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新体裁的产生及运用

二、新体裁的产生及运用

如前所述，南宋人崇尚编年，通鉴学又在南宋相当兴盛。其结果之一便是由此产生了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同时，随着南宋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以编年形式编次人物事迹的年谱，以及记述学派学术传承流变的学案体亦得以创立和发展。

1．纪事本末体

该体出现于南宋前期，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是南宋袁枢撰成的《通鉴纪事本末》，凡42卷。该书完全以《资治通鉴》作为取材对象，选择汇列为上自“三家分晋”，下至“周世宗征淮南”等共239件大事（另附相关事项66项），每事为一篇，详记始末。这种以事为纲，区分门类，以类排纂，每事一篇，自为起迄的编纂方法，呈现出有别于编年、纪传二体的自身特征，它记述的对象和中心是一件件完整的历史事件。这种编纂方法明显地克服了“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¹²⁴⁾的缺陷，更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客观要求，因而颇受世人重视。从此亦在原有的编年、纪传二体之外，形成了纪事本末体。

几乎在同时，孝宗淳熙十二年，又出现了章冲编撰的《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5卷。该书以《春秋左氏传》为取材对象，以鲁十二公加以划分。每公之下，又按年依次类聚史事，每事一篇，自为起讫。具体选择汇列有上自鲁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下至哀公二十七年“越子盟于平阳”和“晋荀瑶伐郑”等共357件大事。书末有附录，主要附载灾异、力役、时政、列国兴废及器物等事。由此可见，该书所采用的亦为纪事本末体。不过，与袁枢之书相比，其设置的事目更细，并且书名称为“事类始末”。章冲用纪事本末体改编《左传》之后，清四库馆臣指出：“编录左氏书者，或以国分，或以人分，或以事分，凡数十家而未已。虽体例小殊，其源皆自冲发也。”⁽¹²⁵⁾同时，清人将章冲之书与清高士奇所撰的《左传纪事本末》比较后，指出：“冲书以十二公为记，此（指高士奇书）则以国为记，义例略殊。又冲书门目太伤繁碎，且于左氏原文颇多裁损，至有裂句摘字联合而成者。士奇则大事必书，而略于其细。部居州次，端绪可寻。与冲书相较，虽谓之后来居上可也。”⁽¹²⁶⁾由此可以看出，章冲之书虽对后世产生了不小影响，但在门目划分、史事类聚方面仍存在欠缺。这反映出纪事本末体在最初被运用时的真实状况。

以上袁、章二氏用纪事本末体编撰的是前代史。此后，南宋时人依据该体裁编撰成了当代史，如现今存世的有杨仲良的《长编纪事本末》和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¹²⁷⁾二书虽均采用了纪事本末体，但由于受现实环境的制约和当时多种创新体裁的影响，使其在分门编类的具体做法方面，已与袁、章二书不尽相同。而同属眉州人的杨、彭二氏，虽均是对《长编》的改造，但杨、彭二书在编纂宗旨和设目方面都存在明显不同。

