先生从胡三省的史学思想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今在此再补充强调一点。应该说，胡《注》无论是在对《资治通鉴》内容所作的校勘、考订、辨误、音义训释等方面，还是在对《资治通鉴》史事所作的评论上，均相当精到，并且发人深省。尤其是他以南宋遗民的身份为《资治通鉴》作注，因此书中无时不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与爱国之情。如在《资治通鉴》卷292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夏四月所记“王朴平边策”注文中，胡三省发论说：“是后世宗用兵，以至宋朝削平诸国，皆如王朴之言。惟幽燕不可得而取，至于宣和，则举国以殉之矣”！这是他对燕云之地得失与北宋亡国关系的深刻反思。又如在《资治通鉴》卷253唐僖宗乾符六年夏四月所记“蜀浸兵强”注文中，胡三省发论说：“余尝谓兵之强弱，在将不在兵”，“宋自女真侵噬，吴玠兄弟画境而守蜀，东南以西路兵为天下最。夫岂借工于别路哉”！在此他高度赞扬了吴玠兄弟的守蜀之功。再如在《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七年末特记有“是岁度支支收之数”注文中，胡三省指出：“温公拳拳于史之阙文，盖其所重者，制国用也。”其实，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同样注重对典制国用的解说评论。总之，《资治通鉴音注》具有极高的参考使用价值。

对于《资治通鉴释文辩误》，虽则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辩误篇第七”中已有论及，今在此仍有必要再做探究。按《资治通鉴释文》30卷，史炤撰。炤字子熙，眉山人，博古能文。他所撰该书曾于高宗绍兴三十一年上进朝廷。除史炤此书之外，南宋还通行源于该书的两种《通鉴释文》，即假托司马康而刻于海陵的海陵本，以及蜀费氏本。胡三省鉴于以上三书疏略特甚，讹谬相传，于是以史炤书为主，兼及其他两本，对其《释文》加以详细辩误。

大体而言：一则胡三省重点指出句读释音之误。在《通鉴释文辩误序》中，他就批评时弊说：“今之时，有宝应、谢珏《通鉴直音》自燕板行而南，又有庐陵郭仲山《直音》，又有闽本《直音》。《直音》者最害后学，更未暇问其考据。其书更不论四声翻切，各自以土音为之音，率语转而失其正音。亦有因土音而失其本，至于大相远者，不特语转而已”。具体如他在《通鉴释文辩误》卷一所录《资治通鉴》卷5记“周赧王五十五年，秦武安君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之后，又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事。胡三省辩释道：“史炤《释文》曰：‘间，居栈切，间隔之也。’余谓若从炤说，当以‘间赵军’为句，与下句分而为二，意颇重复。若以‘又五千骑绝赵壁间’为句，与上句‘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之后’，句法文意，殊为停当，间读如字。每见为句读之学者，于一句之间，截而分属上下句，求发先儒之所未发者，以见圣贤深意。若文意自来通顺，而于一字两字或四三字之间，创分句读，以为新奇，似不必尔。又按间隔之间，本无上声，而史炤音居栈切，盖字书栈字有平、上二音，蜀人土音以平、上二声从去声者甚多，此亦是以上声从去声。幸字书栈字有二音，可以援从去声，其他则拘阂而不通矣。秦、陇以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盖古人已病之”。在此胡三省不仅指明了类似史炤的时人在句读时号为新奇的弊病，而且也指出释音受区域读音严重影响的问题。它如在该书卷五所录《资治通鉴》卷115记晋安帝义熙六年，韩绰进谏南燕主超说：“正当努力自强，以壮士民之心”事。胡三省辩释道：“史炤《释文》曰：‘努，奴故切。’余谓努力之努，音奴古翻。蜀人以土音转易四声，如此类者甚众，读者审其是而已矣”。这同样是说明释音因受土音影响而致误之事。

