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以家族为主体的史家群分析

一、形式多样的史家群

虽则史学传家传统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极为常见，但至南宋时，多种形式的史家群体便同时出现了。它们大致有：以家族为主体的家族史家群；以师承关系为主体的师门史家群，此如陈傅良及其弟子蔡幼学、叶适、朱黼、曹叔远和徐筠等等；还有以地域为中心的地缘史家群，如四川就有李焘、李壁、李、杨仲良、彭百川和杜大珪等形成的眉山史家群。不过，在此我们重点论述以家族为主体的史家群。

南宋史学传家风气颇浓，并且形成了以本家族为主体的治史群体。这些群体成员，不仅各自史学研究成就突出，而且他们还形成了本家族的治史特色。此如徐得之、徐筠、徐天麟和徐梦莘之家学，洪皓、洪适、洪遵、洪迈和洪偃之家学，胡安国、胡寅、胡宏和胡宁之家学，以及李焘、李壁和李之家学等等。在此不妨以李焘父子史家群加以重点分析。

在家学渊源方面，南宋孝宗淳熙时期，“尚苏氏，文多宏放。”⁽¹³³⁾从而形成“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¹³⁴⁾的繁荣景象。时人朱熹对此亦感叹道：苏氏之说“流传四方，学者家传而人诵之。”⁽¹³⁵⁾同为眉山籍的李焘父子，尚慕苏氏，并进而继承苏氏遗风则自在情理之中。周必大在对李焘所作的挽诗中指出：“父子才名震蜀都，家风人道似三苏。不知岷岭英灵气，底向眉山特地殊。”⁽¹³⁶⁾真德秀在《李壁神道碑》中亦指出：“惟眉山自苏氏父子以文章冠宇内，而颍滨遂践政席，为元祐名辅臣。甫若干年，而文简公出，以海含山负之学，松劲玉刚之节，标式当代。公之兄弟皆世其学，文采议论震耀一时，公亦与闻国政，人谓有光苏氏。”⁽¹³⁷⁾我们知道；苏氏父子以文学名世，并且“博通古今，贯穿经史”。据苏辙言，苏轼年轻时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¹³⁸⁾在科举入仕方面，苏洵虽举进士、制科皆不中，但其回乡闭门苦读，并且力教二子。苏轼22岁便中进士，26岁中制科优等。苏辙19岁中进士，23岁试贤良，中次等。而在史学方面，蒙文通先生在论述“新学、洛学、蜀学与史学”关系时指出：“北宋三家，惟苏氏能不废史学。二苏自述家学，皆谓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又“苏氏延北宋一线史学之传，俾蜀之史著，风起云蔚，其为教亦宏矣。”⁽¹³⁹⁾确如其言，如苏洵在其著《史论》中，谈及经、史关系时指出：“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¹⁴⁰⁾从而说明经、史两者体例虽有不同，但在功用上则可以相互依存补充。由此以至于雷简夫见苏洵《史论》而以为“真良史才也”。⁽¹⁴¹⁾又如苏辙撰有《古史》60卷，《自叙》称：“录圣贤之遗意以明来世，至于得失成败之际，亦备论其故”。朱熹称赞该书说：“近世之言史者，唯此书为近理。”⁽¹⁴²⁾由此可见，苏氏父子重视史学，尤其注重史论。

受苏氏遗风影响，李焘于高宗绍兴十年便有志于贤良方正之学，以所著《通论》50篇晋谒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张焘，请其举荐，而未能如愿。随后他又让其子垕和塾应举。最终仅李垕于孝宗乾道七年十一月中举，而李塾未能如愿。在淳熙二年闰九月王淮和周必大荐举李塾的奏札中，就有：“臣等伏见布衣李塾，博闻强记，经史百代之学无所不通，议论英发，有补治体，而敏识特操，蜀士所推。盖塾，眉山人也，与其兄垕素师慕苏轼、苏辙之遗风，是以俱有志于此，求之流辈，未见多得。”⁽¹⁴³⁾可见李焘二子应试制举确有尚慕苏氏的因素。同时，李焘编有三苏及六君子年谱各三卷。孝宗淳熙四年七月，在讨论两学释奠时，李焘建议当升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和苏轼，黜王安石父子。⁽¹⁴⁴⁾其子李壁认为苏洵“学综六艺，词雄百家，通于王政，达于权事”，于是为苏洵请谥，为苏洵《太常因革礼》作序，为对包括苏洵《谥法》在内的《六家谥法》作跋，还为苏辙《古史》作跋，以积极宣扬苏学。⁽¹⁴⁵⁾李于理宗端平二年正月，奏请以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和程颐等10人从祀孔子庙庭。⁽¹⁴⁶⁾这表明李焘父子极为看重苏氏的学术社会地位。

综上所述，李焘父子在家学渊源上以尚慕苏氏及其学行为旨归，从而在时人看来，其家学确实继承了苏氏遗风。对此，叶适明确指出：“蜀自三苏死，公父子兄弟后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学。综练古今，名实之际，有补于世，天下传以继苏氏。”⁽¹⁴⁷⁾在治学尤其是治史传统上，李焘父子继承苏氏传统，博通经史，贯穿古今，并且注重探求古今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以阐发史学的鉴戒功用。不过，苏氏虽开四川史学风气之先，但其治史多偏重前代史，强调以古讽今。而到南宋时，出于总结北宋亡国之痛和南宋中兴的时代要求，加之李焘父子均做过史官，故其在治史偏重上，则以当代史为重点。对此，周必大在对李焘的挽诗中就明确指出：“经学渊源史笔高，文章余力埒风骚”，“鸣佩甘泉不乏人，谁能博古复通今。”⁽¹⁴⁸⁾在此周必大对李焘兼通经史、博通古今的才学给予了高度评价。(www.xing528.com)

