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会通古今的通史编修

二、会通古今的通史编修

中晚唐时期，与唐前期官方主修纪传体断代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通史撰述之风日渐形成。据瞿林东先生统计：有传记体的韩潭《统载》30卷，典制体的杜佑《通典》200卷，纪传体的高峻《高氏小史》60卷，以及编年体的许嵩《建康实录》20卷、马总《通历》10卷、陈鸿《大统纪》30卷和姚康《统史》300卷。⁽¹⁸⁰⁾

受此风影响，两宋通史撰述之风逐渐兴盛。南宋郑樵在《通志·艺文略》“史部·正史类”中专门设有“通史”子目，著录该类著述共22部。其中包含的唐刘知几的《史通》，虽以“通”字命名，但其并非贯通古今社会之变的通史，而是史评类著述，这反映出郑樵在书的归类方面仍有欠缺。高似孙亦在《史略》卷4中专列“通史”专目，并且著录通史9部。其中含苏辙的纪传体《古史》。不过，北宋通史性著述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宋末王应麟对此有言：“梁武帝敕群臣，自太初终齐，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济阴王晖业起上古终宋，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书无传。《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为百二十卷。今虽存而传者鲜。自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¹⁸¹⁾王应麟虽就存佚状况发论，但这无不表明《资治通鉴》在当时的地位和价值。

同北宋乃至此前相比，南宋时期的通史著述不仅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在编修体例上更趋多样化。

1．编年体通史

胡宏的《皇王大纪》凡80卷，主要记述皇帝王伯之事。始于盘古，止于周末。以盘古、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为《三皇纪》，伏羲至尧、舜为《五帝纪》，夏、商、周为《三王纪》。其中前二卷自盘古至帝喾，年代无法考信，粗存名号事迹而已。自唐尧甲辰起，运用邵雍的《皇极经世》⁽¹⁸²⁾开始编年。据他与门人彪德美的书中提到：“史书自威烈王三十三年而下，其年纪、世次、兴亡大致尝略考之矣。自是而上及鸿荒之世，所可知者则未尝深考之也。今博取群书，取其中于理不至诬罔圣人者，用编年为纪，如《通鉴》然，名之曰《皇王大纪》。考据三代虽未精当，然亦粗有条理，可辨王伯，不至纷纷驳杂如前史所记也。”⁽¹⁸³⁾可见胡宏对其书还是较为满意的。清人朱彝尊在将该书所记上古之事与苏辙《古史》、罗泌《路史》、胡卫《通史缘起》等所记加以比较后，指出：“惟五峰胡氏所述《皇王大纪》八十卷，自盘古氏迄周赧王，举二千余岁事，广摭史传，以经义贯通之，庶几择之精而语之详矣！”⁽¹⁸⁴⁾说明该书能广征博引，用词雅驯。以上情况表明，该书虽为编年体通史，但对于远古难以准确纪年和考信之史的处理，则采用“纪”的编修形式，并且广征史籍，加以论述，从而通过变通有效地解决了该段历史的记述问题。此外，该书史论结合，观点鲜明。

吕祖谦撰有《大事记》12卷、《解题》12卷和《通释》3卷。其中《大事记》记事起自周敬王三十九年，至汉武帝征和三年。该书主要参考《左氏传》、历代史、《皇极经世》、《资治通鉴》和《稽古录》等书编撰而成，并且每条纪事均注明出处。它是一部简明的编年大事史。而《通释》则征引诸儒议论文字，其中有《易大传》、《书序》、《诗序》、《论语》、《孟子》、刘向《战国策序》、《太史公自序》、《史记》，直至《程氏遗书》，以便阐明帝王统纪。《解题》则是对《大事记》的本末作扼要的介绍，并且附有吕氏自己的论断。可见吕祖谦编撰此书，不仅其所撰内容简明易懂，而且在编修方式上，力求做到该书三部分互为经纬，突出体现了史事、议论和阐释三方面有机结合的编修特色。黄震对吕祖谦编修三书加以称赞说：“其用工甚至，其考订甚详。晦庵尝见其书于身后，答书于其子弟而称之。”⁽¹⁸⁵⁾

马廷鸾编纂的《读史旬编》凡38卷，记事自尧甲辰至五代周显德七年庚申，凡3317年的史事。马氏“本康节邵氏《经世纪年图》（按：当为《皇极经世》）、朱文公《通鉴纲目》，略仿吕氏义例，而为《读史旬编》。”⁽¹⁸⁶⁾即该书在编纂体例上吸收了邵雍的《皇极经世》、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和吕祖谦的《大事记》的编修方法，最后编修成了包括有“事目”和“解题”为主的“谱”、具有序言性质的“通说”、使复杂史事条理化的“图”，以及历代之始依《皇极经世》推考气运变迁的通史性著述。可见该书在体例结构方面，已完全突破了传统编年体的编修体例，而是在吸收它书体例的基础上，使其书体例更为完备。

金履祥的《资治通鉴前编》凡18卷，记事起自尧甲辰，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凡1950年，以补《资治通鉴》未贯穿远古之缺。该书的编修，是鉴于刘恕《资治通鉴外纪》“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谬于圣人，此不足以传信”之故。编修时，金履祥运用邵雍《皇极经世》和胡宏《皇王大纪》的体例，“损益折衷，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¹⁸⁷⁾此外，金履祥作《举要》（3卷）以表纲领。其“凡所引经传子史之文，皆作大书，惟训释及案语则以小字夹注附缀于后”。清人认为：“盖避朱子纲目之体，而稍变《通鉴》之式。”⁽¹⁸⁸⁾可见该书在编修体例方面确有其自身特色。

