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改动、抽毁和摘抄伪托现象剖析

三、史书成书中的改动、抽毁以及摘抄伪托现象

在宋代官修史书的编修过程中，因受到朝政的直接影响，使得史书内容多次被改动，甚至被抽毁。而对于记载邻国历史的史著，因朝廷内外出于急需了解其基本情况之需，使得该类史著的内容常常出现摘抄伪托现象。

1．频繁改动史书内容，颇为典型的就有《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

《神宗实录》前后修过五次，为北宋诸朝诸本《实录》更修次数之最。而在最终成书的三本《实录》中，哲宗元祐元年至六年由吕大防等提举编修成的《神宗实录》为最初修本。至绍圣元年至三年，由章惇提举对其加以改修。此次援据元祐旧录修成的二百卷本《实录》，其副本采用朱、墨体式。即据元祐旧录者用墨书，添入者用朱书，增改删易处并加签贴，说明其理由，世号朱墨史。对于改修成的绍圣《实录》，有人指出：“将旧书所载多所增损，务要傅会一时绍述议论，而［深诋］元祐史官［之非］。其间语言不无过当失实，然亦有别行引用照据，以证墨本未尽去处。”⁽⁸⁸⁾到南宋高宗绍兴四年至六年，赵鼎和范冲等对绍圣《实录》重行改修。其副本附含《考异》五卷。所谓《考异》，是将此次修撰过程中于“朱书新录，墨本旧文，凡去取之不同”⁽⁸⁹⁾者保存下来，以表明材料取舍之因由。绍兴改修原则和取舍标准是：“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⁹⁰⁾基于此，这次重修的主要目的是多复元祐《实录》旧文。对于以上三本《实录》的原貌和改修变动状况，笔者依据《长编·神宗朝》征引状况勾辑探求得知；元祐初修本除在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取材和评论方面的确反映着元祐史臣史学观点和政治倾向外，它保存了大量详实可信的一般性史料，由此也成为了绍圣和绍兴史官改修《神宗实录》的基础。而由支持新法的绍圣史官完成的《神宗实录》重修本，的确更多地反映了熙丰变法的实情，这恰好为后人了解变法状况提供了史料依据。南宋绍兴时期的重修本因旨在恢复元祐初修本之旧，辨明新法之非，其间突出体现着朝廷及史臣的政治倾向和史学观点，这就是三本《神宗实录》的基本状况。⁽⁹¹⁾

同样，对于哲宗史、录在徽宗时的初修状况，其间无不充满着激烈的斗争。史载：“初，《哲宗实录》蔡京专一编修，政和三年成。及上用郑居中而京惧，乃收用蔡确子懋为两制，讨论其父确元丰间策立功，遂以王珪为不忠，以沮居中。居中，珪婿也。懋诬诋宣仁尤甚，乞改修《哲宗实录》，尚未为快，又乞修《哲宗正史》，作《哲宗纪》及《列传》，皆加以御制之目，使人不得拟议。”⁽⁹²⁾自后于徽宗朝成书、由蔡京上进的《哲宗实录》分前、后两部分。“《前录》起藩邸，尽元祐七年十二月；《后录》起绍圣元年正月，尽元符三年正月，共十三年。京之意，以宣仁垂帘时政非出于上，故分前、后《录》。”⁽⁹³⁾于是到南宋高宗绍兴四年五月，史馆修撰綦崇礼等在请求再修《哲宗实录》时说：“《哲宗皇帝实录》系崇宁以后蔡京提举编修。叙事之外，多是增饰语言，变移是非，殆非实录之体。成书之后，其当时时政记等应干文字，又皆焚弃。窃恐所载不无更改，隐漏失实，即难以便据旧录，重行修订。欲乞从本所逐旋申明于诸路州军及旧臣之家，更行取索求访当时文字事迹，案据参照，看详重修，庶无抵牾”。高宗从其请。⁽⁹⁴⁾就在改修《哲宗实录》期间，范冲尝“别为一书，名《辨诬录》”⁽⁹⁵⁾。据范冲自己言：“近重修《神宗皇帝实录》，于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依奉圣旨，别为《考异》一书，明著是非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后世。今来重修《哲宗皇帝实录》，考其议论，多有诬谤，以当日《时政记》及诸处文字照据甚明，亦乞别为一书，志其事实，欲以‘辨诬’为名。每月校勘到卷数，差人吏亲事官送至行在，付冲看详修订。就呈监修相公讫，有合添改去处，却发回史馆，庶几不致妨废”。朝廷依其言。⁽⁹⁶⁾我们不妨以今存于《长编·哲宗朝》卷354中的《哲宗实录》加以举例分析，如元丰八年夏四月丁丑，朝廷下诏允许枢密院依旧制开便门与中书省相通，以赴都堂议事。该条纪事的原注为：“《旧录》云：先帝设官分职，各有分守，不可紊也。时欲同恶相济，故有是诏。《新录》辩曰：密院、中书事均一体，便门相通，祖宗旧制也。与先帝设官分职，各有分守，理不相妨。‘同恶相济’，鄙陋无稽。自‘先帝设官’至‘有是诏’二十四字，并删去”。从此中可以明显看出，绍兴时范冲在哲宗《旧录》基础上更修《新录》时，对《旧录》中的论说原委多加辨驳，并且对原文多加删削，其目的正是为恢复元祐朝政之“正”。

