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繁荣社会基础

二、南宋史学得以繁荣的社会基础

1127年金灭北宋，宋徽宗和钦宗父子被虏北迁。此后延续北宋基业的南宋王朝，领土面积大约减少了1／3，但依然先后受到强邻金和蒙古（元）的长期威胁与打击，并且逼迫与金和蒙古（元）签订了一个个屈辱和约。其中南宋与金的三次议和（绍兴、隆兴和嘉定时）均需输纳岁币。据统计，南宋向金输纳岁币67年，计银1485万两、绢1485万匹、铜钱300万贯文。⁽⁷⁾这种状况正如史书所载：“季世金人乍和乍战，战则军需浩繁，和则岁币重大，国用常苦不继。”⁽⁸⁾这种屈辱悲愤的亡国史与长期面临的极为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南宋君民不得不时时关注民族、国家和个人的命运。他们中的一些人尽力搜集有关史料，通过编撰北宋史以表达对亡国的深深怀念之情。如熊克、徐度、李焘、王称和徐梦莘等人无不如此。同时，在对外和、战及内部朝政问题上，南宋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以及贾（似道）四大权相往往采取植党排异、控制台谏，以及蒙蔽君主等专制手段加以独揽朝政。南宋民众在极力痛陈时弊，甚至要求社会变革的同时，他们往往在抗击金、蒙古（元）的对外战争中，或直接投身战斗，或直言应敌救弊之策，从而体现出了极其强烈的爱国热情。对于此间涌现出的诸如德安、襄阳等著名守城防御战例，一些有为之士便及时加以总结，并编成了诸如战功录、守城录之类的史著。对于在对外战争中涌现出的著名将领，时人则往往编有名将传等等。此外，时人还对古今兵制及战略战备等加以总结，其最终目的均是为现实需要服务。

南宋社会的处境虽则如此，但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南宋的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南宋人民为扩大土地面积，有些地方甚至垦山为田，围湖造田。在东南发达地区，人们还普遍采用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以便提高单位产量。象两浙的上田，亩产米可达二至三石；产谷达到了五、六石。因此当地有“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在手工业方面，纺织、矿冶、制瓷、造船等颇具规模，造纸业和印刷业相当发达。如平江府彩笺、蜀笺、温州蠲纸、歙州表纸、杭州藤纸、绍兴府竹纸及宣州宣纸等，均在当时颇为出名。临安、成都、眉山、福建及江西吉州等地成了全国重要的印刷业中心，并且临安、成都和眉山等地书铺林立，书商活跃。同时，随着南宋市镇数量的急剧增加和城市的迅速发展，以及会子的大量通行，使南宋工商业经济呈现出相当繁荣的局面。此外，榷场贸易和海外贸易亦相当发达，丝织品、茶叶、瓷器和书籍等被出口到了大理、高丽和日本等地。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以及社会生活内容的空前丰富，不仅为有识之士从事史学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及其思路，使得他们更加关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种变化。如谢谔字昌国，临江军人。为文仿欧阳修、曾巩，他不仅撰有《孝史》50卷，而且南宋初“里居时，创义役法，编为一书”，上进朝廷。朝廷“诏行其法于诸路，民以为便。”⁽⁹⁾又如董煟字季兴，自号南隐，鄱阳人，绍熙五年进士，撰《救荒活民书》3卷。据其《自序》所言：该书“上卷考古以证今，中卷条陈今日救荒之策，下卷则备述本朝名臣贤士之所议论施行，可鉴可戒可为矜式者，以备缓急观览”。该书完成后上进朝廷，并受到宁宗的褒奖。明人李贤评论说：“予观董氏所集《救荒活民书》，其用心仁矣哉！凡为君为臣者不可无此书，而为守为令者舍是无所用其心矣！”⁽¹⁰⁾清四库馆臣更认为该书属“犹古书中之有禆实用者也。”⁽¹¹⁾类似的再如会稽人丁锐撰的《仁政活民书》2卷和《明刑尽心录》2卷，以及诸葛兴撰的《先贤施仁济世录》1卷等。其他以各种不同形式与体裁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专门性史著还有不少。以上情况足以说明，南宋史家已不再局限于对帝王将相史的撰述，而是已将记述的范围扩展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教育文化领域，随着南宋初北方人才的大批南迁，文化中心的逐步南移，南宋在该方面也已取得了极大成就。南宋中央设置有太学、武学和宗学，地方州县学亦相当普及。此正如叶适所言：“今州县自岭海，莫不有学。”⁽¹²⁾同时，随着南宋各学派讲学风气的兴起，南宋书院大兴，先后兴起的书院总数达400多所。著名的如朱熹修复的白鹿洞书院、张栻主持的岳麓书院、陆九渊修建的象山书院和吕祖谦讲学的丽泽书院等。此外，乡塾村校亦极为普及。如私学发达的临安府，乡校、家塾、舍馆和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¹³⁾如此颇具规模的教育体系，为南宋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叶适对此指出：“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以辅人主取贵仕。”⁽¹⁴⁾此外，伴随着科举考试的进行，利于科举考试的相关书籍被大量编辑出版并广泛流行。如《高宗孝宗圣政编要》20卷，“书坊钞节以便举子应用之储者也。”⁽¹⁵⁾吕中撰写的《大事记讲义》，亦为“场屋中用之”。这无疑对南宋史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www.xing528.com)

在思想学术领域，南宋逐渐形成了以朱熹为首的理学流派，以陆九渊创立的心学派别，浙东以吕祖谦为首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与以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胡安国、张栻为代表的湘湖学派，以及以谯定、魏了翁为代表的蜀学流派等。这些流派在探求宇宙间天人关系和拯救时弊方面，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看法。对此，南宋末周密指出：“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惟广汉张氏敬夫、东莱吕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此外有横浦张氏子韶、象山陆氏子静，亦皆以其学传授。”⁽¹⁶⁾周密在此指明了南宋时的主要思想流派。这些思想流派在阐扬其理论体系或表明拯救时弊之策时，往往能借助于史学。如朱熹一派讲求义理化的史学；浙东学派注重对古今制度沿革的研究；湘湖学派偏重讲求《春秋》之学，以及蜀学流派中一些人关注当代史学的研究等，这种状况则必然为南宋史学的繁荣发展提供良好的哲学基础。

总之，南宋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以及南宋时期各个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无疑为南宋史学的发展昌盛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南宋史学之所以繁荣，并不是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特定历史发展条件下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