除以上诸书及南宋改编《资治通鉴》的其他著述（参见表6-3）之外，历史纪年类著述在南宋亦为数不少。如朱绘有《历代帝王年运诠要》10卷、晁公迈有《历代纪年》10卷、朱黼有《纪年备遗》100卷和《纪年统纪论》1卷、陈傅良有《读书谱》1卷、孙应符有《历代帝王纂要谱括》2卷，以及张栻有《经世纪年》2卷等。该类以运历、历谱以及纪年为名称的历史纪年类著述，基本以年系事，并且一些在纪年叙事时还常常表明“正统”。如张栻在《经世纪年·自序》中指出：其书“大节目有六”。其中“汉献之末，曹丕虽称帝，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诸葛亮相之，则汉统乌得为绝。故献帝之后，即系昭烈年号，书曰‘蜀汉’。逮后主亡国，而始系魏。凡此皆节目之大者”。见于记载的类似做法还有晁公迈和朱黼。此足以说明，该类著述不只是单一的纪年大事谱，而是无论在编排形式上，还是在内容安排上，时而还体现着编者的特殊用意。(www.xing528.com)

2．典制体通史

自唐杜佑编修《通典》，并创立典制体以来，旨在探求历代典章制度损益因革的史书日渐增多，如前述南宋就有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说》12卷、陈傅良的《历代兵制》8卷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等。其中吕书“前皆列制度，叙述简赅。后为详说，议论明切。”⁽¹⁸⁹⁾陈书则先选录兵制史文，次用一段按语集中讨论有关问题。吕、陈二氏以这种方式编排，其目的旨在详明制度因革原委，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马端临编修《文献通考》，是鉴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以及杜佑的《通典》在“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¹⁹⁰⁾之故。为此他在门类划分方面，由《通典》的9门分厘增益为《文献通考》的24门。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和物异5门为《通典》所无，卷数也比《通典》增加了3／4。在编排内容上，则采用“文”、“献”、“考”三者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使典制体通史的编修体例更为完备了。

3．纪传体通史

自司马迁创立并撰有纪传体通史《史记》之后，受班固《汉书》断代为史的影响，纪传体通史的编修一直难以有所发展。直至南宋时，郑樵则极力推崇司马迁，并称《史记》为：“六经之后，惟有此作。”⁽¹⁹¹⁾为此，他继承司马迁“极古今之变”与“同天下之文”的精神，编修成《通志》200卷。该书记事起于三皇，迄于隋末，有的记事甚至下及唐、宋。其中占全书1／4卷帙的《二十略》，更是“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¹⁹²⁾尤其是《二十略》中的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谥、校雠、图谱、金石和昆虫草木等略，为郑樵本人自制，这无疑扩大了纪传体史书中“志”的编修范围，为日后编撰纪传体通史提供了范例。章学诚对此评价说：“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¹⁹³⁾

4．传记体通史

南宋末黄震撰《古今纪要》19卷，记事上起伏羲、神农氏，下迄北宋哲宗，是一部以人物纪传为主线而贯通古今的通史。该书记载上古至秦、西汉、东汉、三国、晋、南朝、北朝、隋及五代史事各1卷，唐7卷，北宋3卷。其中唐五代及北宋部分占全书内容的70%左右。在编排方式上，采用“每载一帝之事，则以一帝之臣附之”的做法，清四库馆臣认为：“（黄）震传朱子之学，故是书亦用纲目之例。”⁽¹⁹⁴⁾黄震此种编排方法是否完全依据的是纲目体例，尚需再论，但值得肯定的是，它在编修体例方面，确有其独特之处。

最后，“史表”作为史书的一种编修形式，南宋史家不仅撰有一代历史年表类著述，而且还撰有贯通古今的史表著述。如李焘就撰有《历代宰相年表》34卷。据其《自序》所言：“按诸旧史，惟《前汉（书）》及《唐（书）》颇有谱牒，其他率皆不具，脱略抵牾，迷失本真。乃旁搜远取，推究前后，悉用司马迁经纬之法，追为《年表》。起汉元，讫周显德，昔之参机务、执枢要者，莫不咸在。事有本末，附见于下。否则略之。使其人与其官皆相传而不绝，观宰相之出处进退何如，而天下安危治乱在目中矣。其足以补前代之缺文，掲当今之远鉴乎！合一千五百三十四年，离为三十四卷。”⁽¹⁹⁵⁾可见该书年经官纬，贯通古今，并且体现着李焘视宰相一职为“天下安危治乱所系”的思想内涵。

此外，南宋尚有难以归类的通史著述。如罗泌所撰的《路史》47卷，由“纪”和“论”两部分组成。其中“纪”包括《前纪》9卷、《后纪》14卷和《国名纪》8卷。“论”由《发挥》6卷和《余论》10卷组成。由于其构成颇为特殊，清人章学诚认为：罗泌《路史》“则自具别裁，成其家言者也。”⁽¹⁹⁶⁾

总之，通观以上通史类著述，其大量产生决非偶然。我们知道，自南宋初始，郑樵就明确倡导“会通”思想，并且在理论上强调博通之义。同时，浙东学者在探求古今制度沿革之时，必须追古述今。此外，南宋一些学者在探求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及其变化时，往往亦需贯通古今。由于有如此多的学者的倡导以及积极实践，南宋通史类史著的大量产生，以及在编修体例方面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