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变动频繁的史官队伍

一、变动频繁的史官队伍

南宋史官制度在北宋基础上得以继续发展。南宋初始，伴随着朝廷的政治军事活动，高宗随即诏命重设史馆，任命专人从事修史工作。

首先，对于国史院和实录院的机构变动及其人员设置，高宗绍兴三年八月，朝廷复置史馆，以从官兼修撰，余官兼直馆、检讨。⁽⁷³⁾国史、实录即由史馆诸官掌修。到绍兴五年，朝廷下诏设置修撰官二员，校勘官无定员。⁽⁷⁴⁾八年，由于重修神宗、哲宗《实录》、《正史》等的需要，又增置史馆校勘一员。⁽⁷⁵⁾九年，始置实录院以修《徽宗实录》，并且规定以宰臣一员提举，修撰、同修撰、检讨官无定员。其中检讨官由本省官或者他官兼任，修撰官由侍从官充任。同时，规定吏额为点检文字一人，书库官八人，楷书四人。⁽⁷⁶⁾十年，朝廷下诏罢史馆，其官吏并归属实录院。⁽⁷⁷⁾从此以后，遇修实录即置实录院，遇修国史则置国史院。其间，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复置国史院，以编修神宗、哲宗和徽宗《三朝正史》，并规定修史一人，同修史一人，编修官二人；吏由实录院人兼。⁽⁷⁸⁾到同年八月，朝廷下诏修国史、同修国史通以二员、编修官以四员为额。到次年八月，再次规定设置修国史、同修国史共二员，编修官二员，都大提举诸司官、承受官、诸司官各一员。⁽⁷⁹⁾可见国史院在史官人员设置上时有变动。孝宗乾道二年，置实录院以修《钦宗实录》，其修撰、检讨官由史院官兼领。四年，因修《四朝国史》之故，增置编修官二员，续又增置至三员。到淳熙四年，罢实录院，专置史院。至十五年，《四朝国史》成书，史院罢。同时，复开实录院以修《高宗实录》。此后，宁宗庆元元年和嘉泰元年又开实录院，分别修纂孝宗和光宗《实录》。其中庆元六年还规定实录院修撰、同修撰以四员为额，检讨官以六员为额。到嘉泰二年，又开国史院。从此以后国史院与实录院并置。并规定实录院吏兼行国史院事，点检文字一人，书库官八人，楷书四人。⁽⁸⁰⁾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南宋实录院设有提举、修撰、同修撰和检讨官。其中提举一人，修撰、同修撰和检讨官人员不定，唯庆元六年有明确定额。国史院设有提举、修国史、同修国史和编修官。其中提举一人，修国史、同修国史一般共为二人，编修官曾出现过二人、三人，甚至四人定额。对于以上两院配备吏额的状况，一般为点检文字一人，书库官八人，楷书四人。此外，还有都大提举诸司官、承受官、诸司官各一员。在职责方面，编修实录时，提举、监修“惟提大纲”，不参与修撰之事。检讨惟事搜阅、校对，修撰则专撰史之职。⁽⁸¹⁾同样，编修国史时，提举、监修仅提大纲，编修负责搜阅、校对，修史专撰史之职。

其次，就史官应具备的修史素质而言；作为体现史官身份和修史才能的官方修史活动，则要求修史者必须具备卓越的才能、渊博的学识、良好的理论素养与高尚的道德水准。对此，曾参与过官方修史活动的曾巩，在谈及史官人选的标准时便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⁸²⁾可见要成为称职的史官，其衡量标准是相当高的。南宋时担任修史任务的主要是侍从，他们虽具有相当高的学识及才能，但按以上标准衡量，要成为合格的史官则并不容易。对此，李心传在谈及《四朝国史》编修时的状况时指出：“时史馆多以为侍从兼职，往往不能淹贯，则私假朝士之有文学者代为之。”⁽⁸³⁾可见侍从多未具备淹贯博通之才。