杨仲良的《长编纪事本末》（150卷）是将北宋九朝史事分门别类，析为事目410条，目中复有子目70条，类目中仍以编年纪事。据姚勉为该书所作的《序》可知；该书原名为《本朝通鉴长编节要纲目》。杨仲良在取材于《长编》时，曾对其“辞剪其浮，事举其要，类总其萃，年系其时”，从而使所编之书做到“挈提以纲而纪载以目，经综而纬列，壁合而珠连”。其目的“使读之者可以便览观，可以备遗忘，可以识伦类，可以纪岁月，可以旁通而曲畅，可以本具而末举，其有益于学者大矣”。同时，该书在体裁的运用方面，姚勉认为：“司马《通鉴》一书有节本，有《举要历》，有袁氏《本末》，有朱夫子《纲目》。今此书之节要，辞剪其浮，即司马《通鉴》之自节本也；此书之标题，事举其要，即司马《通鉴》之《举要历》也；类总其萃，年系其时，袁氏之《本末》也；挈提以纲，纪载以目，即朱夫子之《纲目》也。一书而诸体备焉，用心亦勤矣。”⁽¹²⁸⁾姚勉的看法表达了他对杨书的高度评价。认为它具有了《举要历》、《资治通鉴纲目》的作用，“一书而诸体备焉”。然杨书并非是上述体裁的混合体，它的基本特征仍然是“类总其萃，年系其时”，即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不过，由于它广泛吸取了司马光《资治通鉴》节本和《举要历》的做法，特别是纲目体的某些长处，增多了事目，目中有时还设子目。因此，事目的设置相当细密是该书的最大特色。如在《长编纪事本末·神宗皇帝》（卷57至卷90）部分，其设置的事目竟达到了34条。其中在卷88和89“青苗法”中，又含子目8条。同时，杨仲良还直接承袭了李焘《长编》“是元祐，非熙丰”的编修宗旨，并通过事目的设定，把这一主旨概括而明确地显示了出来。如该书卷61事目为“吕惠卿奸邪”和“李定奸恶”；卷63和64事目分别为“王安石毁去正臣”与“王安石专用小人”；卷95至98事目分别为“用旧臣”上、下和“逐小人”上、下，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他“是元祐，非熙丰”的理念，较之李焘《长编》原书更为鲜明。

归结而言，在当时诸多创新体裁与体例纷纷出现的状况下，杨仲良吸收、融合众体之长，事目设立相当细密，以便更为鲜明地体现编修宗旨。对此，后人认为：“其书承袁机仲纪事本末之名，而大有不同，分类尤为繁琐。”⁽¹²⁹⁾不过，正因为如此，在李焘《长编》现今七朝传本全缺徽宗和钦宗两朝纪事的情况下，《长编纪事本末》在史料方面更加显得珍贵。

对于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而言；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典故类》和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类书类》解题言，该书仿照的是《通鉴纪事本末》的条例。赵希弁还进而说：其书“统而类之。事撮其纲，辞举其要”，并且该书纪事与《中兴治迹统类》一起“上自艺祖，而下至于孝宗，凡二百门云”。按现今传世的《太平治迹统类》，因篇卷断烂、文字讹夺而已非原貌，后人将其厘定为30卷。从现存修补、改订相对较少的事目，且偏重于记载典制及礼乐兵刑的兴废沿革状况来看，该书具有目简事明的特点。仔细推究其事目，如卷12神宗和卷18哲宗朝纪事事目，分别首列“神宗圣政”和“宣仁垂帘圣政”，卷27事目为“祖宗圣学”，等。可知彭百川之书主在宣扬皇宋王朝“治迹”，突出诸朝“圣政”。由此可见，彭百川之书有鲜明的编撰主旨，它更能体现彭氏本人的看法。在体裁方面，该书依据的是纪事本末体，唯一的差异是以“统类”命名。

《通鉴纪事本末》成书半个多世纪之后，理宗端平中，在蜀地做官的李文子，俾资中人郭允蹈撰成《蜀鉴》10卷。该书纪事上起秦取南郑，下至宋平孟昶，记载上下凡1300年关乎蜀之事。该书以事类聚，每事标有总题，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例。但在每事之内，各记事条则有纲有目有论，甚至还有考。具体而言，该书列有“秦人取南郑”至“西南夷本末（下）”共52个总题，书内还在“秦人取南郑”、“秦人取蜀”以及“秦人取汉中”等事件中直接表明“论”者凡28处，并且在叙事中对古地名今之所在详加考证说明。该书与《通鉴纪事本末》相比，虽在体裁上都是以每个事件为中心，但在取材与细目的设置上，《蜀鉴》有了新的变化。《蜀鉴》取材并非仅限于一书，而是广搜群书。各篇总题之下，不仅有纪事，而且有纲有目有论，并且有考。可见该书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同时还吸收了纲目体的编修方法。之所以如此，当与撰者的编修宗旨和当时蜀地的环境有关。南宋时期，川蜀成为抗金、蒙（古）元的战略要地，绍定六年理宗亲政，宋、蒙联合灭金，川蜀又面对着南进蒙古军的强大压力。《蜀鉴》的出现，适应了这种形势的客观需要。

