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注重说理的理学家治史

二、注重说理的理学家治史

南宋统治者出于维护其现实统治之需，不仅官方组织力量大规模地编撰当代史，而且朝廷还积极鼓励私人著史。如李焘编修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孝宗令秘书省依《资治通鉴》纸样缮写进纳。这种现状对于以探研“性命道德”的理学家而言，若仅仅局限于抽象的哲学思维中，则难以趋时，也难以使理学发扬光大。为此，他们只有将理学和史学问题结合起来加以探讨，才可能使理学思想受到帝王的青睐。基于此，南宋理学家在探求性理命题时，大多能够结合历史加以分析说明。不过，由于理学家往往只是借助史学以便阐明义理，因此，他们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往往带有鲜明的理学色彩。

如前所述，朱熹的历史哲学是天理论。他认为：欲探究此天理，就必须研读经史典籍。因此，他指出：先王“其粲然之迹，必欲之效，盖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欲穷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则是正墙面而立尔。此穷理所以必在乎读书也。”⁽¹⁸⁾这表明经训史册中存有天理。人们欲穷理，就需多读书，并且在阅读经史典籍时，有时更需多读一些史书。对此他曾形象地指出：“今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会处。若便去看史书，考古今治乱，理会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须是陂塘中水已满，然后决之，则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决之以溉田，则非徒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亦复无有矣。读书既多，义理已融会，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书，考治乱，理会制度典章，则是犹陂塘之水已满，而不决以溉田。若是读书未多，义理未有融会处，而汲汲焉以看史为先务，是犹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¹⁹⁾对于读史目的，朱熹强调指出：“读史，以考存亡治乱之迹。”⁽²⁰⁾如他认为：“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²¹⁾即《春秋》与《左传》结合着看，则可较完整地探知圣人笔削大旨及当时的治乱之事。他在批评读史者未能识别史书中所蕴含的义理时，指出：“昔时读史者，不过记其事实，摭其词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时学者颇知其陋，则变其法，务以考其形势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其称史迁之书，讲说推尊，几以为贤于夫子，宁舍《论》、《孟》之属而读其书。然尝闻其说之一二，不过只是战国以下见识，其正当处不过是知尊孔氏，而亦徒见其表，悦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于夫子者，实未知所折衷也。后之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读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而坠于世俗寻常之见，以为虽古圣贤亦不过审于利害之算而已。”⁽²²⁾为此，他再次要求学者在“读书史、应事物之间，求其理之所在而已。”⁽²³⁾以至于时人评论说：“朱先生惩谈高说妙之弊，只教人读书，寻义理为学。”⁽²⁴⁾在编修史书时，朱熹同样以天理贯穿其中。以“编集”⁽²⁵⁾见长的朱熹，所改编成的《资治通鉴纲目》则突出体现着重天理据史实的编修思想。他的《伊洛渊源录》，更是为了宣扬“圣贤之用，义理之正”。他所编就的《八朝名臣言行录》，则是按是否合乎其义理标准来取舍史材和评论人物。如在《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三“苏轼”事迹中，朱熹对其评论仅突出“笃于孝友，轻财好施”等方面，而未突现其文学成就。罗大经对此指出：“（朱）文公每与其徒言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编《名臣言行录》，于坡公议论所取甚少”。⁽²⁶⁾由此可见，朱熹治史的确重在阐明义理。此外，在品评史书方面，朱熹仍以天理为其标尺。如他认为：“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对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他认为：“迁、固之史，大概只是计较利害。范晔更低，只主张做贼底。”⁽²⁷⁾总之，朱熹用理阐史，以史证理，其修史和评史均带有浓厚的理学色彩。

吕祖谦讲求以心论史和蓄德致用。他认为：“人心皆有至理，惟讲说则能兴起。”⁽²⁸⁾这说明人心能反映出天理。同时，人心又有内、外之分，需要人们细心探求。如他在分析吴起时说：“起为人贪财好色。及为将，则与士卒同甘苦，非起前贪而后廉也。前之贪，贪财也；后之廉，贪功名也。”⁽²⁹⁾由此可见，吴起无论为将前后的言行如何变化，他均存有贪婪之私心。为此，吕祖谦强调“多识前言往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后德可蓄。”⁽³⁰⁾在具体做法上，他指出：“国朝典故，亦先考治体本末及前辈出处大致。于大畜之所谓畜德，明道之所谓丧志，毫厘之间，不敢不致察也。但恐择善未精，非特自误，又复误人。”⁽³¹⁾当然，吕祖谦不仅强调蓄德，而且更强调经世致用。如他在将管仲与孔子的弟子加以比较时指出：“孔子诸弟子，若论趋向，固非管仲可比，使他见用，却恐未必有仲事业。学者看古人，要须看得至此。”⁽³²⁾可见他更强调功利的作用。在观史方面，吕祖谦注重读史需精思以求致用。他说：“大抵看史，见治则以为治，见乱则以为乱，见一事则止知一事，何取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³³⁾在观看具体史书方面，他指出：“学者观史各有详略，如《左传》、《史记》、《前汉》三书，皆当精熟细看，反复考究，直不可一字草草。”⁽³⁴⁾在读史顺序上，他认为：“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承接耳。”⁽³⁵⁾对于《春秋》而言，他要求“学者当深观《春秋》，以察天理人欲之辨。”⁽³⁶⁾在编修史书方面，吕祖谦编修的《历代制度详说》，则是其“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³⁷⁾思想的必然产物。对于其《大事记》，韩淲认为：“吕丽泽深识治乱之情。”⁽³⁸⁾总之，吕祖谦的治史观中含有理学成分，但其更偏重史学传统，尤其讲求史学的致世功用。

