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名将传、战功录、守城录成果

二、从名将传到战功录、守城录

南宋时人出于现实抗击强敌的战争需要，往往先从历史上寻求借鉴，因而出现了一批前代战将的传记。如戴溪撰有《历代将鉴博议》（又名《将鉴论断》）10卷，共百篇，收录自春秋孙武迄五代郭崇韬共93人。戴溪在该书《自序》中指出：“三代而下，为将者计功不记德，任将者择才不择行，文武之道于是分裂，而仁义诗礼之师，殆十未一二也。尝取春秋迄五季诸将行事得失之概，折衷以理而论述”，“欲以少补于世”。可见该书在论将时，欲以尚德崇仁作为标准，并且史论结合。如戴溪认为张良为“有道之臣，进退尽善”，诸葛亮为“有仁人君子心，有英雄豪雄才，有忠臣义士节”，等。对其撰述目的，清人指出：“大抵多为南渡后时事而发，如第一条诋孙武之徒能灭楚，终于恃强以亡吴，盖隐以比金兵破汴之事。第二条称范蠡能复吴仇，为春秋大夫第一，则又隐激诸将恢复之心。而耿弇一条，窦宪一条，尤三致意焉。然大旨主于尚仁义，贱权谋，尊儒者，抑武臣。”⁽²¹⁶⁾即该书更多的是基于南宋时局时事发论。类此者尚有张文伯撰的《百将新书》（12卷）等。

不过，南宋时人在关注前代将领及其事迹以供垂鉴的同时，他们更多地关注当代名将及其事迹，以便彰显抗金或抗蒙古（元）将领，鼓励士气。如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杂事”中，专列“渡江后名将皆西北人”之目。其间举凡19人，有韩世忠、曲端、吴玠、吴璘、郭浩、张俊、刘锜、王、杨惟忠、李显忠、王渊、马广、杨政、刘光世、杨存中、赵密、苗傅、岳飞和王彦。并且李心传指出：“诸将中，惟张、韩、杨之官最贵，其诸子悉在行都”。时人在对“名将”认定的同时，编其传及事迹者还有不少，见于记载的就有《韩世忠传》1卷、《刘公（光世）家传》、岳珂的《岳飞事实》6卷及《辨诬》5卷，以及晁公朔的《王庶传》等。

同时，史官章颖撰有《皇宋中兴四将传》4卷，记载“建炎中兴名将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之传也。”⁽²¹⁷⁾不过，曹彦约在为中兴四将所作的赞中云：“臣之妻父、国子祭酒萧之敏为臣言：刘琦顺昌之捷，不在杀金平、和尚原下。晚岁守荆州，闻其名者争先睹之，琦褒衣博带，自言老当退矣！圣眷念其前功，尚令分阃。其挟有勋劳之意，形见颜面，识者知其志气有限，不可以复用。其后握兵京口，往来江、淮间，轻进易退，卒致瓜州之衄，失其本心，非疾病而后乱也。”又按“李显忠、魏胜二传，其人忠勇善战，亦皆万人敌。显忠杀宿州之降，已不足以压服人心，所部诸将，仅有曹高麦一二辈颇致其力。及张计通等拥众而归，遂搏手无策，与之俱遁，则于知人御众之道，犹有歉也。胜以捐躯效死，可谓义士。朝命未通，孤立于东海；援兵不至，送死于淮阴。贤则贤矣，临事而不惧，好谋而不成，犹非中道”。而“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精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乎？古之所谓大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身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²¹⁸⁾此间曹彦约对四将一一点评，而尤其高度赞扬了岳飞。随后，章颖还撰有《宋朝南渡十将传》10卷。除刘、岳、李、魏四将外，章颖在该书中还为韩世忠、张俊、虞允文、张子盖、张宗颜和吴玠立有专传。

由于中兴名将是南宋王朝得以建立和稳固的有功之臣，他们的事迹在民间得以广泛流传。史载；在度宗咸淳年间，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他“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²¹⁹⁾。以上便是南宋中兴名将传记的编修流传状况。

南宋后期，在抗击蒙古（元）的战争中，同样涌现出了诸如孟珙、赵范、赵葵、余玠、王坚和张珏等名将。这些名将虽则战功卓著，但其个人的结局随着南宋朝廷命运的日渐衰落而大多变得悲惨起来。他们的事迹及传记大多散存于时人的笔记和文集之中，而官方为其编修的传记类史书则相对极少。如孟珙曾以联蒙（古）灭金、收复襄阳及处理蜀政等为世人称道。刘克庄在孟珙神道碑中指出：“（孟氏）用兵先计后战，故能必胜。乘碑见危致命，故能坚守。至于料敌虑患，瞭如蓍蔡，谓成都非制帅驻足之地，宜徙重庆；谓虏必由间道涉湖南、江西之境，先事而言，其后皆验。其镇上游也，沿流风寒之处，一一置屯，终公之身，边人按堵。去之十年，后人始有吝费神戍者。江防既撤，虏遂偷渡，荆楚之人，至今思之。”⁽²²⁰⁾可惜其后因卷入政争，抑郁以终，享年52岁。又如余玠守蜀十年，整顿军政，创建山城防御体系，有效抗击蒙（古）军，但其后亦因郁郁不乐而死，享年56岁，当时“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²²¹⁾(www.xing528.com)