综上所述，南宋袁枢创立纪事本末体之后，时人用以编修前代史及当代史的著述不少。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则该类史籍以事件为中心，每事一篇，列有标目，并依编年叙事，自为起讫，从而保持了事件的完整性。二则其编修宗旨较之编年体史书更为简明，史学功用更为突出。然而，南宋史家在对该体的具体运用、书名的确立，乃至事目的划分等方面，仍存在许多差异。具体而言；其一，在取材方面，袁枢、章冲、杨仲良以及彭百川之书，皆各取材于一书，或《资治通鉴》，或《春秋左氏传》，或《长编》，而《蜀鉴》取材则不限于一书。这表明南宋史家在运用纪事本末体时，能根据具体编修内容及其宗旨，确定相应的史源。其二，在南宋史体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时代，史家在编修史书时，往往兼取他家之长。如《长编纪事本末》和《蜀鉴》就同时采用了纪事本末及纲目等体。在细目的设置上，更是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色。最后，在书名的确立上，则有“事类始末”、“统类”等不同于纪事本末的名称。这一切无不说明，纪事本末体在南宋时仍处于不断被充实、完善，并且逐渐被时人接受的阶段。应该说，至迟到明代，基本以“纪事本末”统一命名，并随着以纪事本末体编修体例编撰的史书的日渐增多，纪事本末体才被逐渐确立了下来。到明清时期，该体完全得以独立发展，以至于清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中最终设立纪事本末类，以归并该类史著。

2．纲目体

由朱熹在编修《资治通鉴纲目》时所创立的纲目体，是指按编年叙事时有纲、目之分。纲仿《春秋》，大字顶格编排；目效《左传》，小字降格分注编排。据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序例》所言：“盖表岁以首年（原注：逐年之上行外书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则朱书以别之。虽无事，依《举要》亦备岁年），而因年以著统（原注：凡正统之年，岁下大书；非正统者，两行分注），大书以提要（原注：凡大书有正例，有变例。正例如始终兴废、灾祥沿革及号令征伐、杀生除拜之大者；变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皆特书之也），而分注以备言（原注：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终者，有详陈其事者，有备载其言者，有因始终而见者，有因拜罢而见者，有因事类而见者，有因家世而见者。有温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论；有胡氏所收之说，所著之评。而两公所遗，与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语，今亦颇采以附于其间云）”。以便“使夫岁年之久近，国统之离合，事辞之详略，议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掌”。由此可见，朱熹在编修该书时，先定立有详尽的凡例，其目的之一是为了使史书更简明易懂。对此，他自言：“此书无他法，但其纲欲谨严而无脱落，目欲详备而不烦冗耳。”⁽¹³⁰⁾目的之二完全是为了体现他的正统论观点。对此，旨在发明该书书法指意的尹起莘在《通鉴纲目发明自序》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是书之作，其大经大法，如尊君父而讨乱贼，崇正统而抑僭伪，褒名节而黜邪佞，贵中国而贱夷狄，莫不有系于三纲五常之大，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先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者也。……《纲目》之作，其有补于世教，殆亦有得于《春秋》之旨，皆所以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泯”。贺善在《资治通鉴纲目书法序》中亦言：《通鉴纲目》之书，其“大要不过辨名分、正纲常，以示劝戒尔”。如上所言，虽然《资治通鉴纲目》旨在完全体现朱熹的观点，其史料价值并不高，但由此所创立的纲目体因为具有纲目分明、条理清楚、简明扼要，以及便于检阅等优点，故受到时人及后人的极力推崇。

纲目体诞生之后，南宋时人依据该体编修的当代史著作就有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佚名的《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和《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等。这些当代史著作虽依纲目体而修，但却因编修的是当代史事，因而其书法义例并未全用朱氏之法。

