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探讨华夷之辨思想

三、当代史中体现的华夷之辨思想

与南宋诸儒讲求正统、阐发《春秋》攘夷思想相呼应的是，南宋史家在其所著当代史中，亦表现出了强烈的华夷之辨思想。

王称在其纪传体史著《东都事略》中，附录有辽国（上、下）、金国（一、二）、西夏（一、二）、西蕃和交趾传。其中在该书卷123卷首《总叙》中，他首先肯定自古以来，中国就与外夷并存。他说：“甚矣！中国之有夷狄也，蛮夷、猾夏见于尧、舜之时，昆夷、狁见于文王之世。夫尧、舜、文王，帝王之盛也，夷狄犹未尽率服，则后世可知矣。在汉则有匈奴之强，而唐亦有突厥、回纥、吐蕃之暴。汉、唐尚然，则非汉、唐又可知矣”。接着他概述了北宋与辽、夏和金之间的关系变化，并且尤为注重北宋后四朝历史。他指出：“神宗雄才大略，有开拓四夷之志。虽复地于熙河，寻败师于灵武。逮至元祐，力主和戎之议。绍圣复建用兵之策。蔡京既收湟、鄯，王黼谋取燕云，驯致金兵扰我甸服，斫丧帝室，屠害生灵，而二圣俱北狩矣，可不痛哉！此其服叛去来，为中国利害者也”。由此可见，王称对北宋亡于金的历史过程深感伤痛。在具体回顾总结宋与辽、金关系时，他认为信义是维系双方关系的基础。如在卷124《辽国传》后的“臣称曰”中，他极力称颂真宗和仁宗两朝能以信义与辽和平相处。他说：“真宗以礼币结隆绪，仁宗以信义怀宗真，圣人一视同仁，兼爱南北盖如此”。而在卷126《金国传》后的“臣称曰”中，则说：“女真以戎虏遗绪，崛起海陬，乘天祚暴昏，谋殒厥祀。是时中国承平日久，大臣喜开边事，首纳良嗣之叛，以图燕壤之复。又听张觉之归，以启狂虏之釁，自是中国弱而夷狄强矣。然蔑弃信义，犯我畿甸，邀索金币，济其贪毒，于斯时也，国何以支，而民何以堪乎？以此言之，中国武备盖不可一日而忘也”。在此，王称主在痛斥宋臣轻易开边纳叛，导致金弃信义，索要财物，侵占宋土，原有的以信义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格局从此被破坏，因此他认为朝廷需要始终讲求武备。在卷129《西蕃传》后的“臣称曰”中，王称甚至认为：“夷狄，禽兽也”。在此王称已表现出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这种看法显然是走向了极端，是不正确的。

徐梦莘广泛搜罗野史及其他相关文书二百余家，编成《三朝北盟会编》250卷，以记述宋金通和用兵之事。其间他不仅如《自序》所言，采取“其辞则因元本之旧，其事则集诸家之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的取材编修原则，使宋金官私著述的原貌大多能够得以保留，而且他还在该书《自序》之首便说：“呜呼！靖康之祸古未有也，夷狄为中国患久矣！昔在虞、周，犹不免有苗、狁之征。汉、唐以来，如冒顿之围平城，佛狸之临瓜步，颉利之盟渭上，此其盛者。又其盛，则屠各陷洛，耶律入汴而已。是皆乘草昧、凌迟之时，未闻以全治盛际遭此，其易且酷也”。可见他是怀着强烈的亡国伤痛之心在编撰此书。书中他多采用《春秋》笔法，如对宋金国书往来不仅皆有定称，而且无论时间先后，宋致金的“朝廷国书”总在前，“金人国书”总在后；宋朝皇太后、皇后之死曰“崩”，金国皇帝之死曰“殂”；金人侵犯某地曰“寇”、“犯”等等。此外，该书于“靖康之难”纪事之后，在卷96至卷100特设“诸录杂记”以汇聚时人的记载及看法。在徐梦莘选录的时人对祸乱之由的看法方面，时人认为北宋后期奸臣误国是主要原因。同时，朝廷与金结盟无疑是失策之举。如徐氏征引的赵子砥在《燕云录》中就论说道：“宣、政以来，朝议所失者，远结金人，近灭契丹之过也。金人既并其国，我朝虽厚其赐予，重其和好，必来袭我治安。盖初取契丹，实意图我国，况开其路而引之耶！金人讲和以用兵，我国敛兵以待和，迩来遣使数辈，皆不得达。刘彦宗曰：‘金国只纳楚使，焉知复有宋也！’则是吾国之与金国，势不两立，其不可讲和明矣”！在此赵子砥表现出了极强的夷夏之防观念。又如《小臣孤愤野录》的作者在其书《总叙》中指出，他汇聚重编时人所著，如丁特起的《孤臣泣血录》、袁彦范的《痛定录》、《尝胆录》、李纲的《传信录》以及《择术斋记史略》等，主要目的是：“悉著奸臣蔽主误朝之实”，使“志士仁人复不共戴天之仇，刷四海九州之耻”。可见该书作者亦具有强烈的复仇攘夷意识。总之，徐梦莘以遭受“靖康之难”的时人记述来直接反映宋金战和之事，这种做法的本身，就体现出他对金所作所为的痛恨之情。(www.xing528.com)

李心传在编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时，对有关金国文献明显持贬斥态度。如他在《要录》正文部分，对“金复取河南诏”仅选取了“非朕一人与夺有食言，恩威弛张之间，盖不得已”十数字，而注文在用《绍兴讲和录》存录诏文之时，亦认为：“其词悖慢如此。……其诋斥之词三百六十三字，已削去，要当更删削附书之。”⁽⁵¹⁾可知正、注文对原诏均有所删削。又对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所记的“呢玛哈狱中所上书及金人诛呢玛哈诏”，李心传认为：“其文鄙陋，他书无其事，今不取。”⁽⁵²⁾凡此等等。可见李心传在编修《要录》时，以金人文献词语悖慢鄙陋为由，对其多加删削，这种做法实质是李心传具有强烈的华夷之辨思想的体现。

总之，南宋史家在编撰当代史著时，对强邻金等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华夷之辨思想，无疑是特定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