与“名将传”相对应的是，南宋还有各种《战功录》和《守城录》。南宋时人在褒扬抗金事迹时，并不局限于“名将传”，他们还将作战经过和战争发生地作为褒扬的对象，从而便出现了诸多《战功录》和《守城录》。其中以作战经过为对象加以褒扬者就有：刘荀的《建炎德安守御录》3卷、费士戣的《蜀口用兵录》、赵万年的《襄阳守城录》1卷、郭乔年的《顺昌破敌录》1卷、杨汝翼的《顺昌破贼》1卷、员兴宗的《采石战胜录》1卷、蹇驹的《乾道采石毙亮记》、王致远的《开禧德安守城录》1卷、陈规、汤璹的《守城录》4卷和李心传的《西陲泰定录》90卷。

其中如《守城录》的作者陈规，字元则，密州安丘人。他本人为文臣，但兼有文韬武略。北宋末任安陆县令时，遇乱兵侵犯德安，陈规率军“九攻九拒，应敌无穷，十万百万，靡不退却。”⁽²²²⁾当时中原州郡全部陷落，唯德安一城独存。南宋初因功先后被任命为德安知府、顺昌知府等。其间曾与刘锜共守顺昌，击退金兀术数十万军队的围攻。时人评论说：“自绍兴以来，文臣镇抚使有威声者，惟规而已”。又“规功名与诸将等，而位不酬劳，时共惜之。”⁽²²³⁾汤璹字君宝，浏阳人。淳熙十四年进士，历任德安府学教授，大理少卿等职，在朝有“清风峻节”之称。⁽²²⁴⁾《守城录》的内容包含《靖康朝野佥言后序》、《守城机要》和《建炎德安守御录》三部分。其中前两篇由陈规作，主在论述城守问题；后一篇为汤璹作，以追记陈规率军坚守孤城，奋力杀退金兵的经过。该书最突出的是总结了火炮应用于攻城作战之后，如何增强城邑防御炮击能力等问题。陈规认为；火炮是攻城利器，也是守城利器，关键是看人能否巧妙地运用它。他主张以炮制炮，改明炮为暗炮于城脚，增设炮兵观察哨等。同时，在对攻守问题的看法上，陈规主张善守，反对死守，要求多开城门，扫平城外障碍，以便随时出城突袭敌人。他与刘锜守顺昌时，就用了夜袭敌营，诱敌入城至半路而加以邀击的战法，从而获得很大成功。不过，他强调指出，应当守中有攻，攻防结合。孝宗乾道八年，朝廷还下诏刊刻陈规《德安守城录》并颁降天下，以作为诸守将法。⁽²²⁵⁾我们知道；南宋抗金多采用的是防御战术，以上这些《守城录》类史书的出现，不仅可鼓动士气，而且使南宋军民有了城防方面的具体范例，故其现实指导作用相当大。

此外，李心传的《西陲泰定录》在阐明吴曦之叛时，不仅尽采时人记录，而且“并记国家大政令、边防大节目”，⁽²²⁶⁾从而将该事件同国家的施政方针以及时人对此事的论述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这样的编排处理，使人们能够全面明晰该事件的前因后果，避免孤立地看待该事件。

以战争发生地作为叙述对象而褒扬诸将战功的史书，既有仅以一处战地为叙述对象者，如赵成（一作晟）的《京西战功录》之类，又有集中以多处为叙述对象者，如十三处战功之类。对此，早在孝宗乾道二年，为褒扬此前的抗金名将及其事迹，朝廷遂以“明州城下、和尚原、杀金坪、大仪镇、顺昌、皂角林、胥浦桥、唐岛、采石、蔡州、茨湖、确山、海州为十三处战功”。随后，李心传在其成书于宁宗嘉泰二年冬十月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中，列专目加以论述。就在开禧北伐前夕，李壁还专门编有《中兴十三处战功录》1卷。⁽²²⁷⁾李壁编就此书，很显然是为鼓动士气，支持北伐。但该书并未超出官方钦定的十三处战功，即未能将已恢复平反的岳飞抗金战功加以著录，这实为一大缺憾。总之，这种以不易消失的战争痕迹作为叙述对象，褒扬其间诸将战功的做法，在一定条件及范围内，可以使事件能随战地的永久保存而不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