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正统论及其重要性

一、正统论

北宋由于彻底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两百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统一。时人有鉴于唐末五代礼义廉耻丧失殆尽的客观社会现实，讲究尊王和“大一统”的正统观念由此得以产生。如欧阳修就依据儒家经典“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之语，以“居正”和“一统”作为正统的标尺。他明确指出：“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晋、隋是也。天下大乱，其上无君，僭窃并兴，正统无属，当是之时，奋然而起，并争乎天下，有功者强，有德者王，威泽皆被于生民，号令皆加乎当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合天下于一，则大且强者谓之正统，犹有说焉。不幸而两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则皆正；较其义，则均焉，则正统者将安予夺乎？东晋、后魏是也。其或终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则可谓之正统乎？魏及五代是也。”可见他所认定的既正且统的王朝有尧、舜、夏、商、周、秦、汉、晋、隋、唐，正而不统者如东晋等。同时，他认为正统有断有续，断而后续。他说：“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¹⁷⁾此外，在有关三国正统归属问题上，他坚持以曹魏为正统。此后，苏轼撰有《正统论》三篇。他认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¹⁸⁾其看法与欧阳修基本相同。那么依据欧阳氏和苏氏的理论，北宋王朝正合乎“居正”和“一统”标准。不过，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则不别正闰。他指出：“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九州，传祚于后。”⁽¹⁹⁾由此可见，他主在据事纪实，不论正闰。尤其如他以曹魏年号统纪三国之事，声称：“所修《通鉴》，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纪事尔，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²⁰⁾其实这种做法隐含有以曹魏政权为正统的思想，而这种以曹魏为正统的思想正是宋初结束分裂割据，完成国家统一之后的客观社会形势在思想领域中的具体反映。

总之，北宋诸儒讲求正统思想的最终目的，显然是为北宋王朝的统继问题寻找理论依据，以便说明本王朝存在的合理化。

但经过“靖康之难”以后，金灭辽侵宋，并占有中原，赵宋王朝只能偏安江左。这种客观的社会现实反映到南宋时人的思想意识和观念里，则是他们对于正统理论中“合天下于一”的观念淡薄了，而“居天下之正”的意识突现了。他们需重新论定历代正闰问题，将中兴绍续绝统放在了首位。尤其是只有将禹夏之少康、东汉之光武、蜀汉之昭烈和东晋之琅琊视为中兴续统的正统政权的政治领袖，才可认定南宋康王亦为绍续正统地位的南宋政权的政治领袖。⁽²¹⁾基于此，张栻在编撰《经世纪年》时，据其《自序》⁽²²⁾可知，他所列的“大节目”便是少康复续夏统、光武中兴、昭烈以正义立于蜀等。其中在对待三国何者为正问题上，明确表明正蜀。对于这种现象，清人指出其关键在于：“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²³⁾这就是说，南宋正蜀之说是为南宋政权合法性寻求的最佳理论依据。同时，张栻在《自序》中还认为：“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齐、后周，皆夷狄也，故统独系于江南”。这明显是从“华夷之辨”的角度来论述历史上的正统归属，它具有强烈的“攘夷”特色。此外，张栻还特意编撰《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以表明正统所在，以颂扬诸葛亮辅佐之功。他在该书《跋》中云：“近世钜公（指司马光）作史书编年，乃以魏年号接汉献之统，故其所书名不正而言不顺。予谓献帝虽废，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武侯辅之，汉统未坠也。要尽后主末年始系魏年号为正”。

继张栻之后，朱熹则明确把正统论作为史著编修的根本纲领。他编撰《资治通鉴纲目》的目的就是为了明正统，正名分。为此，他制定了包括统系等共19门，凡137类的详细“凡例”。其中统系门中，除正统以外，则分列国、篡贼、建国、僭国、无统、不成君和远方小国共8类。他明确指出该书“因年以著统。凡正统之年，岁下大书；非正统者，两行分注”。又表明：“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那么他认定的正统究竟是怎样的呢？他说：“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²⁴⁾按此标准，宋朝以前的周、秦、汉、西晋、隋、唐属于正统，而其余王朝均称不上正统。他又把正统分为两种，一是正统之始，一是正统之余。“如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而如东晋、蜀汉开始得到正统，以后竟失去，这是正统之余。对于魏蜀正闰问题，当有人问及时，他答道：“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²⁵⁾这表明他对司马光有关魏蜀正闰问题的处理不甚满意，而他本人认定蜀汉为正统。此外，朱熹还有所谓“无统”说。其“无统”是指周秦、秦汉、汉晋、晋隋以及隋唐之间的时代和五代十国。由此可见，朱熹正统论的基本点在于国家是否统一，大权是否归一，某一姓的统治是否中断，以及是否“居天下之正”？这表明他不仅要阐明历代正统归属，而且更要为南宋政权的合法化找到强有力的理论依据。(www.xing528.com)