黄震的历史哲学沿袭了程、朱的天理史观，视天理纲常为历史兴衰的支配者。他认为理在天地间，理在人事内。对此他指出：“流行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³⁹⁾并且要求：“夫万事莫不有理，学者当贯通之以理。”⁽⁴⁰⁾同时，他还认为“道即理”。他说：“天地民物之所以位，天下国家之所以立者，道也。道非超出事外有待于冥求而后得，正以日用常行者无非道，故取象于人所共由之路，而以道名也。”⁽⁴¹⁾又说：“夫道，即理也。粲然于天地间者，皆理也。……谓理为道者，正以人之所常行，欲人之晓然易见，而非超出人事之外，他有所谓高深之道也。”⁽⁴²⁾正是基于以上认识，黄震在分析六朝历史时，明确指出：“六朝乍起乍灭，生民涂炭，推所自来，实源于三纲沦、九法斁，而君臣上下之义不明也。”⁽⁴³⁾亦即六朝盛衰主在于天理纲常不明所致。对于治史明理的目的，他突出强调致用。如他在读朱熹的《名臣言行录》时言：“（王安石）乃尽坏祖宗法度，聚敛毒民，生事开边，卒乱天下。……夫学者将以明理而施之用。六经，治道之根源；诸史，行事之龟鉴。”⁽⁴⁴⁾在此，他不仅深刻反思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因，而且还把史学的鉴戒功用与作为治道之本的“六经”相提并论，以便强调其致世功用。他编就的《理度二朝纪要》（1卷），又名《古今纪要逸编》，记载理宗朝贾似道、杜范、崔与之、唐璘、王万、洪咨夔等大臣事迹，与《戊辰修史传》内容有重复。对于该书，明人郑真所题“识语”指出：“昔孔子作《春秋》，昭、定、哀之间多特笔。公于理、度两朝，其致意于世道之终也深矣，斯其善学《春秋》者哉！”可见该书注重总结南宋衰亡的历史，此也是黄震突出史学鉴戒功用的最明显例证。(www.xing528.com)

总体而言，以上三位理学家在历史哲学方面均突出天理的作用，他们不仅依此观点为指导而私修有相关的史著，而且他们均参与过官方的修史活动，倡导秉笔直书。具体而言，朱熹于光宗绍熙五年十月兼任实录院同修撰，他对当时修史弊病提出过尖锐批评。他说：“近世修史之弊极甚！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不相关，又不相示。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杀处在第二年，前所书者不知其尾，后所书者不知其头。有做一年未终，而忽迁他官，遂空三四月日而不复修者。有立某人传，移文州郡索事实，而竟无至者。……其首末杂手所作，不成伦理。”⁽⁴⁵⁾又说：“大抵史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亦不关报。”⁽⁴⁶⁾可见当时设馆修史的确存在诸多弊端。为此，朱熹认为作史应象《春秋》一样，把“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着存得在那里”⁽⁴⁷⁾。

吕祖谦曾对孔子之前的古代史官不旷职、“司公议”赞赏有加。他说：“春秋之时，王纲解纽，周官三百六十，咸旷其职，惟史官仅不失其守耳。……呜呼，文武周公之泽既竭，仲尼之圣未生，是数百年间，中国所以不沦于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春秋之时，非有史官司公议于其间，则胥戕胥虐，人之类已灭，岂能复待仲尼之出乎？史官非特有功于仲尼之未出也。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因乎”？他最后赞叹道：“大矣哉，史官之功也！”⁽⁴⁸⁾他在朝参与重修过《徽宗实录》和编修过《四朝国史》。他修史极为认真负责，他曾说：“史事以文籍不备，缺遗处极多，但是非邪正所系，不敢草草也。”⁽⁴⁹⁾这说明即便是史料有残缺，他认为也应认真编修，并且突出是非邪正。此外，当他具体谈及《四朝国史》诸志仍不完备时，则指出：“史事诸志，自冬春来，虽各粗成篇沓，然首尾不完，节目断绝，殊未有次序，今期限在冬末，已是第三次展，不免趣办，第恐抵牾处多耳。”⁽⁵⁰⁾这表明他对《四朝国史》诸志的编修质量极为关心。

黄震参与编修过宁宗和理宗朝国史、实录，《戊辰修史传》（又名《戊辰史稿》）（1卷）是他在史馆时所作的部分修史底稿。该书内包括杜范、真德秀、洪咨夔、袁甫、徐元杰和李心传六人的传记，其间黄震在对诸人史事加以客观论述的同时，亦对其行事多加褒扬。如他论及真德秀时，曾说：“自庆元权臣立伪学之名，以锢善类，凡周、程、朱、张诸儒，皆显禁以绝其书，斯文几至坠地。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而续之，行于身，诵于朝，发施于政事，伪学之禁开而正道遂彰明于天下，多其力也。”⁽⁵¹⁾可见他对真德秀能够重振理学给予了极高评价。

当然，理学家的史学观及其治史活动不仅仅局限于以上三人，但以此三人较有代表性，故在此重点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