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成果-南宋史学研究

四、南宋灭亡前后的理宗、度宗和瀛国公三朝史编修

南宋后期宋与蒙古（元）冲突日益频繁，这一时期因南宋国土残破严重，加之权相专权，从而导致此时的官方正常修史活动受到严重影响。期间，虽则理宗和度宗朝日历仍在按时编修，《理宗实录》亦有初稿，⁽¹⁵⁾《理宗会要》仍在编修，但国史乃至其他类官修史书的编修已难以正常进行。因此，可以说该时期是官修史书的衰落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宋灭亡前后，宋人或者元时的南宋遗民，甚至元人则更多担负起了编修此段历史的任务。见于记载以及流传至今者，计有王义山的《宋史提纲》和《宋史类稿》、黄震的《理度二朝纪要》（一名《古今纪要逸编》）（1卷）、无名氏的《宋季三朝政要》（6卷）、《宋史全文》（36卷）（附《宋季朝事实》2卷）、《咸淳遗事》（2卷）、元刘敏中的《平宋录》（3卷）和佚名的《昭忠录》（1卷）等。这些著述在向官方史书取材的同时，多激于南宋亡国之愤，尽力鞭挞奸臣误国，着力赞扬忠义之士，故有着极强的时代感。据周密言：“陈本斋、马碧梧、高耻堂、陈圣观自世变后，极意经史，著述甚富，而手抄之书日以万字，有类日课，盖闲中无以消忧故也。”⁽¹⁶⁾

南宋当代史编修之所以如此兴盛，一方面与朝廷的积极诱导有关。在对待北宋亡国问题上，如前所述，高宗以“是元祐、非熙丰”作为宗旨，用以组织编修北宋后四朝史，以便统一人们对北宋亡国问题的认识。如早在绍兴四年八月重修《神宗实录》之前，高宗就明确表示：“朕最爱元祐。”⁽¹⁷⁾同时，对于南宋中兴问题，朝廷大力宣扬圣政，以此来表明南宋皇帝治政有方，施政措施深得民心。如绍兴三十二年九月，朝廷诏改敕令所为编类圣政所，专一编修圣政。正缘于此，南宋在编修当代史方面成就突出。曾担任过史官的尤袤在其目录学著述《遂初堂书目》中专列有国史、本朝杂史、本朝杂传、本朝故事4类，收录本朝史书就达285部，而正史、编年、杂史、杂传以及故事5类收前代史书仅210部，这足以表明当代史编修之盛。另一方面，与史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关。“靖康之难”使朝野上下无不震惊，人们对当代历史有必要加以深刻反思，史学家们便慨然以此为己任，纷纷著书立说。同时，伴随亡国而至的是，史籍残佚散失极为严重，及时抢救文献成了史家的当务之急。加之宋代朝廷政治斗争一直相当激烈，官修史书更修频繁，对史料加以考辨以求其真，则成了史家在修撰史书时的另一职责。我们知道，历来史家就有注重整理编修历代甚至本朝史的优良传统，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南宋史家当然责无旁贷。因此，南宋编修当代史盛行一时。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南宋时期在某些变革性的重大事件上具有相对较为丰富的史源，同样促进了当代史编修的兴盛。