其他如晁公迈早在高宗绍兴七年便撰成《历代纪年》10卷。⁽²⁶⁾该书则“始之以正统，次之以封建僭据，再次之以盗贼、夷狄、道里，而后以历代年号终焉”。晁公迈编撰此书，则为表明：“凡节目之大而关于体统者，可以概见。”⁽²⁷⁾又如朱黼撰有《纪年备遗》100卷。该书“因《通鉴》、《稽古录》，章别论著，始尧、舜，迄五代，三千余篇。述吕（后）、武（则天）、王莽、曹丕、朱温，皆削其纪年以从正统。曰：‘吾为书之志也’，书法无大于此矣！报仇明耻，贵夏贱夷，其次也。”⁽²⁸⁾

在张栻和朱熹等人的影响和感召下，南宋论述正统问题的学者还有不少，而其中尤以专门言及三国正闰之属者为最。如现存萧常所撰的《续后汉书》42卷［按：萧氏《进续后汉书表》言该书凡42卷，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则为44卷，二者有异。］，包括《蜀帝纪》、《年表》各2卷，《列传》18卷，《吴载记》12卷，《魏载记》9卷，另有音义4卷，义例1卷。该书实为改修《三国志》而成。据萧常进《续后汉书表》，他撰此书完全是为了正名义，重书法。对此，周必大在为该书所作《序》中亦言，萧常是继《汉书》和《后汉书》之后，以昭烈至少帝之史事为《续后汉书》，以便为蜀汉“正名”。⁽²⁹⁾故此，萧常为蜀汉设有帝纪、年表和列传，而为曹魏和孙吴仅设有载记，并且书名极为鲜明。此外，时人欧阳守道称赞该书书法“与朱公《通鉴纲目》合”。⁽³⁰⁾清四库馆臣则明确指出：“盖其大旨在书法，不在事实也。然其义例精审，实颇得史法。”⁽³¹⁾又如韩元吉在《〈三国志〉论》中指出：“（陈寿）以三国云者，示天下莫适有统也。魏则纪之，吴、蜀则传之，是有统也。魏之君曰帝、曰崩；吴之君曰某、曰薨；蜀之君曰主、曰殂，此何谓耶？夫既已有统矣，而又私于蜀，是将以存汉也。存汉则不可列于传也。……吾将加蜀以汉，加其主以帝王而并纪之。”⁽³²⁾可见韩元吉亦旨在为蜀明正统。同样，李杞著《改修三国志》，则“尊昭烈、后主为汉纪，魏、吴次之。”⁽³³⁾再如黄震在《读史论〈三国志〉》中亦力辨：“欲观三国之志载者，他未暇责也。必先正蜀汉之称而后可。”⁽³⁴⁾最后，南宋末周密对此论说道：“正闰之说尚矣！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作《纲目》以纠之；张敬夫亦著《经世纪年》，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其后庐陵萧常著《（续）后汉书》，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尽后主炎兴元年癸未。又为吴、魏载记。近世如郑雄飞亦著为《续后汉书》，不过踵常之故步。最后翁再又作《蜀汉书》，此又不过拾萧、郑弃之竹马耳，盖欲沽特见之名，而自附于朱、张也。”⁽³⁵⁾可见南宋正统之辨类著述甚多。总之，南宋诸儒在论述到三国正统问题时，基本持帝蜀观点，其最终目的是为南宋政权的统系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对于两宋人热衷于辨明正统的问题，清人章学诚结合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辨析道：“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今则第为文人论古必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³⁶⁾章学诚设身处地的分析，恰能说明宋人的正统论思想，是其特定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