再次，南宋在编修实录时，虽则限定编修期限，但修史进展仍很缓慢。张九成就明确讲：“某在史馆，方知作史之法无他，在屡趣其文耳。”⁽⁸⁴⁾如始修于孝宗淳熙十五年的《高宗实录》，至次年七月，便有臣僚上言：“乞命官专修，勿兼冗职。稍增员属而处以洽识博闻之士，量立年限而使无玩岁愒日之图，则建炎、绍兴之编，与尧典而并传矣。”⁽⁸⁵⁾时光宗已即位，并准其奏请。到宁宗庆元元年五月，有人进奏札说：“窃见累朝置院，修成《实录》。修书所占年月，少者止及二年，多者不过五、六年，便见成书。只如仁宗一朝四十二年之中，事迹可谓繁多，然自嘉祐八年十二月奉诏修撰，至熙宁二年书已告成，首尾才阅六年，而当时修撰官止王珪、贾黯、范镇、冯京，检讨官止宋敏求、吕夏卿、韩维、陈荐、陈绎，前后秉笔不出此九人而已。今高宗一朝通计三十六年，自淳熙十五年肇端刊缉，至今已逾六年，修撰、检讨官共计三十一员，而所修者通融儧计，仅及八九年尔”。于是他建议说：“窍见唐刘知几尝言：‘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笔，勤惰须等。某帙某篇，付之某职；某纪某传，归之彼官，此监修之任也’。景德四年，真宗命王旦监修太祖、太宗《正史》，凡进史草，必先云：‘编修官某初修’，次云：‘编修官某再看’；‘同修国史某初修’，‘同修国史某再看详’。‘某再看’及‘再看详’，如有改正增损事件、字数，并各于名下题出。后来监修率循此例，人思自勉，故书成不愆于素。不知何年此例遽废。窃谓《实录》亦宜参用此法，今来朝廷当立为定限。伏望察知几所言，按景德前例，自是举官分定，某年某月，各付逐人。无兼职者，一月足可修成两月。其他有兼职者，又以职之繁简而制多少之限，月视其成，无俾亏缺。仍于每卷之末各书其姓名、看详。贵得勤惰易分，各如繁简，不至差舛漏略，互相推托。其有合会问事宜，乞严饬官司如期应报，则此书决可指日终篇”。该建议得到朝廷批准。⁽⁸⁶⁾到庆元三年二月，京镗就上《高宗实录》280卷，所记“起藩邸，止绍兴十六年”之事。⁽⁸⁷⁾可见依照以上分年编修实录的方法，修史进度明显加快了。

不过，对于分年编修实录的做法，其弊端亦相当明显。朱熹就评论说：“今之史官，全无相统摄，每人各分一年去做。或有一件事，头在第一年，末梢又要第二三年者，史官只认分年去做，及至把来，全斗凑不著。”鉴于以上分年编修所造成的前后史事难于照应统摄之弊，朱熹建议分事修史。他说：“某在朝时建议说，不要分年，只分事去做，且天下大事无出吏、礼、兵、刑、工、户六件事。如除拜注授是吏部事，只教分得吏事底人，从建炎元年逐一编排至绍兴三十二年。他皆仿此，却各将来编年逐月类入”。但结果是“众人不从”。⁽⁸⁸⁾朱熹分事编修实录的建议有其合理成分，但在官修实录已有定例的状况下，操作起来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简便，因此，因循已久的史官们当然不愿加以尝试。

南宋国史因由本纪、列传、表和志这些不同部分组成，因而一直采用分修的办法。如当孝宗乾道四年正式开院编修《四朝国史》时，史院官乃“分定志、传名件，每月不阙课程”⁽⁸⁹⁾，以并力编修。见于记载者象高文虎分修志四，传五十。⁽⁹⁰⁾袁枢在兼任国史院编修官时，“分修国史传。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转请文饰其传。枢曰：‘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时相赵雄总史事，见之叹曰：‘无愧古良史！’”⁽⁹¹⁾可见袁枢在分修诸臣传时，还能坚持做到不徇私情。《中兴四朝国史》亦同样采用的是分修之法。如宁宗嘉定十一年二月，黄序奏请：“史馆宜择专官修帝纪，余官分修志、传”，朝廷依其奏。⁽⁹²⁾