在史书编修方面，司马光为李焘著史提供了具体范例，加之李焘生活在“是元祐，非熙丰”这一南宋特定时代里，因此，他必然会推崇司马光及其涑水史学。早在20岁时，因崇尚司马光、范祖禹的学行，李焘便著有《两汉鉴》，以“鉴往日之兴衰，知当今之得失”。后又著《六朝通鉴博议》，编有《司马光年谱》。其子李则著有《续帝学》。此后李焘与其子均曾奏请以司马光等从祀孔子庙庭，并建议罢祀王安石。在李焘知成都府双流县时，他还重编司马光《百官公卿表》，成142卷，“《长编》之书，盖始于此”⁽¹⁴⁹⁾。编修巨著《长编》时，更是“义例悉用光所创立”。⁽¹⁵⁰⁾并且当淳熙四年李焘完成元符至靖康间《长编》时，孝宗称赞其“无愧司马光”。⁽¹⁵¹⁾因受司马光等治史传统的直接影响，李焘父子撰有多部当代史著。除《长编》和《百官公卿表》之外，李焘还编修有《本朝事始》2卷、《〈建隆遗事辨〉》1卷、《四系录》20卷、《思陵大事记》36卷和《阜陵大事记》2卷等。李壁在开禧北伐前，撰有《中兴十三处战功录》1卷。宁宗嘉泰三年，又编成《国朝中兴诸臣奏议》450卷。李编修成《皇宋十朝纲要》25卷。这均表明李焘父子在治史传统上立足于当代，并且注重史学的鉴戒功用。

李焘父子治学兼通经史，精于诗赋。不过，他们各自在学术研究的偏重上仍存有差异。其中李焘本治《春秋》，他曾撰《春秋学》10卷，与弟子谢畴同定《春秋古经》1卷。又撰有《五经传授》1卷。此外，他还精通小学，撰有《说文解字五音韵谱》10卷。诗文方面，则有《诗谱》3卷等。李壁和李本治诗赋，李壁在宁宗开禧三年至嘉定二年谪居抚州期间，因“嗜公（王安石）之诗，遇与意会，往往随笔疏于其下。涉日既久，命史纂辑”，⁽¹⁵²⁾最后撰成《王荆文公诗李壁注》50卷。刘克庄评论该书说：“雁湖注半山诗甚精确，其绝句有绝似半山者。”⁽¹⁵³⁾真德秀则评价李壁的诗作为：“知诗者谓不减文公”。⁽¹⁵⁴⁾可见李壁在诗歌方面很有造诣。同时，李壁和李又师从理学家张栻和刘清之。在张、刘二人指导下，李氏兄弟在理学方面有很深造诣，他俩为蜀学和洛学的融合会归还做出了相当大贡献。⁽¹⁵⁵⁾

最后，李焘父子的历史观，则与他们的仕途之路密切相关。其中李焘因为对秦桧专权误国深恶痛绝，并拒绝秦桧延招他，从此在地方被埋没长达20余年。李壁因在开禧用兵时附会韩侂胄，从而在开禧北伐失败之后，几次被贬黜，甚至放归故里。李曾被列入“庆元伪学党籍”。虽则如此，李焘父子始终积极参政议政，并且被当朝皇帝时加重用。正是由于有这样丰富的从政经历，又都参与过官方修史活动，因此他们的历史观与其现实政治观紧密相连。如面对南宋孝宗立志恢复，但在客观现实又无法实现其志向的条件下，于是李焘提出“先自治以待时”。⁽¹⁵⁶⁾同时他还主张“无变古、无欲速”⁽¹⁵⁷⁾。那么他的这种政治主张，无疑是社会现实在他头脑中的一种直接体现。反过来，他对现实社会的直观认识，又会加深他对历史的深层认识。如李焘原本就“耻读王氏（安石）书”，并且主张废黜王安石、王雱父子从祀孔子。⁽¹⁵⁸⁾因此他在编写《长编》时，便采取“是元祐、非熙丰”的主旨以编修北宋后60年历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其后李在编修成的《皇宋十朝纲要》中，由于他以《长编》作为其主要史源之一，又父子二人主张颇多一致，因此，他因袭的仍是“是元祐、非熙丰”的修撰宗旨。但对于李壁而言，在朝廷执政时就锐于进取，支持韩侂胄用兵伐金，又对于“典章制度尤综练”。⁽¹⁵⁹⁾因此，他对曾积极从事变法活动的王安石及其学术并未全然否定。开禧北伐失败之后，他被贬至抚州，于是便为王安石诗作笺注，这在全面否定王氏新学的南宋时代是难以被社会所接受的，此亦与其家学传统不相合宜。元人刘将孙在大德五年为《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所作的《序》中就指出：“洛学盛行而欧、苏文如不必作，江西派接而半山诗几不复传，诸老心相服各有在，而世俗剽耳附声者往往可叹也。开禧参政雁湖李氏独笺临川诗于共惩荆舒之后，与象山记祠堂磊磊恨意相似，文章行意固各有必不可概掩者。”⁽¹⁶⁰⁾刘将孙的评论还稍温和。及至清代，四库馆臣则极力贬斥说：“壁附和权奸，以致丧师辱国，实坠其家声，其人殊不足重。而笺释之功，足裨后学，固与安石之诗均不以人废云。”⁽¹⁶¹⁾由此可知，李壁对历史和学术的看法，深受其从政经历的影响。

总而言之，李焘父子史家群在南宋有继承元祐之学，光复苏氏之称。他们以贯通古今之学，以精通经史之识而彪炳当代。尤其是他们在编修当代史方面成绩卓著，并对南宋眉山之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如杨仲良和彭百川等人，则直接传承了其治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