对于陈均及其撰修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虽则南宋朝廷在授予其迪功郎的制词中称赞说：“尔胶庠布衣，学博而辩。上自建隆，讫于宣靖，凡百六十有七年，网罗旧闻，粹成一编，可谓有志矣。本焘之史，仿熹之法。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可谓不繁矣。汝虽自言不敢尽同朱熹之法，然条目粲然。使皇纲帝范，一揽而尽得之，岂曰小补之哉？”⁽¹³¹⁾但时人陈振孙就其内容批评说：“去取无法，详略失中，未为善书。”⁽¹³²⁾宋末元初的王义山更是对其书法提出批评。他说：“司马公《资治通鉴》不帝蜀而帝魏，晦翁非之，故作《纲目》。人知晦翁《纲目》大本领在帝蜀一节，而不知晦翁之说全出于晋习凿齿。陈均作《宋朝长编备要》，续《纲目》也，其书法多有可议者。如书金兵弑其主亮于瓜洲一条，于理尤悖。亮弑母而来国之贼也。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纣之罪不大于亮，而孟子书之曰诛，如此亮安得称弑”？有鉴于此，王义山“用孟子法书云：‘金兵诛逆亮于瓜洲。’于是乎《提纲》作。其间大节目与陈均异者三百余条，大书以纪要，分注以备言，又随事而绎之，以己见之名衍义。”⁽¹³³⁾由王义山为其著述《宋史提纲》所作的《序》可以看出，他是出于对陈均之书的书法尚怀不满而著述的。在他正式撰写该书之前，他曾请教过刘克庄。刘克庄曾鼓励他说：“陈平甫壁角文字，何敢望此？子之此书有关于世道大矣，勉旃！”可见刘克庄十分推重王义山之书。那么作为早期纲目体史书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是否果如陈、王二氏之言呢？我们不妨在此加以细究。

大致成书于理宗宝庆、绍定之交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¹³⁴⁾虽是较早仿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撰修成的纲目体当代史，并且被推崇程朱理学的理宗宣诏上进朝廷，但在具体书法上，该书并未完全遵奉朱熹之法。在该书《序》中，陈均就明确指出：“昔尝读朱文公《通鉴纲目》，叹其义例之精密。……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书法或寓褒贬于其间。均今所书，则惟据事实录而已，不敢尽同文公之法也”。为此，他自己定立了十五条凡例：灾祥、沿革、号令、征伐、杀生、除拜、行幸、赐宴、缮修、郊祠、赏赐、进书、振恤、蛮夷朝贡和蛮夷君长死立，并且在《参用凡例》中指出：“以一字为褒贬者，《春秋》之法也；据事实录而善恶自见者，后世作史之体也。故自司马氏以来，各立凡例，不敢纯用《春秋》之法。朱文公《资治通鉴纲目》间或参用《春秋》之法而不尽用。今纪载本朝之事，则虽纲目之例，亦不敢尽用”。由此可见，陈均有自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凡例。真德秀对此评论道：陈均在编撰此书时，“斟酌损益，皆有条理，非安危所系则略而弗书。其志固将有补于世，非徒区区事记览而已也。”⁽¹³⁵⁾清人朱彝尊亦认为：“予观平甫是书，简而有要，可谓尽善矣。”⁽¹³⁶⁾

为说明以上问题，今不妨以《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徽宗皇帝》（卷26至29）为例。该部分纪事自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至宣和七年（1125年），共25年。其间所列纲多达500余条。大致可归类如下：其一，有关天文灾祥共56条。其二，人物除拜（含卒）共130条。其中最突出蔡京、童贯等人的多次除拜。并且在升、黜官员的比例上，罢黜明显多于升迁，这突出反映了该时期用人方面的特点。其三，有关内政共250余条。其中有关大更革者多达六、七十条。最后，有关边事及与国外交往方面，共70多条。其中宋与辽、金的交往与边事最为突出。可见陈均所列的纲相当详备，并且突出反映了徽宗时期“大更革、大废置、大征伐”的政局特色。(www.xing528.com)

