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春秋攘夷思想解析

二、阐发《春秋》攘夷思想

孔子在周道衰微之际著《春秋》，其编撰原则是据鲁、亲周，常事不书，详内略外，一字定褒贬等。他的这种春秋笔法至汉代以后更为世人所推崇，如朱熹就认为《春秋》大旨在于“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³⁷⁾即其内含有强烈的尊王攘夷思想。

对于宋儒而言，他们对“尊王攘夷”、“华夷之辨”大义的发挥，主要集中于其《春秋》学研究方面。在两宋研究《春秋》的著述数量方面，史载《三朝国史·艺文志》著录有72部，658卷；《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17部，114卷；《四朝国史·艺文志》著录36部，375卷；《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著录129家，174部，2271卷。⁽³⁸⁾其间可以确定的是北宋约有125部，南宋《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虽载有174部，但存在重录北宋著述和缺少南宋末著述的现象。不过，由以上著录状况可知；两宋间研究《春秋》的著述相当多。

由于两宋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因此宋儒对《春秋》“尊王攘夷”思想的阐发前后有着不同的偏重。如北宋孙复撰《春秋尊王发微》，则全书主在体现“尊王”主题。而南宋初胡安国著《春秋传》，其书卷一开宗明义就论《春秋》之旨在于“谨于华夷之辨”。在此，仅以南宋时的状况而言，胡安国著《春秋传》的目的，据其《自序》所言：“近世推隆王氏新说，按为国是，独于《春秋》，贡举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设官，经筵不以进读。断国论者，无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适，人欲日长，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乱华，莫之遏也”。为此，他潜心二十余年著成此书，用以表明复仇攘夷之义。期间，胡安国具体从地域和文化两方面以发挥“攘夷”之义。其言：“《春秋》，圣人倾否之书，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³⁹⁾此讲内外有别，从地域上区分华、夷。又言：“中国之所以贵于夷狄，以其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尔。”⁽⁴⁰⁾此则讲贵贱之分，从文化观念上区分华、夷。正因为他极力倡导“攘夷”，于是认为：“以诸夏而亲戎狄，致金缯之奉，首顾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诸夏，位侯王之上，乱常失序，其礼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内，无出入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此说者，其知内外之旨而明于驭戎之道。”⁽⁴¹⁾尽管“盟虽《春秋》所恶”，但只要是“攘夷”之举，胡安国便予以推许。如僖公二年九月齐桓公与诸侯盟于贯，《春秋》独言江、黄等“东方之与国”。胡安国解说道：“二国来定盟，则楚人失其右臂矣。……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虑周矣，其攘夷狄免民于左袵之义著矣。”⁽⁴²⁾又如文公八年冬十月，公子遂既盟晋赵盾，又接着盟雒戎，《春秋》分记二事，胡安国解说道：“圣人谨华夷之辨，所以明族类，别内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丑居之，乱华甚矣。再称公子，各日其会，正其名与地，以深别之者，示中国、夷狄终不可杂也。”⁽⁴³⁾以上情况正部分地反映了胡安国在该书《自序》所言的：“虽微辞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由于该书旨在阐发攘夷等思想，以义理说《春秋》，因而“近世学《春秋》者皆宗之。”⁽⁴⁴⁾并且据陈傅良所言：“浙间人家家有《春秋传》。”⁽⁴⁵⁾胡安国之子胡宁不仅帮安国完成了《春秋传》，而且还著有《春秋通旨》，“以羽翼其书。”⁽⁴⁶⁾随后，时人王葆著《春秋集传》，其说“多用胡氏。”⁽⁴⁷⁾此外，当《春秋传》由胡安国奏进给高宗时，高宗褒奖说：“安国明于《春秋》之学，比诸儒所得尤邃。”⁽⁴⁸⁾此后，当赵鼎向高宗问及是否已圣览《春秋传》时，高宗说：“安国所解，朕置之座右。虽间用传注，颇能明经旨。朕喜《春秋》之学，率二十四日读一过。”⁽⁴⁹⁾

正是由于有胡安国《春秋传》的推动和高宗的偏爱，使得南宋治《春秋》者甚盛。其中如高闶、陈傅良、吕祖谦、朱熹、魏了翁、赵鹏飞、家铉翁和王应麟等均撰有《春秋》学论著，并且一些还存留至今。面对南宋民族矛盾相当突出的社会现实，这些论著中都会阐发《春秋》攘夷思想。如朱熹虽无研究《春秋》的专著，但在《朱子语类》卷83则有论说《春秋》及三传专章，在阐发《春秋》攘夷思想时，他联系南宋现实论道：“《春秋》固是尊诸夏、外夷狄，然圣人当初作经，岂是要率天下诸侯而尊齐、晋。自秦桧和戎之后，士人讳言内外，而《春秋》大义晦矣”！可见他是极力倡导华夷有别的。(www.xing528.com)

