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多元来源的史家队伍

二、来源多样的史家队伍

南宋时期，爱好史学，并且取得显著史学成就的史家为数众多，并且他们的构成相当复杂，来源极为广泛。不过，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有一定史学成就的史家，则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

其一，有一定的家学渊源。此种情况在前述江西史学中就表现得极为突出。仅如邓椿年帮其父名世续成《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在今存该书《序》中，邓椿年详细叙述说：“先君太史公生平留意姓氏之学，虽饮食梦寐弗置也，尤喜称道名公卿大夫家人物之盛，勋业之懿，以诏子弟。故《古今姓氏书辩证》凡三本焉。其五卷者成书于宣、政之间，时讳学史，方贫贱中，无书检阅，阙文甚多。其十四卷者，后稍铨次、増补之，盖成书于建炎之初。是时晦迹穷山，携幼避地无虚辰，昨给礼（当作札）上于法官者是也。然居怀未满之意。其后蒙恩备数太史之属者八年，始尽得铨曹命官脚色册、乌府班簿，隐括次序之，稍稍备矣。绍兴辛酉冬，放归山樊，家书稍备。会韩衢州美成同寓临川，借其家藏《熙宁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谱》，稽考参订之。及将易箦，谓椿年曰：‘姓氏未成全书，死不瞑目。’椿年泣奉以周旋，罔敢失坠。……乃尽裒手泽遗编断稿，又取宋名公文集、行状、墓志订证次序之，厘为四十卷，即此本也”。可见为最终完成颇为满意的《古今姓氏书辩证》，邓名世父子则花费了许多精力。

又如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人，哲宗绍圣四年进士，为官时屡遭权贵贬斥，后辞官而归，潜心于经史，著有《资治通鉴举要补遗》100卷和《春秋传》30卷。其子胡寅字明仲，学者称致堂先生，徽宗宣和三年进士，秦桧专权时遭贬责。在贬所致力于史学研究，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完成了《读史管见》一书。该书“议论宏伟严正，间有感于时事。”⁽¹¹¹⁾胡宏字仁仲，号五峰，绍兴中以荫补官，因秦桧专政，不愿出仕，故终生以讲学著书为主。所著《皇王大纪》，“贯通经典，采摭史传，靡所不载。又因事而为之论，所以述去取之原，释疑似之惑者，至矣。”⁽¹¹²⁾可见胡安国父子所形成的家学传统，虽编修的均是前代史，但其寓意多及当代。

再如翟汝文字公巽，润之丹阳人，与叶梦得、汪藻和孙觌俱以文名。他风度翘楚，好古博雅，精于篆籕。家藏金石刻千卷，蓄六朝至唐名画甚富。北宋大观末，当时三代礼器稍出，学士大夫获识全古渐迹、先秦科斗字学。于是他建言：“今商、周礼器科斗文字灿然毕出，陛下方绍稽三代光明典礼，此独郁而未扬，疑有阙也。愿诏硕儒博闻之士稽正《六经》，考礼于夏、商之器，正字于鼎、彝之间，刬革缪伪，捜访失绝，使《六经》尊罍牺象之用，六书象形科斗之书，昭明炳焕，与《六经》相表里，以教后人，天下幸甚！”徽宗闻之大喜，并且下诏礼官详议以闻。但有司谓“事大功夥，旷日引时”。加之时值金军入侵，事竟不成。⁽¹¹³⁾翟汝文还参与过《哲宗国史》的编修。又鉴于范晔《后汉书》“语近词冗，事多注见”，于是“乃删取精要，总合传注”，撰成《东汉通史》50卷。⁽¹¹⁴⁾其子耆年字伯寿，亦好古博文，并且高尚不仕。曾撰有《籀史》2卷，时人陈振孙言：“裒诸家钟鼎图说为一编，颇有考究。”⁽¹¹⁵⁾该书现今虽仅存上卷，但结合尚存于清初王士祯《居易录》卷5中的全书目录可知，该书内容大致相当于一部古器物学与金文研究的简史，故其史学价值不容忽视。总之，具有一定家学渊源的史家还有许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其二，善于交游。如郑樵为完成通百家之学的意愿，他潜心在夹漈山埋头苦读多年。其间，他还常常走访藏书之家，借阅其家所藏。对此他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¹¹⁶⁾又如徐梦莘尝“耽嗜经史，下至稗官小说，寓目成诵。”⁽¹¹⁷⁾他不仅“通贯经史百家，尤熟晋、宋、南北、五代时事。自熙、丰、元祐以来名公奏议及出处，大致无不该综。作文皆有根据，用事精确”，而且在编修《三朝北盟会编》期间，还“宦游四方，收罗野史及他文书多至二百余家，为编年之体。”⁽¹¹⁸⁾再如陈均相当重视“从贤士大夫游，以博其见闻”。他甚至“闻四方之士可与商榷者，不惮千百里，橐其书而从之，忘其道涂之艰，羁旅之苦也。”⁽¹¹⁹⁾对其品行，明人黄仲昭高度赞扬道：“陈均生长贵家而能力学好古，闭户著书，厉操甘贫，脱屣荣利，谓之笃行君子，可无愧矣！”⁽¹²⁰⁾此外，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时，曾“大肆其力于是书。游宦远外，率携以自随。有异书异人，必就而正焉！”⁽¹²¹⁾其他善于交游的史家还有不少，余不一一。(www.xing528.com)