二则他指出解释地理之误。如他在《通鉴释文辩误》卷五所录《资治通鉴》卷114记晋安帝义熙四年，“乞伏炽盘筑城于嵻山而据之”事。胡三省指出：“史炤《释文》曰：‘嵻山在西羌。’余按炤说以丁度《集韵》为据也。夷考当时乞伏氏据苑川，其地西至枹罕，东尽陇坁，北限赫连，南界吐谷浑。嵻山盖在苑川西南。宋朝西境止于秦渭，故嵻山在羌中。丁度《集韵》以宋朝疆理为据也，若引以注十六国地界则疏矣”。又如该书卷十一记唐懿宗咸通九年，“高邮岸峻而水深狭”事。胡三省指出：“史炤《释文》曰：‘高邮邑名，属兖州。’余按高邮县自汉以来，皆属广陵，隋改广陵为江都郡，又改为扬州。《唐书·地理志》高邮县亦属扬州，史炤以为属兖州，何也？晋氏南渡，迄于梁、陈，于广陵置南兖州，炤之所谓属兖州，无亦以此为据邪！但南兖州不可以为兖州，晋、宋、齐、梁、陈之疆理，不可以释唐之疆理。释《通鉴》者当随事随时考其建置、离合、沿革也”。以上释例无不表明，胡三省主张注释地理必须以当时状况为据。对此，清四库馆臣称赞说：“其言实足为千古注书之法，又不独为史炤一人而设矣。”⁽⁷⁰⁾

最后，胡三省强调注释当明其始末缘由。如他在《通鉴释文辩误》卷七所录《资治通鉴》卷167记陈“置删定郎，治律令”事。胡三省指出：“史炤《释文》曰：‘陈置此官，以治律令。’余谓注书如此，何所发明？”于是他便详细说明了曹魏至陈时删定郎的沿革变化。又如该书卷八所录《资治通鉴》卷186记唐“右翊卫大将军淮安王神通”事。史炤《释文》为：“唐有十六卫，各有左右。其左右卫及左右金吾卫谓之四卫，余谓之杂卫。（原注：费本同）”。胡三省在详细说明隋唐翊卫置官变化后，批评指出：“炤谓唐以左右卫及左右金吾卫为四卫，盖唐中世以后事也。且炤不言翊卫置官之由，而泛引四卫为释，未为精切”。再如该书卷十一所录《资治通鉴》卷245记唐文宗开成元年“庄宅收买犹未已”事。胡三省首先指出：“史炤《释文》曰：‘唐置庄宅六宅使，以诸王所属为名，或总云十六宅。后置六宅。’余按庄宅使、六宅使各是一官。”接着他详细说明了唐玄宗时二使的职掌变化，最后他还补充指出：“唐之将亡，朱全忠诛宦官，以所亲将校领内诸司使。自此汔于宋朝，遂为武散阶”。由此可见，胡三省在史注方面，已经运用并总结出了准确有效的注释方法。

当然，诚如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所言：“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因此亦有后人指出其史注之失的。如明人郑瑗指出：“史炤释《通鉴》多谬，天台胡三省《辩误》多所考正，远胜诸家之注，然颇有引证欠明备者。”⁽⁷¹⁾清人陈黄中在其父陈景云所著《通鉴胡注举正》一书《跋》中亦指出：“先子尝言：胡身之注《通鉴》，于地理最有功，而惜其尚有疏舛，每叹注书之难。”于是陈景云撰成了《通鉴胡注举正》10卷。

