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帝王德政宝训及圣政

一、宣扬帝王德政的宝训和圣政

对于宝训，南宋周麟之言：“前圣典谟，布在方册，后代纂之，宝为大训。”⁽¹³⁾由此可见，该类史籍重在类编前朝帝王圣谕。这类史籍一般分门类聚，按年叙事，并且两宋诸朝沿例修撰，以供经筵官讲读之用。

宝训的撰修始于北宋王曾的建请。史载仁宗天圣五年十月，王曾请求“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实录》、日历、时政记、起居注，其间事迹不入正史者，别为一书，与正史并行。”⁽¹⁴⁾该奏得到朝廷批准。自后截止南宋宁宗朝，朝廷时常诏修《宝训》（见下表5-1）。

表5-1　宋代官修宝训一览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宋代许多《宝训》完成于南宋。那么南宋皇帝为何要多次下诏修撰《宝训》呢？对此，如高宗绍兴五年，有臣僚奏请进读《三朝宝训》时说：“仰惟陛下复开经筵，宜依仿仁宗时于经筵中读《三朝宝训》，仍令侍读之官如李淑所请，先取《论政体、听断（更）［事］》，益以《谨灾祥、省费用》数卷进读，则内修之道尽矣；次取《议武备、备军旅、论边防、抚夷狄》数卷进读，则外攘之策举矣。事要理切，既有以开广圣志，兴利除弊，庶足以拯济阽危。帝王之学，莫大于此。”⁽¹⁵⁾朝廷从其请。由此可见，作为记载祖先德政治迹的宝训，当政皇帝下诏编修以及让经筵官经常讲读的目的，无非是在弘扬祖宗之法的同时，以便于自己更好的加以遵奉。担任过理宗朝经筵官的曹彦约，在其著《经幄管见》（4卷）内详载有宝庆元年九月至三年正月在经筵进读《三朝宝训》时的状况。书中载录曹彦约每读完一段《宝训》，便以“口奏”形式议论一番。其间，曹彦约曾先后进读过《三朝宝训》中的《谨外戚》、《受符瑞》和《崇祀礼》等共28篇，其口奏内容涉及用人、崇文和奖惩等许多方面，并且曹彦约能引经据典，结合时政多加阐发。对此，清四库馆臣评论说：“彦约是书于进读《符瑞》诸篇，虽不免有所回护，要亦当时臣子之词，不得不尔。其余诸篇则皆能旁证经史，而归之于法诫，亦可谓不失启沃之职者！”⁽¹⁶⁾(www.xing528.com)

在南宋官修宝训的直接引导和有力推动下，私家亦往往撰有龟鉴、要览、祖宗故事和圣训等种类繁多的同类史籍。如彭龟年“取列圣修身齐家教子、训齐宗室、防制外戚宦官等事”，编成《内治圣鉴》20卷，并于绍熙五年进呈朝廷。光宗称赞之余说：“祖宗家法最善，汉、唐所不及也。”⁽¹⁷⁾又如陈傅良节略《长编·太祖朝》纪事，编成《建隆编》1卷，以考究大臣除罢以及政事因革。并且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记载，该书于“庆元初，在经筵所上”。正是由于有官、私双方在编修宝训类史籍时的积极配合和共同推动，使得南宋宣扬和遵奉祖宗家法的风气甚盛。

作为记载皇帝善政美德的圣政，最初议修始于唐代。唐穆宗长庆元年四月，“中书门下奏：时政记久废，史官惟写诰词除授，请以谋议事关政事者许臣等随日撰录，号圣政纪，岁末付史官（馆）。原注：《旧纪》：……从之，事亦不行。”⁽¹⁸⁾北宋官修圣政始于真宗天禧四年十一月，当时有辅臣奏请中书密院取时政记中美事别为编录，朝廷准其奏请，并任命钱惟演和王曾编次，丁谓等参详。到次年三月，编修者取至道至大中祥符时政记、日历、起居注类事录为《圣政记》，凡150卷。⁽¹⁹⁾从此之后，圣政则时有修撰。

南宋时，孝宗于绍兴三十二年九月下诏以敕令所为编类圣政所，并且于隆兴元年七月将其并归日历所，命宰臣提举，从此确立了由继位皇帝为先帝编修圣政的制度。如孝宗在最先诏修《高宗圣政》时，就指出：“朕惟太上皇帝临御三纪，法令典章粲然备具。其议设官裒集建炎、绍兴以来所下诏旨条例以闻，朕当与卿等恪意奉承，以对扬慈训。”⁽²⁰⁾随后又诏命：“凡大号令、大政事合遵行者并编类，每月投进”。孝宗还亲自撰写《高宗圣政》序文，谓：“夙寤晨兴，兢兢业业，惟太猷是经，旧章是循。”⁽²¹⁾该书“大凡分门立论，视《宝训》而加详焉。”⁽²²⁾可见孝宗诏令编修高宗朝《圣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遵从高宗治政之法，弘扬先帝圣训。此外，孝宗时还编有《光尧慈训》。随后，官方依次还编修有《孝宗皇帝圣政》50卷、《光宗皇帝圣政》30卷等等。

在南宋诸帝定期诏修圣政的同时，他们还常常让经筵官进读先朝圣政，以继承其施政纲领。如宁宗“初读《五朝宝训》，继以《高宗皇帝圣政》，又继以《孝宗皇帝圣政》，皆已终篇。惓惓圣心，复欲参稽高宗皇帝之《宝训》。”⁽²³⁾又如理宗淳祐二年三月，“经筵进读《孝宗圣政》终篇，讲读、修注、说书官各进一秩。”⁽²⁴⁾在官方积极编修圣政的直接推动下，私家编修的圣政类史籍亦相当繁多。如高宗绍兴年间，张戒上进《太祖政要》14篇。孝宗时，王正己进呈《皇帝圣德孝感记》。光宗时，李谦撰成《寿皇圣范》10卷。宁宗时，彭龟年之子彭钦以“龟年劝讲所得圣语及事实本末”，编成《圣德记》并上进朝廷，等等。

以上情况表明，南宋所修圣政主要是选取先帝治国期间的嘉言善政，并加以分门别类编修而成。其目的主要在于宣扬先帝圣治。如现今存世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64卷），虽然已非高宗和孝宗两朝官修《圣政》原本之旧，但我们从该书中仍可探辑到《圣政》所纪的内容。尤其是存留有“臣留正等曰”的部分，当更接近于《圣政》原文。如该书为宣扬孝宗对高宗及其皇后行“圣孝”之事，于是在卷58淳熙七年三月记有“迎太上及皇后”事，又于卷60淳熙十年十二月记有“庆太上皇后七十寿”事，以及卷64淳熙十五年四月“选进行三年孝”事。这些无非是为了标明南宋帝王施行的重大举措实际上是圣政的体现。亦正是由于朝廷所宣扬的帝王圣政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所以《圣政》中的内容成了应试者必须掌握的主要史料。如书坊钞节的《高宗孝宗圣政编要》20卷，则是“以便举子应用之储者也”。⁽²⁵⁾此外，圣政虽主要记录先帝圣语，但在权臣专政时期，其内容亦有出自权臣之口者。如沈该对秦桧专政时“所书圣语多以己意，有非玉音者”便加以奏删，从而撰成《绍兴中兴圣语》60卷。⁽²⁶⁾总之，旨在宣扬先帝嘉言德政的圣政，如同宝训一样，有着极为鲜明的现实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