与纲相对应的目，同样体现着详实的特点。其表现主要有：其一，为详明纲，目往往原始要终，以类相从。如该书卷26崇宁二年夏四月“更盐法”之目，先追述“旧法”云云，再叙述蔡京新法。后又兼及同年九月、四年秋、大观四年、政和二年、五年和七年盐法更改情况。陈均之所以如此编排，主要在于可以使人们更能全面了解徽宗时盐法更改变动状况。又如同书卷29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师成开府”之目，陈均论述道：“内侍官谓之家臣，自古无赐坐者。其在禁中则不可知，外庭未尝见也。时童贯为太师，领枢密院，视宰相。师成为开府，亦视宰相。每春秋大燕，巍然坐于执政之上，与人主讲劝酬之礼，且家臣为师傅，于义尤悖。贯以领枢密，日与宰相同班进呈毕，即自屏后入内，复易窄衫与群阉为伍。出则为大臣，当体貌之礼；入则为近侍，执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这是为详明古今内侍职权地位的变化所做的论述。再如同书卷29宣和七年春正月“金人灭辽”之目，陈均在记述了天祚帝被擒而辽亡之后，又追述道：“辽契丹盖东胡之种，在横山之南，本鲜卑旧地。元魏时自号契丹，……自保机至天祚，凡九代”。这主要是为了使人更能明晰辽契丹的基本概况。其二，陈均在目中时而加注“按语”，以详明史事。如在该书卷29宣和七年五月“诏宗室复著姓”目中，陈均在叙述朝廷诏语的同时，指出：“按江休复《嘉祐杂志》云：于故事中见真庙为寿王时，申奏文字皆用姓”。此为详明史法。又如同书卷28政和七年十一月“诏蔡京五日一朝”之目，陈均用蔡攸《别录》以详明其因，并且指出：“此乃蔡攸《别录》之语，恐未必然，姑存之”。这是备异。再如同书卷26崇宁二年五月“废内侍寄资法”之目，陈均一则按“旧制”规定指出：“今直转正官不用寄理，只于官上冠以入内内侍省若内侍省字，恩数、俸给皆得之。此乃蔡京媚近习，变乱法度之大者。下改都知等官，亦此意也”。二则又列举仁宗和英宗朝做法，以说明此非祖宗之制。最后，目中有时还存录详实的史文，以便于人们更能掌握事实真相。如该书卷28政和三年二月有关崇恩太后死亡之事，陈均不仅列纲为“崇恩太后刘氏暴崩”，而且在目中详述了哲宗刘皇后欲垂帘，且不谨，以及同徽宗产生矛盾之后，徽宗对其处治的过程。与此相对照，《宋史》卷243《昭怀刘皇后传》对此事记述甚简，又《东都事略》卷14《世家二》仅以“后无疾而崩”加以概括。又如同书卷28宣和元年九月“燕蔡京保和新殿”之目中，陈均在存录蔡京所作“记（节略）”部分，就有哲宗解绍述之疑，而始行‘子绍父业之政’事，此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绍圣绍述的内幕。

总之，通观陈均全书，周详的纲和细备的目为人们提供的是北宋整个王朝的治乱兴衰，其史料和史学价值均不容忽视。

继陈均依纲目体编成当代史著之后，南宋纲目体当代史还有《续编两朝纲目备要》。该书凡16卷，记载光宗绍熙元年至宁宗嘉定十七年凡35年的历史。据梁太济先生考证得知：“纲”的史源中，光宗朝的纲并不是依据《实录》或《国史》撰述的，它的最大特点是纲从目出。目则录自一些现成著述，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在其中实占有很大的比重。宁宗朝的纲则大多数源自于《中兴四朝国史·宁宗皇帝纪》（10卷）。“目”的史源大致有《国史》（指《中兴四朝国史》）的《宁宗皇帝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庆元党禁》、《道命录》、《紫阳年谱》和《对越甲稿》等。同时，他还指出：“《两朝》纲是纲，目是目，内容简明而不贫乏。于光、宁两朝史事，稍关重要者，往往于初见处穷其原委，而尤注意于有关职官、科举、兵农、食货的制度及其演变。它对纲目体史书虽无特别建树，却也运用得相当得体。”⁽¹³⁷⁾应该说，梁先生经过对该书各个方面的详细分析考辨，才得出以上结论。该结论无疑是相当准确并令人信服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纲目体自朱熹创立之后，旋即被南宋史家运用到当代史的编修之中。一般而言，这些史家的著述虽遵从了朱熹所定的“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等编修义例，但由于各自所处的现实环境不同，从而在遵奉朱氏书法方面，表现为由多摒弃朱氏书法，坚持据事实录，发展到最终完全遵奉朱氏书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应该说，注重史实而又相对客观的纲目体著作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南宋当代史学，更使纲目体在编撰内容上得以充实和发展。它们并未像《资治通鉴纲目》及其续编、三编以及《宋史提纲》那样逐渐成为理学的附庸，而是保持了史学的相对独立地位，这便是它们的价值所在，亦是纲目体产生以后，南宋时人纷纷对其加以灵活运用的具体体现。

