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历史研究：注重实证的史学家治史

一、讲求实证的史学家治史

北宋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期间，一则明确反对正统论，强调据实而书。他认为：“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¹⁾二则摒弃神鬼怪诞之说，甚至不录奇节伟行。专心研读《资治通鉴》的晁公武就指出：“见其大抵不采俊伟卓异之说，如屈原怀沙自沉，四皓羽翼储君，严光足加帝腹，姚崇十事开说之类，削去不录，然后知公忠信有余，盖陋子长之爱奇也。”⁽²⁾三则根据史籍存遗状况，坚持略远详近的编修原则。在《资治通鉴》全书所载1362年史事、共294卷之中，战国秦汉共622年，68卷；魏晋南北朝369年，共108卷；而隋唐五代371年，则有118卷。由此可见，司马光重在从客观实际出发，讲求真实地编修史著。

南宋李焘在运用司马光所创义例编修《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取舍史料则坚持做到：“旁采异闻，补实录、正史之阙略，参求真是，破巧说伪辨之纷纭。”⁽³⁾叶适对此评论说：“凡实录、正史、官文书，无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毫发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随卷皎然。”⁽⁴⁾清人更是称赞说：“文简此书，上据国典，下采私记，参考异同，折衷一是，使北宋一代事实粲然明备，实为《通鉴》后不可不读之书。”⁽⁵⁾在编修原则上，李焘同样坚持“详近略远”的编修原则。如据南宋末赵希弁记载：在其所见946卷本《长编》中，“太祖至英宗一百七十五卷，神宗朝二百二十八卷，哲宗朝二百二十卷，徽宗朝三百二十三卷。”⁽⁶⁾从中明显可以看出愈至后，卷数愈多，记事愈详。在现今传世的七朝本《长编》中，李焘在注文部分则或注明史料来源；或详加考异；或存疑待考；或加以评论，其目的旨在追求史实的真实性。此外，李焘在编修《长编》之前，还重编过司马光的《百官公卿表》。史载：“（焘）谓司马光修史，先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后颇散佚，乃遍求正史、实录，旁采家集、野史，增广门数，起建隆，迄靖康，合新旧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编光者仅七之一。《长编》之书，盖始于此。”⁽⁷⁾可见《长编》的撰修，始于李焘重编《百官公卿表》。对该书所载史实，李焘在《序》中则言：“某既不自料，故追继光作，将以昭明祖宗之盛德大业，使众说咸会于一，不敢凿空架虚，荧惑视听。固当事事谨其月日，如古《春秋》，乃可传信。”⁽⁸⁾

除私修史著之外，李焘还参与了重修《徽宗实录》和编撰《四朝国史》等工作。他在《请求重行刊修〈徽宗实录〉札子》中指出：“若不就今文字未尽沦落，尚可着意收拾，同力整顿，日复一日，必至是非混乱，忠义枉遭埋没，奸谀反得恣睢，史官之罪大矣”！于是他要求对《徽宗实录》“仔细看详。是则存之，非则去之，缺则补之，误则改之。宜从元符三年正月至十二月，每事开具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何者为阙，何者为误，今合如何删修，仍进呈取旨。若一年义例既定，则余年自可仿此编集。此一无甚难者，但须检勘全备，辨证精审耳！”⁽⁹⁾在此李焘同样强调要对史实加以辨伪求实。

师法李焘的李心传编修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对于该书的编修缘由，许奕在给宁宗的奏状中指出：“臣伏见隆州乡贡进士李心传，博通群书，尤熟本朝故事。尝谓中兴以来明君良臣丰功盛列，虽已见之《实录》等书，而南渡之初，一时私家记录往往传闻失实，私意乱真，垂之方来，何所考信？于是纂辑科条，编年记载，专以《日历》、《会要》为本。然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辨之，可疑者阙之。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久而成编，名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¹⁰⁾可见该书的编修缘由主要在于汇集官、私方史料，以便对南宋中兴时的史事做到辨伪存真。(www.xing528.com)

同时，李心传还编修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他在该书甲集《自叙》中就明确指出：“每念渡江以来，记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乃辑建炎至今朝野所闻之事，凡有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分门著录。”可见他编修该书的目的是为保存史实，褒扬时贤。此外，李心传还撰有《旧闻证误》15卷。该书求真存实的目的更为明晰。清四库馆臣对此评论说：“凡所见私史小说，上自朝廷制度沿革，下及岁月之参差，名姓之错互，皆一一详征博引，以折衷其是非。”⁽¹¹⁾近人余嘉锡亦认为：“心传著书，专证人之误，纤悉必举。”⁽¹²⁾总之，通过对李心传编修史书缘由的详细分析，则可以明显看出他旨在存真求实。

除自己著史讲求求实存真之外，李心传在评论他人史著时，亦坚持以此作为品评标准。如他对吕祖谦和陈傅良及其著述就论说道：“近岁吕伯恭最为知古，陈君举最为知今。伯恭亲作《大事记》，君举亲作《建隆编》，世号精密。余尝考之，皆不免差误，亦随事辨之矣”。由此可见，即便是“世号精密”的《大事记》和《建隆编》，仍难免有误，为此李心传还做了考辨。又如他认为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条贯至善，今草本行于世者，于唐肃宗朝直脱二年之事，亦由门人缀辑，前后不相顾也。又自唐武德八年以后，至于天祐之季，甲子并差。考求其故，盖《通鉴》以岁名书之，而文公门人大抵多忽史学，不熟岁名，故有此误。”⁽¹³⁾在此李心传明确指出；由于理学家朱熹的门人“多忽史学”，从而导致行世的《资治通鉴纲目》草本多有差误，这显然是合乎实情的推断。再如他认为王称的《东都事略》“尤疏驳”，熊克的《九朝通略》“颇讹舛”，⁽¹⁴⁾《中兴小历》“多避就，未为精博”，李丙的《丁未录》“纪载无法，学者弗称焉。”⁽¹⁵⁾这同样可以看出；作为史学家的李心传对史书的编修质量要求极高。

总之，除上述李焘和李心传之外，史家徐梦莘、陈均和高斯得等人无不以存真求实作为著史的最基本准则。不过，在对社会历史发展以及具体史事的看法上，南宋史家由于受到阶级和时代条件的局限，从而在所编修的史著当中，往往存在一定偏失。如李焘在编修《长编》时，便以“是元祐、非熙丰”作为最主要的编修主旨之一。李心传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则是其道学思想。他的弟子高斯得对此论述道：“秀岩先生，近世大儒也。世徒见其论著藏于明堂石室，金匮玉版，遂以良史目之。不知先生中年以后，穷极道奥，经术之邃，有非近世学士大夫所能及者。”⁽¹⁶⁾作为当世大儒的李心传，甚至把道学提到了关涉国家安危的程度。他说：“窃考道学之废兴，乃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关系。”⁽¹⁷⁾这显然是有意抬高了道学的地位。凡此等等，均表明史家修史虽旨在尽力追求史实的客观真实性，但在记述史实、表述历史时，仍会受到自身历史观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