我们知道，激烈的党争使得北宋执政者纷纷私记自己的为政言行。仅以宰辅为主体的朝政笔记而言，周辉指出：“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凡［榻］前奏对语，及朝廷政事、所历官薄、一时人才贤否，书之惟详。”⁽¹⁸⁾据现有资料统计，就有吕公著《掌记》（1卷）、司马光《日记》、《朔记》和《手录》，林希《野史》（8卷）、刘挚《日记》和《行年记》（1卷）、王岩叟《日录》和《系年录》、吕大防《政目》等。⁽¹⁹⁾不过，北宋后期的“元祐党禁”使得此类私记难以刊行。直至北宋钦宗至南宋初建之时，朝廷“是元祐，非熙丰”的政治导向才使得该类私记纷纷传出。同时，元祐诸臣后人纷纷撰写有“辨诬”类笔记。该类笔记计有：曾布父子的《三朝正论》、邵伯温父子的《邵氏辨诬》、刘挚之子刘跂的《辨谤录》、王珪家《辨诬》、邢恕《自辨状》，当然还有宣仁高氏后族辨诬。其中对于曾布父子的《三朝正论》，马廷鸾评论说：“迄天地重开，迨能以《三朝正论》暴白于世，视同时诸贵公子孙所谓继志述事者，其为人贤不肖何如也！”⁽²⁰⁾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绍兴五年，“高宗阅任伯雨章疏，手诏曰：‘（章）惇诋诬宣仁后，欲追废为庶人，赖哲宗不从其请，使其言施用，岂不上累泰陵？贬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不得仕于朝。’诏下，海内称快，独其家犹为《辨诬论》，见者哂之。”⁽²¹⁾可见此时有关变法者的著述则难以行世。此外，元祐党人刘挚之孙刘荀还采集杂史、传记近三十种，编成《乱华编》33卷，以表明“王安石创新法为辟国之谋，又孰知绍述者召祸之酷哉！”⁽²²⁾龚原之孙龚颐正撰有《元祐党籍列传谱述》100卷，被史院取以修《四朝国史》。李丙的《丁未录》200卷，“载元祐诸公谪词甚备。”⁽²³⁾以上这些由元祐后人及崇慕元祐者提供的仅反映一派言行的史源，后被大量运用到了南宋更修神宗和哲宗的史录之中。而由范祖禹之子范冲所撰的《神宗实录·考异》和《哲宗实录·辨诬》，其偏爱元祐的倾向则更为直观。总之，主要依据该类史源编修成的神宗和哲宗朝官修史书，更多体现着元祐诸臣的心声，是私家著述官方化的突出表现。

北宋亡国的巨大变故，使得经历过该事件的一些人纷纷记述其所见所闻。王明清就指出：“靖康之变，士大夫纪录，排日编缀者多矣！”⁽²⁴⁾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该类著述竟不下40余种（见下表1-1）。其中颇为突出者如《靖康孤臣泣血录》，又名《靖康纪闻》，由金人围攻汴京期间，城内的太学生丁特起所撰。该书按日详细记载钦宗靖康元年十一月至次年五月间金军苛求汴京国库、居民金银财物、徽、钦二帝被迫与金元帅和谈、金人立张邦昌为帝，以及徽、钦二帝与皇族宗室被掳北迁等事迹，书内大量存录了当时作者“目击而亲闻”的榜文，可以说是具体了解此次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正因为如此，自该书成书之后，便被时人以及后人广泛加以运用并传抄流布。总之，有如此丰富的私家著述，从而使得南宋史家在编修研究该段历史时，就有了充足的史源作为基础。如现存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达250卷，其中相当多的内容就取材于该类著述。

表1-1　有关北宋亡国的私家主要著述一览表

续表1-1(www.xing528.com)

注：该表参据陈乐素先生的“《三朝北盟会编》考”（见《求是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一））及孙建民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引书考”（硕士论文打印稿）制成。

对于南宋初建时的曲折历史，时人亦多有记述。据诸家著录及引用状况统计可知；该类私著不下40余种。（见表1-2）这些著述对南宋史家撰修高宗中兴史，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如现今传世的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就广征博引该类著述，从而使该书的史料价值大大超过了同类著述。

表1-2　有关南宋初建的私家主要著述一览表

续表1-2

此外，南宋吴曦之乱，时人著述甚多，李心传尽采而编成《西陲泰定录》90卷。今《西陲泰定录》虽佚，但对其所引用的主要私著，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九“董镇言杨侍郎未肯通情”中罗列有20余种，可见时人对该事件的记述相当丰富。

总之，南宋当代史编修如此兴盛，主要与朝廷的积极诱导、史家的历史责任感，以及丰富的史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北宋初杨亿曾说：“学者当取三多：看读多、持论多、著述多。三多之中，持论为难。”⁽²⁵⁾应该说，南宋时期的许多史家都做到了“三多”。明代藏书家徐就指出：“宋季著书之富，无过王伯厚。计其生平述作，七百二十余卷，即郑渔仲不是过也。渔仲位不显，伯厚仕至礼部尚书，在官日多，尤所难耳！”⁽²⁶⁾今人陈乐素先生根据《宋史·艺文志》著录，统计出宋代“丰产作家”有乐史、朱熹、吕祖谦和洪迈。其中南宋三人的著述中，朱熹有史著八种，吕祖谦有五种，洪迈有十四种。⁽²⁷⁾正因为南宋史家好著述，因而南宋史学，尤其是当代史学便盛极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