附带需指出的是，纲目体在当时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以上诸多史书中，它还被编修方志者所采用。其中最典型的是齐硕、陈耆卿于宁宗嘉定年间纂修的《赤城志》40卷。该书先设总纲（亦称大类），各纲之下又酌分细目，凡15纲53类目。从而使该书达到了以纲统目、目以纲聚、纲举目张的编排实用效果。

3．学案体

该体的创立，一般看法认为始自朱熹编撰的《伊洛渊源录》。朱熹此书凡14卷，记述北宋中叶至南宋初期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及其门人后学共49人的言行政事。从书名来看，该书旨在探求伊洛之学的“渊源”，故全书以首倡道学的程颢和程颐为中心，其余人依时间先后为序，各以学术地位区分类聚，或人自一卷，或数人一卷。其中在卷14集中记“程氏门人无记述文字者，竟达二十二人，并且漫无序次，多者一二百言，少者寥寥数语”。基于此，该书是否成书，则成为一大疑问。据陈祖武先生详细考证得知；其“实为一部‘未成之书’”。⁽¹³⁸⁾不过，从其编撰意图来看，面对南宋高宗朝及孝宗初的王安石新学与伊洛之学之争，尤其是伊洛之学能否被确立上承孔孟之道的道统正宗地位，这是摆在一心旨在卫护程学的朱熹面前的现实问题。为此，朱熹才着力编修该书。元人李世安在该书《后序》中极力表明：“昔孔子缵述群圣之道，至孟子而愈明。孟子之后，至二程夫子始克绍其绪，程子之学得于周子而益阐之。……及考亭朱子出，又能集厥大成而折衷之。盖《伊洛渊源（录）》一书，凡周、程、张、邵及其门人之言行政事，无不备载，而圣贤相传之道，炳然见于其中，始五纬之而丽天，百川之有源委，其有功于世教大矣”。苏天爵在该书《序》中亦指出：“宋氏之兴，儒先挺出，周子得不传之学于图书，阐发幽秘。二程子扩大而推明之，穷理致知以究其极。张子、邵子则又上下其论议。然后天理之微，人伦之著，事物之众，鬼神之幽，烦然复明于世。一时及门之士讲明正学，风采言论各有所传，朱子悉登载于是书，以为训焉。其有望于天下后学，可谓至矣”。在《伊洛渊源录》中，朱熹不仅辨清了周程学统问题，而且梳理清了二程及其师友与门人的关系等问题。总之，朱熹通过对二程学说承传源流的梳理，第一次确立了以周敦颐为宗祖，以二程为中坚，张载、邵雍为羽翼的道学统绪。对此，清人评论说：“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¹³⁹⁾因此该书不愧是一部成功的早期理学史。