国史实行分修的办法，无疑加快了修史进度，并且使部分有专长的史官能充分展现其史学才能。但从总体状况来看，由于编修期限紧迫，人员变动频繁，修史时仍存在体例不能归一、叙事出现重复等诸多问题。如孝宗淳熙五年，周必大主持编修《四朝国史》，他就请求：“每遇一志一传成篇，并令在院官互相修润，庶几首尾贯穿，体制归一，无思虑不周之患。”⁽⁹³⁾可见分修国史时，体例不能归一、叙事存在重复等情况，是比较常见的问题。

最后，就南宋修史队伍而言；虽则修史机构一般实行定编定员，修史者的分工亦极为明确，但史官往往多为兼职，并且迁改极为频繁，结果出现史官人员构成极不稳定的局面。如《高宗实录》的编修者陈傅良于光宗绍熙五年就指出：“臣自为郎官，即兼检讨，几涉三年，未尝得效铅椠之劳。以臣平生辛苦，颇好编述，比入史院，无以自效，何也？史院无专官故也。三年之间，修撰、同修撰官，由今丞相赵汝愚以来，继以尤袤、倪思、李巘、沈揆及近来朱熹，无虑数人，……皆不甚久，别有迁除。所谓《实录》，缺然如故，与臣未入院以前无所增益”。于是他请求：“令提领大臣勿拘近例，别置专职一二人，使其他兼官以时入局，同共商量，分擘修纂，庶几年岁稍见次第。若不课其效，但添兼职，是恩宠之而非事实也。”⁽⁹⁴⁾可见《高宗实录》在编修期间，史官兼职和迁改现象极为严重。陈振孙对此亦言：“中兴以来，两朝（指高宗和孝宗）五十余载事迹，置院既久，不以时成。涉笔之臣，乍迁忽徙，不可殚纪。”⁽⁹⁵⁾为充分说明问题，今以南宋诸朝编修实录时担任过史官的人数状况列表统计如下：

表4-1　南宋诸朝编修实录史官人员统计表

注：该表中①③④⑤⑦⑧均属同一史官在同朝被两次任命，故在统计时只能算1人。其中①为吕祖谦、何澹；③为傅伯寿；④为汪逵、赵汝述；⑤为戴溪、邵康、陈岘、陈广寿、曾、曾渐、易祓、曾从龙、陈晦、谯令宪、余应符、杨简、董居谊、林坰、徐应龙和葛洪共16人；⑦为史蒿之；⑧为袁甫。②表示提举实录院官在嘉定时仅及嘉定元年。⑥表示理宗时提举实录院官仅及嘉熙和淳祐时。同时，其余修撰、同修撰和检讨官项均缺淳祐以后。这是由于参据的《南宋馆阁录》及《续录》官联门残缺不齐所致。(www.xing528.com)

上表中，高宗朝基本显示的是绍兴七年闰十月至二十八年八月间，《徽宗实录》初修本被编修时的史官人数；孝宗朝显示的是，乾道二年十二月至四年三月间《钦宗实录》，以及乾道五年十二月至淳熙四年三月《徽宗实录》重修本被编修时的史官人数；光宗朝显示的是淳熙十五年五月至嘉泰二年正月《高宗实录》编修时的部分史官人数；宁宗朝显示的是《高宗实录》编修时的部分史官人数，以及庆元元年七月至嘉泰三年四月间《孝宗实录》初修本和嘉泰元年二月至三年四月间《光宗实录》初修本被编修时的史官人数；理宗朝显示的是同于景定二年三月完成的《孝宗实录》重修本和《光宗实录》重修本，以及完成于景定四年六月的《宁宗实录》部分史官人数。尽管以上史官人数有残缺，但我们仍不难看出，随着实录的持续编修，诸朝史官人数一直在增加。至宁宗一朝，先后担任过史官的人数总计达到200余人。由此可见，当时参与过修史活动的人数的确极为众多。

