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地理形势对时人的重要性

一、备言地理形势

南宋王朝在确立背海建都、以东南沿海地区作为立国的最基本依托前后，时人对定都及其所面临的形势、甚至南宋与金、蒙古（元）南北攻守的形势等，则多有论述。

一则由于一地的自然地理形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不变，故南宋时人往往通过述古论今的方式以言形势。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是立足于往昔该地的形势战阵，但实质上是为现实之需服务，故有相当直接的现实借鉴意义。如吴曾著有《南北征伐编年》23卷，起三国，终五代。对“凡古今形势、师旅胜负，该贯无遗”。他又集当时君臣议论，为《南北分门事类》12卷，“其相谋相应，攻守通好，可指诸掌”。又如曾三英著《南北边筹》18篇，认为：“南之攻北，其事有九：诸葛亮、纪瞻、褚裒、桓温、刘裕、宋文帝、陈显达、沈庆之、吴明彻是也。北之图南，其事亦九：曹操、魏明帝、羊祜、苻坚、拓跋太武、孝文、元英、邢峦、北齐是也。人为一论，论指一事，皆援昔以证今，因迹以求心，即成而究败，考古可谓勤，而用志可谓切矣。”⁽²⁰⁶⁾再如李舜臣在有志恢复的孝宗即位之时便应诏上书说：“乘舆不出，无以定大计，宜徙幸武昌”。又言：“江东六朝皆尝取胜北方，不肯乘机争天下，宜为今日监。”⁽²⁰⁷⁾为此他“搜辑江东战胜之迹，上起三国，下至六朝，共得十事。一曰周瑜赤壁之战，二曰祖逖谯城之战，三曰褚裒彭城之战，四曰桓温灞水之战，五曰谢玄淝水之战，六曰刘裕关中之战，七曰到彦之河南之战，八曰萧衍义阳之战，九曰陈庆之洛阳之战，十曰吴明彻淮南之战。皆先叙其事，次加论断。盖宋自高宗南渡，偏据一隅，地处下游，外临劲敌，岌岌乎不能自保，故舜臣特作此篇，以励战气。”⁽²⁰⁸⁾该书名为《江东十鉴》。此外，李焘著《六朝通鉴博议》，对吴至隋间“政事之阙失，形势之险易，攻取之顺逆，人才之长短，莫不晓然具载。”⁽²⁰⁹⁾他还著有《江左方镇年表》16卷。赵善誉撰《南北攻守类考》63卷，“以三国、六朝攻守之变，鉴古事以考今地，每事为之图。”⁽²¹⁰⁾类似的著述还有：李道传的《江东十考》1卷、许学士的《南北十论》1卷，等。到理宗时，随着蒙古（元）侵宋的加剧，川蜀国土的日益残破，守蜀形势尤为重要。对此，时人言川蜀地理形势者增多。如吴昌裔“又会粹周、汉以至宋蜀道得失，兴师取财之所，名《蜀鉴》。”⁽²¹¹⁾以上大多谈论三国六朝攻守形势的军事史著，编者无不托古以论今，目的是为南宋解决军事问题提供借鉴。

二则是南宋时人直言形势。如江默著有《边防控扼形势图论》。江氏在该书《进书状》中言：“臣效官极边四载，考究今古地名形胜，撰列《边防控扼形势图》（1卷）并《论》二十四首，缮写成册，皆是今日边防急务，不如此行，则淮西不可守。无淮西，则长江不可恃”。清四库馆臣认为：“其论亦剀切，然不论攻而论守，其作于和议之后欤！”⁽²¹²⁾可见江默在该书中主要论述淮西江防问题，以便为朝廷提供具体守御措施。(www.xing528.com)

又如南渡初吕祉帅金陵，与其属陈克、吴若著有《东南防守利便》3卷。该书包括“东南利害总论”、“建康根本论”、“江淮表里论”和“江流上下论”共四部分。作者在书中重点阐明要想图谋恢复中原，就必须建都建康以作根本。对此，作者在“东南利害总论”中分析说：“建康之形势，其地险于维扬，而其势便于会稽、临安，是亦今之东都河内也。诚建都于此，以为兴王之基扃，而后按地形之表里，极江流之上下，以谋进取，可也”。可见作者极为看重建康之地理形势。而对于江淮和江流上下在东南的地位，作者指出：“淮甸者，江左之表也；九江、武昌、江陵、襄阳者，建康之上游也。……今诚能宿兵于眙盱、广陵，以瞰齐、鲁，开外藩于合肥、寿春，以躐陈、许，控带九江、武昌，以奄有扬、越，镇抚荆南、襄阳，应接川陕。若然，则地形之表里，并包为一；江流之上下，首尾相应，进而可以混南北矣”。总之，作者针对南宋初朝廷选择都址问题，全面勾画出了以建康为根本的东南防守形势，以供朝廷参考。周必大称赞该书：“事既详实，文亦条畅。”⁽²¹³⁾此后虽则南宋王朝于绍兴八年终于定都杭州，但作者所详细论述的东南防守形势问题，无疑对南宋王朝在布防卫国方面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再如自理宗朝始，川蜀形势显得极为重要起来。史载：“端平三年十二月，鞑靼国兵入普州、顺庆、潼川府，破成都府，掠眉州。一月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蜀将曹友闻死。蜀破而淮甸有警。”⁽²¹⁴⁾为此，郭允蹈著成《蜀鉴》10卷。李文子在端平三年所作《序》中指出：“中兴南渡，首吴尾蜀，有常山之势；前褒后剑，得金城之险。乃眷西顾，护蜀如头目，保蜀如元气。世历百年，岁经三卯，外有虎噬之虞，内怀赪劳之忧，而蜀之为蜀，非全盛时比矣。文子久仕于蜀，身履目击而动心焉。燕居深念，紬绎前闻，因俾资中郭允蹈辑为一编”。该书纪事起自秦取南郑，迄于宋师平孟昶。所记“凡地形之厄塞，山川之险阻，迩雍而邻荆者，稽之旧史，按之图志，悉纪于篇”。又因“西南夷为蜀后户，末形之忧难忽，而已事之鉴可师，则又条其本末而附之，间又论其得失之要者”，定为10卷。最后，李文子发论说：“蜀事之大凡亦可以概见于此。噫！蜀在宇内，九之一尔，得之则安，失之则危，窃之则亡，览是书者可以鉴焉，因名曰《蜀鉴》云”。清人亦指出：“宋自南渡后，以荆、襄为前障，以兴元、汉中为后户，天下形势恒在楚蜀。故允蹈是书所述，皆战守胜败之迹，于军事之得失，地形之险易，恒三致意；而于古人用兵故道，必详其今在某处。其经营擘画，用意颇深。”⁽²¹⁵⁾可见该书在南宋朝廷布防川蜀时极有参考价值。

当然，有关专门探讨南宋形势的军事史著远非止此。同时，有关此方面的论述亦非专书所能完全囊括，在南宋人的笔记、文集中，还存有大量这方面的论述。它如有关南宋初期建都选址之争，《中兴小历》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书内均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