同时，该书在史学史方面的价值，最突出的就是创立了学案体的新体裁。对此，陈祖武、卢钟锋二先生同时指出：该体裁同时吸收了传记体和禅宗灯录体的编纂特点，并将其融为一体，开辟了史籍编纂的新路子。⁽¹⁴⁰⁾情况确实如此，该体继承了传记体以人为纲、因人立传以及《史记》、《汉书》所开创的以史述学的传统。同时，吸收了灯录体按禅宗的传法世系排列传主座次及重在记言的特点。我们知道，禅宗所独创的灯录体佛教类史书，在宋代影响甚大。如僧道原编的《景德传灯录》（30卷），曾“献于朝，诏杨亿、李维、王曙同加裁定。亿等润色其文，是正差缪，遂盛行于世，为禅学之源”。又如李遵勖编的《天圣广灯录》（30卷）和僧惟白编的《靖国续灯录》（30卷），就由宋仁宗和徽宗分别为之作《序》。⁽¹⁴¹⁾有朝廷和皇帝的大力扶持和推波助澜，从而使该类史体得以广泛传播，那么该类史体的编纂形式为时人所熟知则不足为奇了。朱熹学识渊博，“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之。”⁽¹⁴²⁾他早年曾师从禅宗宗杲法师的门徒道歉，在受学过程中，他必然要常常翻检灯录体典籍，熟悉并会掌握该类典籍的编撰形式。至于此后他便将这种编修形式运用到史籍撰修中，则是顺理成章的事。对此，陈垣先生明确指出：“自灯录盛行，影响及于儒家，朱子之《伊洛渊源录》、黄梨洲之《明儒学案》、万季野之《儒林宗派》等，皆仿此体而作也。”⁽¹⁴³⁾

随后，李心传于理宗嘉熙三年运用学案体撰成《道命录》10卷。该书旨在叙述自程颐以来140年间的道学兴废。李心传在该书《序》中指出；道学有三次大厄运：“元祐道学之兴废，系乎司马文正之存亡；绍兴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简之用舍；庆元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定之去留。彼一时也，圣贤之道学，其为厄已甚矣”！并且他还认为：“道学之兴废，乃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关系”。为此，他重点记述程颐、朱熹进退始末，备录其褒赠、贬谪、荐举以及弹劾之文。在编排方式上，则采取正文记载疏奏和诏制原文，注文阐述与之相关的背景、经过，以及与此事相关的情况，从而使人们能够清晰地了解每一时期、每一事件中道学的发展状况。应该说，该书是一部理学发展史，亦是一部运用学案体编就的学术史。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学案体的产生，主要是与南宋时期理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南宋理学家及其遵从者通过编修该体裁的史籍，以便理清学派传承源流，突出宣扬理学思想。与此相对应，学案体亦因理学的广泛传播而为更多人所熟知，甚至被运用。

4．年谱

年谱作为一种依照年月顺序编次人物事迹的新的编修形式，产生于北宋，但被广泛运用并最终定型无疑当在南宋。据今人统计；宋人编的本朝人年谱达80余种，加上宋人编的前代人年谱，合计有130多种。其中存留至今者有80余种。⁽¹⁴⁴⁾从诸家著录、征引以及存佚状况来看，现存最早的年谱是北宋神宗元丰七年由吕大防编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和《杜工部年谱》。吕大防为何要编韩、杜二人年谱？对此，他自己指出：“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又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¹⁴⁵⁾由此可见，吕大防编修韩、杜二人《年谱》的最主要目的在于知其人，知其文，更知其世。不过，吕大防编成的《杜工部年谱》甚为简略，仅五百字左右。其他如赵令畤编的《元微之年谱》（存于赵氏《侯鲭录》卷五内）、郑世成编的《宣抚资政郑公年谱》，均不过五百余字，这无疑反映着年谱在出现初期的真实面貌。

南宋时，随着年谱编修的日益普遍化，以及编修者对谱主事迹的深入了解，甚为详备而又追求史实准确的年谱亦日渐增多。这具体体现在：其一，年谱内容颇为详备。如黄庭坚之孙编的《山谷年谱》达30卷，“极为详备”。⁽¹⁴⁶⁾他如洪兴祖编的《韩子年谱》、岳珂编的《鄂王行实编年》，亦以史料详备著称。其二，对旧谱加以增订、重编者增多。如吴仁杰撰《陶靖节年谱》1卷，张演又“辨证之”，撰成《年谱辨证》1卷。洪兴祖撰《韩愈年谱》1卷，方崧卿加以“增考”。李璜撰《白居易年谱》1卷，陈振孙“尝病其疏略抵牾，且号为《年谱》而不系年，乃别为《新谱》。”⁽¹⁴⁷⁾凡此等等。最后，还出现一人多谱现象。如已撰有《白居易新谱》（1卷）的陈振孙，见到何友谅编的《白集年谱》（1卷）后认为：其“视余《谱》详略互见，亦各有发明。……因并存之。”⁽¹⁴⁸⁾其他如何棆编有《三苏年谱》1卷，孙汝听又编有《三苏年表》3卷，并且“叙述甚详”。⁽¹⁴⁹⁾