总之，无论是《神宗实录》被改修时的绍圣签贴、绍兴考异，还是《哲宗实录》被重修时的绍兴辨诬，均说明二录在编修及流传时，已发生明显的内容改动情况。而每次改动，不仅体现着当政一派的做法或者主观意图，而且甚至导致这些史书的存亡带有明显的时段性特色。

2．对史书内容的有意抽毁，在宋人编修的史书中同样存在

如最能反映绍述之议的哲宗元祐八年史事，在《长编·哲宗朝》部分记述相当简略（今《长编》七朝传本原缺元祐八年七月至十二月纪事）。对此，李焘明确指出：“《旧录》（按：指徽宗朝蔡京监修的《哲宗实录》）自八年二月二日并阙，《新录》（按：指绍兴重修本）缘此所书事比前益疏，史院至今未得《旧录》阙卷，当考。王铚《补录》亦复草草云。”⁽⁹⁷⁾其中对于王铚的《元祐八年补录》，据汪应辰言；桐庐方雅川曾录寄给他一传本。不过，他说：“余顷在秘馆见铚所进本与此不同，疑铚复有所増损以示人也。如《蔡确传》言确之治狱，于法外求情；如王安石之解经，于意外求理。今此语皆删之矣。所记刘莘老云诸公为蔡氏计，太皇太后独不为高氏计乎？其语甚鄙，且意有所谓。又记莘老规台臣言文潞公之失，以讽动之议者，不以王彦霖为直。审如此，何独彦霖尔，盖莘老、张芸叟、傅钦之、梁况之、王朋叟、韩原伯皆不直也，不知皆何所据。”⁽⁹⁸⁾可见王铚《元祐八年补录》本身就有不同传本。魏了翁亦指出：“绍述之议虽行于绍圣，而实昉于元祐之末。至绍兴重修《泰陵（哲宗）实录》，独元祐八年事皆无存者，至参取《玉牒》、《日历》诸书以足之，仅得成书。”⁽⁹⁹⁾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此正如南宋初史官綦崇礼所言的，蔡京提举编修《哲宗实录》时，不仅“变移是非”，而且将当时时政记等应干文字加以“焚弃”的缘故。⁽¹⁰⁰⁾又据王明清所言：“（徐）度在馆中时，见重修《哲宗实录》。其旧书，崇宁间帅多贵游子弟以预讨论，于一时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书复因之。于时急于成书，不复广加搜访，有一传而仅载历官先后者，且据逐人碑志，有传中合书名犹云‘公’者，读之使人不能无恨。”⁽¹⁰¹⁾由此可见，《长编·哲宗朝》元祐八年纪事缺略，不仅与蔡京焚弃史事有关，而且还与徽宗和高宗绍兴时两次仓促草率成书有关。

