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崇尚编年的显著现象

一、崇尚编年

与唐前期以官修纪传体断代史为主相对照，自中唐时起，私家编修编年体史书日渐兴盛起来。受此风影响，北宋史家中就出现崇尚编年而贬抑纪传之说。如孙甫在《唐史论断序》中认为：《春秋》编年是“圣人立法之书”，并且他把编年体视为“明知乱之本”、“谨劝诫之道”的最好形式。而针对纪传体，他明确指出：“至司马迁修《史记》，破编年体，创为纪传，盖务便于记事也。记事便则所取博，故奇异细碎之事皆载焉。虽贯穿群书，才力雄俊，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则乱杂而不明矣”。为此他特意用编年体撰成《唐史记》75卷，以记君臣之事，明治乱之理。至司马光编修成《资治通鉴》，更加使得编年体这一古老的史书体裁再次得以复兴。

南宋时，学士大夫通过对编年与纪传二体的具体比较，进一步加深了对编年体“详治乱兴衰”特点的认识，并进而采用该体裁积极编修史书。如晁公武认为：“若编年、纪传则各有所长，殆未易以优劣论。虽然，编年所载，于一国治乱之事为详；纪传所载，于一人善恶之迹为详。用此言之，编年似优，又其来最古。而人皆以纪传便于披阅，独行于世，号为正史，不亦异乎！”⁽¹²¹⁾吕祖谦认为：“论一时之事，纪传不如编年；论一人之得失，编年不如纪传。要之二者皆不可废。”⁽¹²²⁾章如愚则更为详细地指出：“编年之书，自《春秋》及《左氏》、《通鉴》之外，如荀悦《汉记》之类，至有耳不闻，目不睹者，何也？意者，纪传之体，随其人之终始，事之纲目，即于一纪一传见之，故观者易知也。编年之法，具一代之本末，而其人之始终，事之表里，则间见杂出于其间，故观者难于遽见。又纪传多载奇怪不经之语，而编年则不可以泛纪也。爱奇厌常，舍难就易，文人才子之习云耳，必有史才欲知去取予夺之大法，则编年之书目熟而心究之矣。”⁽¹²³⁾可见晁、吕、章诸氏虽都承认二体各有所长，但晁、章二氏明显偏爱编年，章氏甚至认为，编年之书更需有史才者目熟心究，才可理解其中所含之深意。此外，用编年体撰成《西汉年纪》的王益之，在其书《自序》中言：“纪传存一人之始末，论人物者有考焉；编年著一代之升降，观治乱者有稽焉。以一人之始末，视一代之升降，重轻何如也”？可知王益之明显偏爱编年。以上诸人中，象晁、吕、王三氏直接运用编年著史，章氏因编修类书，常会翻检编年体史书，故其结论均为经验之谈。(www.xing528.com)

在《资治通鉴》这一“详治乱兴衰”成功范例的感召下，以及时人对编年体自身特点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南宋时编修编年史的风气甚浓。一方面，南宋时春秋学及通鉴学兴盛（详见第六章），在南宋人编修的所有史著中，此类编年体史著占有较高的比例。另一方面，南宋史家编修当代史兴盛一时。在这些史著中，史家往往出于总结王朝兴衰的现实目的，故而偏重选择编年体。如前述南宋私家在编修的北宋亡国史中，除《东都事略》等为数极少的几部纪传体史书之外，其余基本为编年体史书。再加上其他一些编年体史书，可以说，南宋史家选择编年体编修史著，已成为当时史学发展的突出现象。

南宋编年体之所以兴盛，一则主要同中唐以来崇尚《春秋》及编年体之风分不开。由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所倡导的《春秋》学，直接影响到北宋初石介等对其舍传求经和尊王攘夷思想的接受，《春秋》学及源于《春秋》的编年体因此得以兴盛。二则是从编年体本身的发展来看，与被王安石称为“断烂朝报”的《春秋》相比，北宋司马光编修的《资治通鉴》无论是在记事范围、编修程序和编修宗旨上，还是在附属性的《目录》、《考异》和《举要历》的设计和编撰上，都显示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必备的自身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前编年体的一些缺陷。亦正是由于《资治通鉴》的影响和南宋时人对编年体的切身体会，最终使得南宋编年体史书得以大量涌现。三则是与南宋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关。北宋灭亡的现实历史教训以及国家始终所面临的民族危机，促使史家必须从当代，甚至于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去探求治乱兴衰之因，而编年体正合乎这一社会要求。最后，南宋官修的纪传体《四朝国史》和《中兴四朝国史》成书速度甚慢，而以编年体形式编修的《日历》和《实录》则大多能较快成书，这为私家撰述同类体裁的史著提供了更为直接便捷的史料依据。因此，我们对如李焘以《实录》作为基本史源编修成《长编》，以及李心传以《高宗日历》作为基本史源修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状况，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