最后，刻苦自奋。如高元之字端叔，庆元府鄞县人，终生未仕。他少时家贫无书，得《易编》口诵不辍，数月忘盥栉。邻士有书稍借以观。其“性嗜书，家藏数千卷，手自点勘，宝之如珠玉。遇所未见，解衣辍餐，不计其直”。他“自天文地理、稗官小说、阴阳方技、种艺之书，靡不究极。虽庸人一技可取，亦尽礼问焉！佛氏《大藏经》五千卷，读之再过”。高元之曾受《易》、《春秋》之学于程迥，不过，他“尤邃于《春秋》，博采诸儒所长，搜抉无遗。闻人有书，曾不惮远，裹粮徒步而求之，前后凡三百余家。订其指归，删其不合者，会稡为一书”，即《春秋义宗》150卷。据同乡好友楼钥言：“吾乡及旁郡之为《春秋》者，多出君之门，或其门人之弟子也。”⁽¹²²⁾楼钥在为其所作的挽辞中还称许道：“百氏极旁搜，潜心老不休。邻光时自照，箪食谁堪忧！弟子多蓝绶，先生竟白头。凄凉数间屋，知我独《春秋》。”⁽¹²³⁾高元之除撰有巨著《春秋义宗》之外，还撰有《后汉历志解》1卷、《扬子发挥》3卷等。

又如徐自明字诚甫，号慥堂，永嘉人，淳熙五年进士，官太常博士，终永州知州。虽则他的生平事迹极不详明，但他作为永嘉的经师宿儒，“论著满室，蝇头手笔，无一字不端楷，皆有益于世教。”⁽¹²⁴⁾对于其《宋宰辅编年录》的编修动机，据章铸在该书卷首《序》中言：“谈者咸谓是书之成，可观世道。吁，岂惟是哉？观庆历之盛，则杜、富、韩、范之事业在所勉；观熙、丰之事，则荆舒之学在所惩。下不负所学，则景行先哲，区别邪正，以丕寅亮之规；上不负吾君，则追法前猷，吹齑往辙，益谨乎若时登庸之道。则是书有补于世，所以续皇家万亿年无疆之休，自此编年始，真作宋一经者也”。可见章铸对该书评价甚高。

再如朱黼字文昭，永嘉人，陈傅良弟子，撰有《纪年备遗》100卷，该书主在明辨正统。朱黼他虽长期独钓孤耕于南雁荡山，但在陈傅良的悉心指导以及贤母杨氏的支持之下，颇能“续史家之绪”，论撰不休。因此，陈傅良评论说：“文昭自为诸生，知名一世，屡举不第而业益修，谢客深居而士益附。”⁽¹²⁵⁾其好友叶适亦指出：“文昭蓬累耕南荡上，山水迭重，声迹落落，人不知其能传陈公之业也。一旦此书（指《纪年备遗》）出，义理所会，宝藏充斥，遂为成学。……然则文昭岂徒以博习自是而已哉！后有欲知陈公者，于此书求之可也。”⁽¹²⁶⁾宁宗开禧三年，建阳书贾魏仲举还曾摘录《纪年备遗》中有关割据战争部分编成28卷，并取名《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予以刊行。

其他如谯仲午字仲甫，蒲江人，少时便爱好文籍图书，不乐科举之学，而“沉潜经史百氏。谓三代而下，惟先汉近古，故于马、班氏书尤加意焉”。曾撰有《汉书补注》、《三国名臣论说》等。⁽¹²⁷⁾

总之，以上诸种情况表明；这些治史者之所以能够成长为成就显著的史家，无不与他们所具有的家庭背景、社会交游，以及自身努力等因素有关。他们的社会来源，几乎涵盖了南宋社会的各个阶层，因而具有相当强的广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