又如今存《春秋经筌》凡16卷，赵鹏飞撰。鹏飞字企明，号木枘子，绵州人，生平事迹不详。在其书《自序》中，赵鹏飞言：“学者当以无传明《春秋》，不可以有传求《春秋》。谓《春秋》无传之前，其旨安在？当默与心会矣，三《传》固无足据”。具体在他舍传解说《春秋》经时，则能联系当时形势，给予独特的解释。在该书首卷，他明确认定《春秋》是“中兴周室之书”。随后，他在书中将华夷之辨作为重要阐发内容之一。如在该书卷六《春秋》僖公八年“夏狄伐晋”条下，赵鹏飞先指出：“狄之为诸侯患久矣！”随后又在僖公十三年春“狄侵卫”条下，他指出：“前年狄灭温，温子奔卫。今狄侵卫，以卫纳温子也。呜呼！狄之横甚矣，灭其国，墟其社稷，虏其人民，而其君逋窜矣，尚欲得之以甘心焉。彼温子何慊于狄哉，恃强无厌，其性耳，君子不责也，而中国固有伯主，岂容安视而不讨乎？”后至僖公十四年“狄侵郑”条下，他进而论说道：“前年狄灭温、伐晋、侵卫，王不讨也。今侵郑甚矣。赤狄、白狄，皆在西北，今侵卫而至于郑，则与楚合矣。狄人与楚合，吾为齐桓惧之，至是之甚而不讨，桓公之伯心怠矣，老而溺于内宠，内不能治，何暇治狄乎？五伯桓公为盛，惜乎其不克终也，奈何”！在此赵鹏飞深为外狄乱华而齐桓公不能救叹息。又如在该书卷七《春秋》僖公十九年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条下，赵鹏飞论说道：“呜呼！齐之会，为桓公之辱大矣！桓公以四十年图霸中国，而服楚于召陵，艰乎为力哉！今桓之葬，坟土未干，而诸侯召楚人以盟于其侧。诸侯则然尔，而孝公非桓之子乎？父攘之以除中国之患，子盟之以为天下之害，人之贤不肖，父子之间遂尔霄壤耶，吾知桓公在泉之灵，盖不胜其愤也！”随后在僖公二十一年“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条下，赵鹏飞又论说道：“呜呼，愚哉！宋襄之图霸也。……乃一旦会楚人，于鹿上之盟，欲以只牲尺书，服虎狼之楚，吾于是知其大愚而不移，蹈死地而不恐者也。夫天下所赖乎霸者，以其能内抚外攘，故诸侯恃以安靖而服从，强暴有所畏忌而不敢陵犯。今宋襄结仇于四邻，国人且不顺，而况于诸侯乎！乃召楚人于境内以盟之。夫鹿上，宋地也。引虎入闺闼，妇人孺子为之战恐，而襄公更以为安，非愚固如是乎？幸脱抟噬，其亦幸矣，而秋又会之，虎口安能屡逃哉，宜其见执也”。在此赵鹏飞极论齐宋等盟楚甚谬，用以表明华夷之别。再如在该书卷七《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师”条下，赵鹏飞论说道：“今鲁憾齐之侵伐，而乞师于楚，是召外兵横行中国，其罪可胜诛乎！虽齐之伐我，固不义矣，以鲁之众，仗义而报之，何患不克？乃召兵于楚，而示弱于远夷，开其轻东夏之心，以为天下患，谓之智，可不可也？”又在同年冬，“楚人伐宋围缗”条下，赵鹏飞不仅指出：“公子遂如楚乞师，夔为楚灭，宋被楚围而齐怨，固未报也。呜呼！一举动之缪，贻祸天下，其罪可胜诛乎！”而且还说：“因知兵祸不可启，而中国不可示弱也，以此垂戒。后世犹有借兵回纥，而求援吐蕃者，呜呼，害哉！”再在同年“公以楚师伐齐取谷公至自伐齐”条下，赵鹏飞进而论说道：“君子所恃以安靖国家者，有诸内，不求诸外；有诸内，则本不揺而外无忧，不求诸外，则权在己，而外有所忌”。在此赵鹏飞对鲁公子遂乞师于楚而导致楚伐宋齐等深表愤慨。总之，宋末赵鹏飞在解说《春秋》之义时，极为强调华夷之辨，其动机则是针对南宋现实问题发论，并旨在能为统治者提供借鉴。

再如王应麟曾撰有《春秋三传汇考》36卷，可惜该书已佚。不过，在今存《困学纪闻》卷六和卷七中，仍可探知王应麟对《春秋》及三传的基本看法。王应麟认为：“明天理，正人伦，莫深切于《春秋》”；又认为：“《春秋》以道名分”。这是他对《春秋》旨在尊王定分的基本看法。同时，他又积极阐发《春秋》“攘夷”之义。如他认为《春秋》“书狄入卫，书楚子入陈，不忍诸夏见灭于夷狄，故称‘入’焉”。又如他对春秋时夷狄参与甚至主持盟会深表不满。他指出：“溴梁之盟，大夫无君；申之会，诸侯皆狄。春秋之大变也，有鸡泽之盟，而后有溴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后有申之会”，于是要“君臣、夷夏之分，谨其微而已”。又言：“夷狄之主盟，自楚灵始也。申之会，鲁不至。及薳启强之召，而后如楚焉，则鲁不亟于从狄也。故曰：‘鲁一变，至于道’”。这表明他特别强调华夷之别，并且对鲁不从夷狄的做法深表赞赏。他甚至还认为《春秋》含有夷狄乱华之义。他说：“平王之迁，戎为之也；襄王之出，狄为之也。《春秋》之笔，戎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诸侯之会，天下之变极矣”。最后，他还直接运用《春秋》攘夷之义来分析时事。他指出：“列国之变，极于吴、越。通吴以疲楚者，晋也。通越以挠吴者，楚也。春秋于是终焉。唐以南诏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诏。本朝以女真灭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将亡也，吾国又不监宣和，而用夹攻之策，不知《春秋》之义也。”⁽⁵⁰⁾

总之，南宋诸儒治《春秋》主在攘夷，是史学经世的最显著表现。它表明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历史时期，士大夫为了国家和本民族的利益，以华、夷有别来表达其爱国之心，并且以此来唤起民众和督促统治者保家卫国，以维护本民族利益。虽然在今天看来，该思想有一定的狭隘性，但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因为它是时人结合时事的基本看法，是时人思想的直观表露，是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