综上所述，这些以不同形式改编《资治通鉴》类史著的产生，足以表明研究《资治通鉴》已在当时形成了风气。

南宋朝廷内外之所以偏爱《资治通鉴》，一则是南宋时人崇尚编年，而无论在史料的编排、取舍，还是历史史实的叙述及评论方面，《资治通鉴》均体现出了自身的特色，它自然成了人们阅读、研究的重点。相应的，续作、注释、改编、考评等一系列由《资治通鉴》派生的史著便应运而生了。在此需补充说明的是，它不仅对传统世俗史籍的编修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对当时佛教史籍的编修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宋僧祖琇在《隆兴编年通论》中就指出：“今博采累朝外护法圣贤绪余及弘教秉律，韵人胜士，与夫禅林宗师提纲、警策、法要，规仰司马文正公《通鉴》，采成此书。”⁽⁷²⁾可见该书明显仿效《资治通鉴》编修而成。

另一则与《资治通鉴》本身具有极强的资治鉴戒功用有关。我们知道；北宋灭亡的现实历史教训，迫使南宋时人不得不明晰治乱兴衰之理，并进而探讨强国之道，而《资治通鉴》正好可以提供该方面的经验教训。林駉对此指出：“昔神宗皇帝之叙《通鉴》曰：‘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盖嘉其有关于风化也。孝宗皇帝之读《通鉴》曰：‘法其所以兴，戒其所以亡，’盖称其有益于治道也。”⁽⁷³⁾可见该书的风化治道功用，深得宋代统治者的赞许。史载淳熙六年二月，孝宗曾问皇太子：“近日《资治通鉴》已熟，别读何书？”皇太子回答说：“经史并读”。孝宗说：“先以经为主，史亦不可废。”⁽⁷⁴⁾这表明孝宗相当看重《资治通鉴》及经史典籍对皇位继承者的教化作用。胡三省进一步指出：“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⁷⁵⁾在此胡三省已将《资治通鉴》的现实功用扩及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最后，南宋“是元祐，非熙丰”的舆论导向，对南宋时人崇奉元祐之政，推崇司马光为人及其著述，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这也是《资治通鉴》在南宋得以受欢迎的重要因素。

2．南宋唐五代十国史编修的衰落和三国六朝史编修的兴盛

（1）南宋唐五代十国史编修的衰落：处于相对统一时期的北宋王朝，往往以唐代的兴衰作为直接借鉴，从而使得官私各方编修唐代史兴盛一时。现今见于著录的该类专著就达30余种。如丁度有《大唐史略》100卷、孙甫有《唐史记》75卷和《唐史论断》3卷、陈彭年有《唐纪》40卷、石介有《唐鉴》5卷、范祖禹有《唐鉴》12卷，以及官修有《新唐书》225卷等。其中如孙甫“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之”。时人言：“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⁷⁶⁾又如曾协助司马光编修完成《资治通鉴》的范祖禹，其所撰“《唐鉴》深明唐三百年之治乱，故学者尊之，目祖禹为‘唐鉴公’”。并且王称在为祖禹所作《传》论中称赞道：“夫学以古今成败为议论，仕以正君惠利及人为忠贤，顾义自重，不求苟合，遇事辄发，不为利夺，此则范氏之家法也哉！”⁽⁷⁷⁾又高宗曾告知讲官说：“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⁷⁸⁾由此可见范祖禹对唐代历史的论说总结，是极为深刻的。同时，旨在纠正《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缺陷，⁽⁷⁹⁾而注重以唐为鉴的《新唐书》，由于具有事增文省的显著特点，因此颇受当时研究唐史者的偏爱。刘恕在《资治通鉴外纪序》中明确指出：“近代士颇知《唐书》”。时人仅围绕《新唐书》对其加以阐释、增补以及辩证的著述就达10种左右。如吕夏卿有《唐书直笔新例》4卷、窦苹有《唐书音训》4卷、吴缜有《新唐书纠谬》20卷、李绘有《补注唐书》225卷、韩子中有《新唐书辨惑》60卷、董衡有《唐书释音》25卷、王曙有《唐书备问》40卷和程鹏有《唐史属辞》4卷等。北宋史官还采集《新唐书》史事，编成了《迩英要览》一书。除以上专门性史著之外，《资治通鉴》本着详近略远的编修原则，所记隋唐五代史事共118卷，约占全书的40%。该书的编修目的仍在突出以唐为鉴的现实功用。