同样，在现今传世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高宗绍兴十二年至二十六年间纪事相对较为简略。究其原因，据魏了翁在《跋李文简公手记李棁等十事》中言：“李文简公所记，多京、桧时事，虽得诸所闻者适若此，然大抵平世事罕所佚遗，惟事在柄臣则未有不惮史官而嫉记者，故是非毁誉，鲜不失实，率阅岁历时，而后其事浸明。……中兴后事亦是，绍兴八年至二十五年最为疏略，小人终日为不善，皇恤乎人言！惟于传世诒后之书，则必求以遏绝而窜移之。”⁽¹⁰²⁾具体而言：“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¹⁰³⁾因此，《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就指出：《高宗日历》“初年者，多为秦桧改弃。专政以后纪录尤不足信”⁽¹⁰⁴⁾。按秦桧初相在绍兴元年八月至次年八月；再相自绍兴八年三月至二十五年。这表明秦桧不仅对绍兴十三年修成的《建炎以来日历》（590卷）作过改弃，而且对独相之后所监修的《日历》务存私说，简删史实，从而造成了绍兴八年至二十五年间《日历》纪事严重失实、简略。后虽经李焘笔削刊定，但焘仍言：“其间脱略抵牾，违失本真，安敢自保？”⁽¹⁰⁵⁾那么高宗朝《日历》所存在的自身缺陷必然会影响到据其成书的所有官、私修史著，尤其是“主体框架据《日历》”⁽¹⁰⁶⁾的《要录》，其中的绍兴十二年至二十六年间纪事相对简略就不难理解了。(www.xing528.com)

3．对于史著中存在摘抄伪托现象，此在南宋邻国史成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南宋时，由于与金、（蒙古）元战、和不断，为防止对外泄漏军事机密，南宋政府采取了较为严厉的书禁措施。有关规定指出：“诸雕印御书、本朝会要及言时政边机文书者，杖八十，并许人告”，并且对“告获私雕印时政边机文书者”，赏钱五十贯。⁽¹⁰⁷⁾至宁宗嘉定六年，有臣僚上疏言：“国朝令申，雕印言时政边机文书者皆有罪。近日书肆有《北征谠议》、《治安药石》等书，乃龚日章、华岳投进书剳，所言间涉边机。乃笔之书，锓之木，鬻之市，涉之外夷，事若慎微，所关甚大。乞行下禁止，取私雕龚日章、华岳文字，尽行毁板。其有已印卖者，责书坊日下缴纳，当官毁坏。”⁽¹⁰⁸⁾疏上，朝廷予以接纳执行。这是南宋朝廷怕边防机密外泄所采取的防止措施。不过，南宋朝廷出于御敌备战目的，又往往希望得知对方更为全面准确的内部情况。基于此，南宋有关金朝和（蒙古）元的著述便应时而生。

表2-2　南宋人所撰金、（蒙古）元主要史著一览表

从该类史著的作者构成可以看出：一般由出使金或（蒙古）元的南宋使官或由自金南来归宋的所谓归正人组成。这些人往往依据出使或居住生活在金或（蒙古）元时的所见所闻所传闻而撰成该类史著。朱熹就曾指出：“榷场中有文字卖，说中原所在山川地理州县邸店甚详，中亦杂以虏人官制。某以为是中原有忠义之人做出来，欲朝廷知其要害处也。”⁽¹⁰⁹⁾这些史著虽则只能反映所述国的一些情况，但它却有一定的真实性，并且常受到南宋时人的重视。如洪皓使金南归后撰成《松漠纪闻》2卷。据其子洪适在该书书末言：“先君衔使十五年，深院穷漠，耳目所接，随笔纂录。闻孟公庾发箧，汴都危变，归计创艾而火其书。秃节来归，因语言得罪柄臣。……未几复有私史之禁，先君亦枕末疾，遂废不录。及柄臣盖棺，弛语言之律，而先君已赍恨泉下。鸠拾残稿，厪得数十事，反袂拭面，著为一编”。该书所记虽内容有限，但却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至如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就注明征引达20次。同样，由归正人张棣所撰的《金国志》2卷，其记“金国事颇详”⁽¹¹⁰⁾。据《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征引该书有关内容可知：该书由一、京邑，二、宫室，三、宗庙，四、禘祫，五、山陵，六、仪卫，七、旗帜，八、冠服，九、官品，十、取士，十一、屯田，十二、用师，十三、田猎，十四、刑法，十五、京府节镇防御州军，十六、地里驿程共十六部分组成。又据清四库馆臣所言，该书还应包括“族帐部曲”，凡十七门。⁽¹¹¹⁾由此可见，该书涉及有关金国的许多方面内容。同时，该书有“金国志”、“金人志”、“金志”、“金记”、“金虏图经”和“金图经”等多个名称。陈振孙还著录有不著名氏的《金国志》1卷，并认为“似节略张棣书。”⁽¹¹²⁾这足以说明该书在南宋时相当流行。

