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官修与私修的比较

一、南宋时期的官修北宋后四朝史与私修北宋史的成书

南宋王朝建立之初，出于对北宋亡国之源的探究之需，高宗首先从哲宗元祐时变更新法的宣仁太后入手，以便从源头上说明北宋后期变法之非，从而为其父推卸亡国之罪。于是他于建炎元年五月二日就下诏指出：“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庙有大功，而奸臣造言，仰诬盛德，著于史牒，以欺后世。可令国史院据实而修，播告天下。”⁽¹⁾同日，以诬谤宣仁罪追贬蔡确、蔡卞、邢恕和蔡懋官。绍兴重修神宗和哲宗实录便是为配合此次辨诬之需提出的。至建炎三年六月，赵鼎上疏论时政得失。他说：“兵连祸结，外侮交乘，二圣北辕，朝廷南渡，则安石辟国之谋而蔡京祖述渎武之患也；繁文酷吏，上下相绳，鞭挞追呼，农亩失业，则安石理财之政而蔡京祖述厚敛之患也；侥冒躐进，依阿取容，当官有营私之心而临难无仗节之义，此又安石败坏人才之科而蔡京祖述宾兴贤能之患也。……故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²⁾基于此，“亡国之源始于安石”便成为了当时高宗、朝臣乃至一些士大夫的共识。到四年十二月，经孟太后与赵鼎的竭力主张，朝廷正式拉开了编修北宋后四朝史的序幕。⁽³⁾于是到绍兴四年五月，朝廷正式下诏重修神宗和哲宗实录。⁽⁴⁾至绍兴六年和八年，神、哲宗二朝实录重修工作相继得以完成。期间，朝廷还于绍兴七年诏修《徽宗实录》，直到绍兴二十八年才告完成。但由于该本“疏舛特甚”，⁽⁵⁾孝宗乾道五年十二月又诏重修，至淳熙四年三月宣告完成。《钦宗实录》则始修于乾道二年十二月，至四年三月成书。伴随着北宋后四朝实录的相继诏修与完成，后四朝国史的编修则从绍兴九年始修神宗正史起，至《四朝国史》正式成书，前后历时40余年。

北宋后四朝史、录的重修与完成，亦直接影响到其他在北宋时已完成的或未成书的官修史书。如高宗绍兴二十八年三月，重修《神宗宝训》完成；孝宗乾道三年五月，重修《哲宗宝训》完成。又乾道六年五月，《乾道续四朝会要》完成。⁽⁶⁾这表明南宋政府已基本完成了对北宋后四朝历史的重修和编修工作。由于此间官修史书在论述“熙、丰、祐、圣、符、靖、崇、观、和、康之大废置、大征伐，关天下之大利害者”⁽⁷⁾时，其主旨明确。即就是要认定王安石及其熙丰变法之非，肯定宣仁、司马光元祐更化之是。因此诸书中无不体现着“是元祐、非熙丰”的修撰宗旨。(www.xing528.com)

直接受南宋政府舆论导向和官方修史活动的影响，南宋私人修撰北宋史的风气亦随之相当兴盛。与官方修史稍有不同的是，基本成书于孝宗及之后的私家著述，一方面可以直接向官方修成的北宋后四朝史取材。另一方面，基于孝宗时帝统已转入太祖一系，从而促使时人敢于追述自太祖创业以来的整个北宋史。为此，以整个北宋历史为编修对象的私修当代史著作便相继得以完成。如熊克的《九朝通略》（168卷），徐度的《国纪》（58卷），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以及依据李焘之书编修成的杨仲良的《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50卷）和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40卷），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30卷），蔡幼学的《国朝编年政要》（40卷），王炎的《东都纪年》（30卷）和王称的《东都事略》（150卷）等。同时，兼及北宋九朝史事的如有李的《皇宋十朝纲要》（25卷）和无名氏的《圣政编年》。此外，仅涉及北宋某段历史及专题性的史著亦不少。如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汪藻的《靖康要录》（16卷），李丙的《丁未录》（200卷），龚颐正的《元祐党籍列传谱述》（100卷），陈傅良的《建隆编》（1卷），吕中的《大事记讲义》（23卷），以及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107卷），李攸的《宋朝事实》（35卷）（一作30卷），赵汝愚的《国朝诸臣奏议》（150卷）和朱熹的《八朝名臣言行录》（24卷）等。总之，以上这些私家著述在总结亡国之痛的同时，还旨在追崇北宋祖宗圣政，着力宣扬太祖、太宗创业和真宗、仁宗守成之美。其间著者还偶尔直述自己对该段史事的看法。

总体而言，南宋时期修成的北宋史，其主旨是总结北宋亡国之因，因此书中往往体现着修史者对北宋兴盛时的深深留恋，以及对急剧亡国的痛愤之情，其时代感甚为浓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