同北宋相比，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旨在总结北宋亡国之痛和探求南宋中兴之道，因此史家更关心本朝史事，有关唐代的著述相应地减少了。见于著录的该类史著仅10余部。如唐仲友有《唐史义》15卷和《续唐史精义》10卷、钱文子有《汉唐事要》20卷、汪应辰有《唐书列传辨证》20卷、吕祖谦有《新唐书略》35卷、张九成有《唐鲙》50卷，以及王十朋有《唐书详节》等。其中如张九成“尝谓（《新唐书》）纪、志出于欧阳公，列传出于宋公，《天文》、《律历》、《五行志》则刘羲叟为之，《方镇》、《百官表》则梅尧臣为之，《礼仪》、《兵制》初出于王景彝，未竟而卒。每患首尾不相贯属，遂总其条纲，稽其同异，类聚而区别之。”于是以新的编修形式撰成《唐鲙》一书。⁽⁸⁰⁾可惜以上这些著述很少流传至今。

同时，就五代十国史的编修而言，北宋朝廷内外出于总结理乱兴衰的目的，纷纷撰修该段史著。如官方既编修有《旧五代史》150卷，欧阳修又私修有《新五代史》74卷，刘恕撰有《十国纪年》40卷，无名氏撰有《五国故事》2卷，王举撰有《天下大定录》10卷，以及路振撰有《九国志》50卷，等等。此外，仅专门记述南唐历史的史著就有：徐铉、汤悦的《江南录》10卷、郑文宝的《南唐近事》2卷和《江表志》3卷、陈彭年的《江南别录》4卷、龙衮的《江南野史》20卷、无名氏的《江南余载》2卷、马令的《南唐书》30卷、胡恢的《南唐书》和无名氏的《钓矶立谈》1卷等。可见官私方在修纂该段史著方面成就显著。

南宋时，五代十国史的编修日渐衰落。其间除私家出于个人喜好并从事著述之外，官方从未组织编修过该类史著。史载私家著述有：虞允文曾注《五代史》，薛季宣有《十国纪年通谱》，以及陆游有《新修南唐书》18卷等。其中现今传世的《新修南唐书》，与此前成书的一些南唐史著相比，有其自身特点。如陆游为南唐三主立本纪，就与马元康称书、胡恢称载记不同。对此，他在其书卷一《烈祖本纪》论中指出：“昔马元康、胡恢皆尝作《南唐书》，自烈祖以下，元康谓之书，恢谓之载纪。苏丞相颂得恢书而非之曰：‘夫所谓纪者，盖摘其事之纲要，系于岁月，属于时君，秦庄襄王而上与项羽皆未尝有天下，而史迁著于本纪，范晔《汉书》又有皇后纪。以是质之，言纪者不足以别正闰，陈寿《三国志》，吴、蜀不称纪，是又非可法者也。’苏丞相之言，天下之公言也。今取之，自烈祖而下，皆为纪，而用史迁法，总谓之南唐纪云”。又如在内容编排方面，马令的《南唐书》自诸主书外，有女宪、宗室、义养等传，次以列传，又有儒者、隐者、义死、廉隅、苛政、诛死、党与、归明、方术、谈谐、浮屠、妖贼、叛臣、灭国等传。而陆游的《南唐书》除为宋齐丘设立专传外，其余依据诸立传人性质，汇为某某列传。随后为类传者，计有后妃诸王列传、杂艺方士节义列传，以及浮屠契丹高丽列传。很显然，陆书比马书内容编排显得妥当。最后，陆游对南唐史事的评论较为中肯。如他就认为纲纪败坏、赏罚不明是南唐灭亡的主要原因。他对此论道：“亡国之君，必先坏其纪纲，而后其国从焉。方是时，疆场之臣非皆不才也。败于敌，未必诛。一有成功，谗先杀之。故强者玩寇，弱者降敌，自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陈觉、冯延鲁、查文徽、边镐辈，丧败涂地，未尝少正典刑。朱元取两州于周兵将遯之时，固未为隽功，而陈觉已不能容，此元之所以降也。元降，诸将束手无策，相与为俘累以去，而唐遂失淮南。臣事于周，虽未即亡，而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者，当于是观之。”⁽⁸¹⁾总之，以上情况表明，陆游的《南唐书》具有较高的参考使用价值。