正是由于该类书受到南宋朝廷上下的普遍重视并颇为流行，一些时人便摘抄已有宋人著述中的相关内容，并假托他人名义而编就成书。如《契丹国志》凡27卷，记载辽代218年的历史史实，题宋叶隆礼撰。从其所载内容来看，该书大部分内容摘抄自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长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洪皓的《松漠纪闻》，以及武圭的《燕北杂记》和《契丹疆域图》等。由此引发诸人对此书的纷纷质疑和探索。如目录学家余嘉锡怀疑该书非叶隆礼所撰。⁽¹¹³⁾李锡厚先生认为该书中的“进书表”系他人作伪。⁽¹¹⁴⁾此后刘浦江先生具体指出该书存在篡改史料、误解原文、词不达意、机械抄书和缺乏常识共五大问题，并且进而推断说：“（该书）当是出自惯以作伪的坊肆书贾之手。”⁽¹¹⁵⁾由此可见，从该书作者、进书表，到具体内容，均存在摘抄伪托之疑。又如题为宇文懋昭所撰的《大金国志》凡40卷，记载金朝一代始末。该书内容系摘抄《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大金吊伐录》、《金人南迁录》、《中兴小历》，以及张棣的《金国志》等书而成。据崔文印先生考证后指出：宇文懋昭的原书，只是一部记述从金太祖到海陵四朝的开国史，并且“卷16以后的十卷《帝纪》是续作”等。⁽¹¹⁶⁾这说明《大金国志》亦存在摘抄等许多问题。再是对于《金人南迁录》（1卷），陈振孙就明确指出：“称伪著作郎张师颜撰。顷初见此书，疑非北人语。其间有晓然傅会者，或曰华岳所为也。近扣之汴人张总管翼，则云岁月皆抵牾不合，益证其妄。”⁽¹¹⁷⁾李心传亦指出：“近传《南迁录》事悉差误，盖南人伪为之，今不取。”⁽¹¹⁸⁾赵与时更是辨其作伪共有三处。他说：“虏之官制，具于《士民须知》，独无通直一阶，其伪一也。虏之世宗，以孙原王璟为储，嗣父曰允恭。璟立，追尊允恭为显宗，《录》乃谓璟为允植之子，其伪二也。虏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粘罕名宗维，兀术名宗弼，《录》乃称忠献王罕、忠烈王术，其伪三也。虏事中国不能详，然灼知其伪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¹¹⁹⁾可知该书在南宋时便受到时人的多方质疑，则当属伪作。此外，如王大观的《行程录》、李大谅的《征蒙记》，史学大师王国维考证后认为：“二书实一人所伪撰，或一书之变名，且出于南人之手而托之北人者也。”其作伪之因是：“皆当时不满于（宋金）和议之所为也”，故伪托金人之言，“造作蒙古寇金事，以示金人在北方常有后顾之忧”⁽¹²⁰⁾。可知二书亦应为伪托之书。以上情况表明，南宋时编就的邻国史中，摘抄伪托现象的确甚为突出。

综上所述，对于官修当代史过程中出现的有意改动、抽毁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该类史著时，必须对此类问题做深入细致的剖析，防止运用被歪曲的史料或者残缺不全的史料来揭示历史史实。而对于邻国史中的摘抄伪托现象，同样要求我们必须对其作伪动机、史料来源等加以详细辨析，以便谨慎地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