对于《四朝国史》，“盖自开院至成书，凡二十有八年，秉笔者百有余人。”⁽⁹⁶⁾对于《中兴四朝国史》，高斯得在度宗咸淳八年指出：“臣伏见国史院被旨修纂高、孝、光、宁《四朝志传》，限来年三月登进。臣叨预载笔，苟有管见，不敢默然。且诏修《四朝志传》，为日久矣！赵以夫始专其事，不知亟加纂辑，乃欲先合九朝正史为一，而后以四朝续之，用力舛差，遂堕汗漫。迄以夫之去，《四朝传》竟无一字。（赵）汝腾继之，当其任矣，而乃引嫌力辞。尤焴又继之，亦复控避，久乃就职。更三史官，虚度岁月，几及两载，实为可惜。九月以来，乃方命僚属，然规模不立，人情涣散。既不照旧例奏请，先立年限。又不考故事，分志、传为两次。以百余年间，历史官二百八十余人，所不能成之书，自诡速成于数月之内，四修三修两修一修，可谓易于成书矣！犹且逾四年而后奏篇。今高、孝、光、宁诸臣立传者，人数犹未定，杂糅疏漏，绝无伦次。院吏所供初草，大抵从其私家所供志状，全未经史官考按，增入他书，又安得有所谓四修三修两修一修者。乃欲趣办于四五月之间，臣知其苟且灭裂，务应限期，希恩赏而不以传信决矣！”⁽⁹⁷⁾高斯得在此直言编修《中兴四朝国史》前后所用史官众多，并且其苟且迁延严重。为说明问题，在此同样将参与过国史编修的史官人数统计如下：

表4-2　南宋诸朝编修国史史官人员统计表

注：该表中①②③⑥⑦均属同一史官在同朝被两次任命，统计时只能算1人。其中①为史浩、梁克家和王淮；②为洪迈、李焘；③为吕祖谦、陈骙、何澹和蒋继周；⑥为汪逵；⑦为曾从龙、邵康、谯令宪、杨简、董居谊和徐应龙共6人。④表示宁宗朝缺庆元年间人数。⑤表示提举国史官在嘉定时仅及嘉定元年。⑧表示理宗朝缺淳祐、宝祐、开庆和景定时史官人数。此亦因参据的《南宋馆阁录》及《续录》官联门残缺不齐所致。

南宋时编修成的神宗、哲宗、徽宗和钦宗《四朝国史》凡350卷，修撰时间自高宗绍兴二十八年至孝宗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在历时28年时间里，如上表所示，先后参预修史的人员达到100余人。同时，南宋朝廷还组织编修了《中兴四朝国史》，其起修时间为宁宗嘉泰二年二月。至理宗淳祐二年二月，才最终完成了《中兴四朝帝纪》，朝廷同时命史官分撰志、传部分。⁽⁹⁸⁾至于该书最终是否成书及至何时成书，今因史籍记载不备，仍存在很大争议。不过，今有学者推断：“我们根据景定元年诏修《宁宗正史》及咸淳八年高斯得所奏，结合度宗末年宋朝国势危急，面临崩溃的史实进行考察分析，认为《中兴四朝国史》的修撰估计其中有部分并未定稿，是难以称为‘完书’的。要之，高、孝、光三朝稍详，宁宗朝则颇疏略；帝纪与诸志略备，而列传则杂乱有遗漏。”⁽⁹⁹⁾依此论断，《中兴四朝国史》迟迟未能完稿，或成书而存有严重不足。今据上表所示，仅在淳祐二年该书《帝纪》完成进呈朝廷之前，朝廷前后所任用的史官已达到230余人，这其间还未统计自后编修该书志、传时的史官，此正可验证高斯得所言不误。由此我们认为，南宋王朝在编修国史期间，先后任用过相当众多的修史人员，并且愈至后，人数愈多。

