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家身份变动：南宋史学研究成果

三、南宋史家的身份变动

一方面，对于史官阶层本身而言，即便如李焘、洪迈和李心传等被众人公认担任史官时间较长且专的人，其职务变动亦较为频繁。其中李焘在修史机构供职前后凡三次。第一次为孝宗乾道三年至六年；第二次为淳熙三年至四年；第三次为淳熙十年六月至十一年二月。总计不到六年时间，其间主持重修了《徽宗实录》和编修了《四朝国史》等。洪迈在修史机构供职前后亦三次。第一次为高宗绍兴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第二次为孝宗乾道二年至四年；第三次为淳熙十二年至十五年。总计七年多时间。其间主修了《钦宗实录》和《四朝国史》。李心传在临安担任修史任务的时间是理宗绍定四年至六年；嘉熙二年至淳祐元年。总共近五年时间，主修《中兴四朝国史》。此外，端平元年至三年，他还在四川辟官置局，编修成《十三朝会要》。由以上三人担任史职的次数和时间可以看出，南宋整个史官阶层的职务变动相当频繁，由此造成了修史队伍无法保持稳定，修史进度难以加快，以及修史质量有所下降等诸多弊端。(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南宋史官阶层的人员构成多为兼职。史官选任主要是通过由馆职人员兼充；皇帝亲自选任；别职转任，以及大臣荐举等途径来进行。其中除前两种主要渠道之外，大臣荐举有修史才能者充任史官，则是南宋史官构成中特别突出的现象。如早在高宗建炎四年七月，礼部尚书谢克家等奏请，将范祖禹所著《仁皇训典》和《帝学》二书令寓居衢州的祖禹之子冲勘读投进，朝廷从其请。⁽¹²⁸⁾至绍兴四年，经由常同奏请，赵鼎和朱胜非极力推荐，高宗于是告诉宰臣朱胜非等说：“神宗、哲宗两朝史录，事多失实，非所以传信后世，当重别修订。著《唐鉴》范祖禹有子名冲者，已有召命，可促来，令兼史事。”⁽¹²⁹⁾随后范冲被任命直史馆，重修神宗和哲宗《实录》。又如孝宗乾道三年，四川制置汪应辰奏请：“窃见左朝散郎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自建隆迄元符，悉已成书。于《实录》、正史之外，凡传记小说，采摭殆尽。考其异同，定其疑谬，精密切当，皆有依据。其太祖一朝编年，已经投进，蒙付国史日历所外，所有太宗已后文字，伏乞朝廷给札付本官抄录，发送秘书省校勘，藏之秘阁”。朝廷依其奏。⁽¹³⁰⁾到该年八月，李焘被召至临安，并担任了国史院编修官。后来已担任史官的李焘还荐举尤袤、刘清之等十人为史官。⁽¹³¹⁾再如和州布衣龚敦颐，尝著《符祐本末》、《元祐党籍列传谱述》等书数百卷。淳熙十三年经洪迈奏请，特补上州文学，并且“朝廷以其有史学，嘉泰七年七月赐出身，除实录院检讨官，盖付以史事。”⁽¹³²⁾此外，李心传经崔与之、许奕和魏了翁等前后23人举荐，至理宗宝庆二年，以布衣身份赴临安，次年被特授秘阁校勘。绍定四年正月，他正式兼充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凡此等等，均说明在大臣的荐举之下，一些具有史学才能的史家进入了史官队伍，从而使官方的修史进度和修史质量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