（2）三国六朝史编修的兴盛：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倪思上奏朝廷说：“窃见近日学校科举之弊，患在士子视史学为轻。夫所谓史者，岂独汉、唐而已哉！而今之论史独有取于汉、唐，至若三国、六朝五代，则以为非盛世事，鄙之而耻谈。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计虑之工拙，与夫兵民区处之方，形势成败之迹，前事之失，后事之戒，不为无补，皆学者所宜讲究者也。……乞申敕考官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而于去取之际，稍以论策为重，庶几士子博古通今，皆为有用之学。”朝廷从其请。⁽⁸²⁾倪思之论，清楚地表明了三国六朝史对南宋更具有现实借鉴作用，因此他请求朝廷应使士大夫通晓此类有用之学。而南宋学者正是出于旨在表明本朝正统的现实之需，从而兴起了改修《三国志》之风。元人苏天爵就曾指出：“宋氏南渡，执政大臣忘雠忍辱，窃禄苟安，一时儒者忠义感激，痛愤怨疾。既不果用，思见于言，此蜀汉统绪所由正也，大则纪于册书，次则表于论著。”⁽⁸³⁾此正如前些章所述，该类史著如萧常的《续后汉书》42卷、李杞的《改修三国志》67卷，以及高似孙的《蜀汉书》等等，均是为辨明三国时蜀汉正统地位而作。不过，亦有一些学者则走上另一极端。如叶适就指出：“近世有谓《三国志》当更修定者，盖见《注》所载尚有诸书，不知寿已尽取而为书矣，《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也。士诵读不详，轻立议论，误后生见闻，最害事。”⁽⁸⁴⁾此种做法虽误人不浅，但我们从中可知南宋时人的确对三国史事甚为关注。

与此同时，偏安一隅的地理环境，也促使南宋时人纷纷总结六朝时期的攻守形势，以便为现实提供借鉴，因而当时六朝史的编修兴盛一时。时人欧阳守道在为李仲仁《史考》所作《序》中言：“愚初学文时，及见前辈所著，犹用心于考古，历代成败，是非得失，必以序及之然后出，意见超，议论大，格律一致，而未有瑕也。又其时，靖康之痛犹在人心，建、绍、乾、淳之经营北方，接于耳目之近，士于江左六朝机会之去留，人谋之臧否，往往朝夕讲焉！故虽举子之文亦皆求为可用，高虚议论有之矣，而亦无几。……安成李君仲仁作《史考》二十篇，其间多言六朝兵事。”⁽⁸⁵⁾欧阳守道的言论表明，南宋时人无时不在讲究六朝史事。因此，类似于《史考》的史著就相当多。如吴曾有《南北征伐编年》23卷、胡寅有《三国六朝攻守要论》10卷、赵善誉有《南北攻守类考》63卷、曾三英有《南北筹边》18卷、李舜臣有《江东十鉴》1卷、方岳有《重修南北史》170卷、李焘有《江左方镇年表》16卷，以及李壁有《南北攻守录》58卷等等。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可知，南宋史家更加讲求春秋学和通鉴学，积极研治两汉史，着力辨明蜀汉正统地位，纵论南北攻守形势，均是出于南宋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因此可以说，南宋史家正是通过这些研史著史活动，以便有效地为现实社会服务。

此外，两宋在通史、上古史及方志等方面的编修情况，前面有关章节已涉及一些，在此不再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