南宋朝廷鉴于虽然任用过相当众多的史官，但修史进度始终相当缓慢的现实状况，为使实录和国史早日成书，朝廷便不得不尽力委任专官加以修史。如《四朝国史》之所以得以最终完成，则“始于李仁父（焘），而终于洪景卢（迈）。”⁽¹⁰⁰⁾又如为了使编修《高宗正史》、孝宗和光宗《实录》有专官，朝廷“始外召傅景仁（伯寿）、陆务观（游）为在京宫观，免奉朝请，令修史。”⁽¹⁰¹⁾除此之外，陈傅良曾建议：“请以右文、祕阁修撰并旧馆阁校勘三等为史官。自校勘供职，稍迁祕阁修撰，又迁右文。在院三五年，如有劳绩，就迁次对，庶几有专官之效，无冷局之嫌”。结果“时论韪之，然不果行。”⁽¹⁰²⁾

总之，南宋朝廷虽则有时委任少数专官加以修史，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史官多为兼职，史官职位变动极为频繁，从而导致具有史官身份的人数相当众多，由此亦造成朝廷虽则严禁官修史籍外传，但这些直接参与过整理和编修史书的人员，往往会利用职务之便，以获得官方史料，从而使得官方史料的保密性有所降低。如《中兴小历》卷29记载；邓名世“因擅写日历，为言者所劾罢去”。而对于刘仪凤，《宋史》卷389本传记载说：“（仪凤）奉入，半以储书，凡万余卷，国史录无遗者。”他终因御史张之纲论其“录四库书本以传私室，遂斥归蜀”。虽则如以上所举诸例，擅自外传史料的史官会冒罢官降职的巨大风险，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仍利用职务之便，依据所见及私自外带的史料，存录或编修有关史籍。如存留至今的就有：《高宗圣政草》是陆游编修《高宗圣政》之后，据所见资料追记形成的。⁽¹⁰³⁾《戊辰修史传》及《古今纪要逸编》是黄震在史馆时所作的部分修史底稿。周必大有《起居注稿》。⁽¹⁰⁴⁾另据时人所言，周必大其家在编其文集时，因为“其间有《奉诏录》、《亲征录》、《龙飞录》、《思陵录》凡十一卷，以其多及时事，托言未刊，人莫之见。”⁽¹⁰⁵⁾刘克庄有《宁宗玉牒初草》⁽¹⁰⁶⁾。

此外，王炎曾花费十余年撰有记载北宋九朝史事的《东都纪年》30卷。他在该书《序》中称：“庆元三年八月，炎奉诏自太学博士入秘书省为郎。明年，兼实录检讨。寻入著庭为佐郎。又明年为军器少监而职兼检讨如故。于是金匮石室所藏，炎皆窥见副本”。于是他仿照汉代荀悦、唐代柳芳、吴兢于当代正史之外皆别自著书的做法，参校本朝《国史》本纪而撰成《东都纪年》一书。该书“于三朝《本纪》，其辞颇有所损；于两朝、四朝《本纪》，其事或有所増”，并且“视李焘《长编》、熊克《（九朝）通略》，炎不如其博；王称《（东都）事略·本纪》，炎窃病其简。丰约中度，炎固不能而私有志焉。又随所纪附以《提要》，为三十卷。《提要》之目有二：曰注，则有所辨。曰证，则旁叙其事也。”⁽¹⁰⁷⁾由此可见，王炎不仅表明自己依据所“窥见”的国史撰修成了私著，而且书成后还上进朝廷。