与此同时，南宋年谱无论在编制体例，还是在内容偏重上，均表现出了多样化特色。一、从年谱类型来看，除一般常谱之外，还有专谱和合谱。专谱如程俱编的《韩文公历官记》，专记韩愈宦历，而略去了他的文学成就。合谱如何棆编有《三苏年谱》1卷，李焘亦撰有《三苏年谱》1卷等。二、从表述方式上看，大多为文谱，又有年表。如孙汝听的《三苏年表》。还有表谱，如施宿的《东坡年谱》，则分纪年、时事、出处和诗文四栏为苏轼谱年。三、从谱主身份看，已涉及文人、朝臣乃至僧道等。最后，从所记内容看，则多有偏重。如朱熹所撰《伊川先生年谱》，则专记其言、行。黄所撰《山谷年谱》（30卷），则“悉谱先生所为诗文于逐年之左，极为详备云。”⁽¹⁵⁰⁾詹大和所编《王荆文公年谱》，则偏重记其诗文酬答表状，而略其参政之事。

总之，南宋年谱的编修已相当普遍，并且使年谱的编修体例至此已大体定型。

年谱为何会在北宋产生？又何以会在南宋发展的如此兴盛？对此，已有许多学者做了探讨，并得出了令人较为信服的结论。⁽¹⁵¹⁾在此笔者再补充强调两点。一方面，宋代以区域为中心的讲学风气盛行。尤其是在南宋时期，江西、福建、浙东、湘湖及四川等地，书院林立，著名学者聚徒讲学，宣扬各自思想。在这种相互争鸣的学术环境中，各学派为扩大自身的影响，纷纷著书立说，弘扬师说，年谱及学术类著述便是其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宋代学者尊师重道、尊祖重本风气浓厚。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强调儒家的道统，尤其是各学术派别的学术渊源。同时，一些学人亦非常看重自己的学统，于是为自己仰慕的先贤或本派别之师编写传记、制作年谱，则为当时学者所注重。清人章学诚指出：“宋人崇尚家学，程朱弟子次序师说，每用生平年月以为经纬。而前代文人若韩、柳、李、杜诸家，一时皆为之谱，于是即人为谱。……好古之士，谱次前代文人岁月，将以考镜文章得失，用功先后而已；儒家弟子，谱其师说，所以验其进德始终，学问变化。”⁽¹⁵²⁾章学诚所言极是，仅如宋代理学家的门人弟子“以序师说”者就相当多。如李方子编有《朱熹年谱》3卷，黄士毅为尹焞、李慕伯为陆九渊编有《年谱》，此均属门人“次序师说”。与此相应，宋人为文学家编年谱的亦为数不少。其间，宋人不仅为韩、柳、李、杜等前代文人编有多种年谱，如为杜甫编的年谱达11种，为韩愈编的达9种等，而且他们还编有大量当代文人年谱。如为欧阳修编有5种，苏轼8种、黄庭坚4种等。同时，史家亦编有重要政治人物的年谱。如李焘为范仲淹、韩琦、文彦博、富弼、欧阳修和司马光各编有《年谱》3卷。如此大规模的编谱工作主要集中在南宋时期。据今人详细统计，南宋建炎元年至庆元六年，年谱数量有90余种，嘉泰元年至宋亡，又有30多种。⁽¹⁵³⁾如前所述，这些年谱大多是宋人编的当代人年谱。这无疑突出反映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