刘时举在《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中，明确著明自己为“通直郎、国史院编修官”。可惜他的生平事迹不详，唯史载理宗淳祐四年九月为京学生，并同其他京学生、武学生等一起反对史嵩之起复。⁽¹⁰⁸⁾《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凡15卷，记事起自高宗建炎元年，止于宁宗嘉定十七年，今仍传世。据明杨士奇言；他曾将该书与题名李焘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18卷、无名氏的《宋季三朝政要》5卷汇总在一起，总题为《宋鉴》。⁽¹⁰⁹⁾清人朱彝尊为该书作《跋》则简称为《中兴通鉴》。⁽¹¹⁰⁾该书大致参取官方史籍以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等编修而成，并且因事附论。在选摘的诸人议论之中，参取《中兴大事记》议论最多。此外，还参取了《鹤林玉露》所记以详议毕再遇御敌有谋及韩侂胄无谋浪战而被诛事。至于该书最后议论部分，曾言及“理宗之立，犹能撑拄五十年而后亡”，清四库馆臣疑“似非时举原文”。笔者经细查，该语实出于元人陈栎，见于其著《历代通略》卷四。又该书虽以编年纪事，但记事颇为简略。这也许是受史源及编修原则的限制，从而出现一则仅宁宗朝干支记时较详，而其他朝极略的现象。另一则是除高宗朝之外，其他三朝出现类似纪事本末的叙事形式。不过，该书虽然记事简略，但刘时举的编修宗旨颇为突出。其一，明晰朝政变化。其间，刘时举对李纲的去留，赵鼎、张浚的作为，秦桧、韩侂胄专权等事，均加以详细论述。如在其书卷6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冬十月“秦桧死”条下，作者议论道：“罢兵讲和，而使高宗不能成中兴之业者，桧之罪可胜言哉”！同样，对于光宗感疾、理宗之立等皇室事，刘时举亦加以详细记载。如《宋史》卷40《宁宗纪》记载：宁宗嘉定十七年闰八月，“史弥远传遗诏立侄贵诚为皇子，更名昀，即皇帝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6作“诏立皇侄贵诚为皇子”。而该书卷15则记载：“杨皇后、史弥远立贵诚为皇子，进封成国公，即皇帝位”。可见刘时举在此明确表明立理宗并非宁宗之意，而实为杨皇后和史弥远所为。其二，详明对外和战。其间刘时举对宗泽饮恨，曲端枉死，岳飞、韩世忠、刘锜、吴璘等中兴名将之战功，毕再遇之有谋，均做了详细论述。又该书卷8孝宗乾道元年四月，刘时举记孝宗屡遣使请金还河南陵寝地、改受书礼而不果，其后有言：“盖上有志复仇，无能辅其志者”。最后，表明对时局的看法。在该书卷1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以“李纲、黄潜善为左右仆射兼御营使”条下，作者论说道：“纲为上谋，以乘舆幸南阳，上许之。黄潜善与汪伯彦乃力请幸东南，上意中变。于是纲所建白，上多不从，数日遂有并相之命。自古君子小人并用，其终也，君子必去，小人必留，盖至是中兴之规模一变矣”。在此作者深深感叹小人误国。又如该书卷8孝宗隆兴元年在记符离之败及至与金议和之事时，作者议论道：“将士闻之而奋，金人闻之而遁，是自符离既溃之后，其规模又如此也。然浚之规模始沮于秦桧，再沮于史浩，三沮于汤思退之徒。至是陈康伯亦主和议，岂非天乎”？这是作者对时局逆转的伤感表露。再如在该书卷13宁宗开禧元年三月“韩侂胄欲用兵恢复中原”条后，作者言：“时军政修明，人心大喜，以为恢复之期可必。惜朝臣议论不一，不能成功，天也”！作者再次将南宋无法恢复中原归于天命。总之，刘时举在对南宋前四朝历史进行叙述总结的过程中，虽然体现出消极的天命论思想，但他为我们全面了解南宋前期史提供了一份可贵的史料，故该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其他担任过史官，或者从事过官方史料整理的修史人员，他们私自存留史稿，甚至依据所存史稿撰成史著的人还为数不少，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南宋官方修史虽然设有专门机构，修史人员实行定编定员，但在实际修史过程中，由于史官多为兼职，迁改又极为频繁，从而便出现了具有史官身份者极为众多的现象。而在这些参与过官方修史活动的众多史官当中，一些人利用职务之便，参取官方史料编修史著，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南宋史学的繁荣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