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基本概况

一、两宋史学的基本概况

南宋既直接因袭了北宋时期的修史体制及中唐以来的治史之风，又因为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得南、北宋史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对于处于相对统一背景下的北宋王朝而言，官方修史占主导地位。其间，朝廷出于以史为鉴的现实目的，既组织编修了唐五代十国方面的史书，又系统地编修了本朝国史。尤其是在对本朝史的整理编修方面，北宋逐渐形成了以史馆为基地，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会要所以及玉牒所等为常设分支机构的修史体制，从而使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以及国史能得以及时编修。在修纂程序上，则形成了修日历则依据起居注和时政记，修实录则依据日历，修国史则依据实录的编修程序。用图表示即为：史。在史籍编修的具体体例方面，见于史载的就有《修日历式》和《修史例》。⁽²⁾同样，会要、圣政和宝训等官方史籍的整理编修亦逐渐形成了制度。由于有如此完备的修史体制，从而使得北宋官修史籍极盛一时。该修史体制为南宋时期所承袭。此外，图经、方志以及年谱等的编修，同样扩及到了南宋。

同时，中唐以来的治史之风对宋代影响极大。中唐时期，随着社会的剧烈震动，学术风气为之一变。一则以啖助、赵匡、陆淳为代表的人士，在探求《春秋》经义之时，考《春秋》三传，并论其短长，从而开疑古辨伪之风。他们同时极力倡导《春秋》的宗旨在于“尊王”。受其影响，北宋孙复、孙觉等人积极倡导《春秋》“尊王”旨意，欧阳修等人遵从《春秋》褒贬笔法，刘敞、欧阳修等鼓吹疑古辨伪之风，从而使《春秋》学大盛。其间如尹洙撰《五代春秋》，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以及他奉诏与宋祁等修《新唐书》，其主旨均在于取法《春秋》遗意，阐发“尊王”思想。此正如清人王鸣盛所言：“宋人略通文义，便想著作传世；一涉史事，便欲法圣人笔削。此一时习气，有名公大儒为之渠帅，而此风益盛。”⁽³⁾二则是与唐前期以官修纪传体断代史为主体的状况不同，中唐以后，私家在质疑检讨官方设官修史弊端的时候，纷纷求变，从而使得编撰编年体史书以及通史日渐兴盛。到北宋时，《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史书便是此风影响下的产物。最后，中唐注重探求典制沿革之风，亦直接对两宋有影响。自唐刘秩撰有《政典》35卷、杜佑撰有《通典》200卷，并由此开创了典制体之后，北宋仿效之作有宋白的《续通典》200卷，南宋则有郑樵的《通志·二十略》、魏了翁的《国朝通典》200卷，以及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等等。(www.xing528.com)

对于处于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而言，深受亡国之痛和常处强敌威胁之下的南宋君民，既要深刻反思和总结北宋亡国之因，又要从历史上全面探求中兴之道，维护现有政权。因此，官、私方史书的编修乃至史学的发展均极为兴盛。其一，与北宋相比，南宋官、私方更为注重对当代史的整理编修。其中南宋重修、编修乃至续修官方史籍如日历、实录、国史、会要、圣政和宝训等所取得的成就，已大大超越了北宋。方志和年谱等的修纂，亦比北宋时更盛。同时，私家编修当代史则更为突出。如李焘、王称、徐梦莘、李心传和马端临等人甚至家族专门从事着当代史学研究，四川区域亦以编修当代史著著称当时。其二、南宋时人颇为注重对古今历史变化之理的探求，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对此，时人称颂说：“法祖嘉猷，国家崇尚史学，国朝文明开运。学校养才，群经诸史，朝吟暮诵。至于明习国典，通达世务，则于史学尤重焉。……至庆元间，经学固盛，史学亦崇。不事浮虚，惟取练达。学有体用，非崇体而废用也。”⁽⁴⁾当时如浙东学派以注重探求古今制度沿革变化而著称于时；福建朱子闽学讲求义理化的史学；湘湖学派偏重对《春秋》学的研究，以及江西史家讲求历史文献的补辑、整理与考证。最后，南宋治史者在史书体裁方面多有创新和发展。如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和学案体均在此时得以产生，长编体和纲要体等编年体的变通形式亦出现于此时。此外，南宋亦是方志的定型期。正因为如此，南宋崇尚编年、倡导会通、讲求正统以及推崇义理之风甚盛，具有史官身份者以及私家治史者人数众多，史著数量极为繁富。据笔者对目前见于著录的主要治史者及其著述加以统计可知；南宋有史著的治史者不下250余人，南宋史著的数量在400多种。

对于南宋史学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地位，史学家蒙文通明确指出：“经学莫盛于汉，史学莫精于宋，此涉学者所能知也。汉代经术以西京为宏深，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则今言之者于此未尽同也。”为此，他具体指出：“余谓南渡之究史者众矣，而实以三派六家为最卓。其与北宋异者，自欧阳、司马之俦论史不言制度，而南宋诸家则治人与治法兼包，义理与事功并举。”⁽⁵⁾其中蒙先生所推崇的“三派”是指性理派、经制派及事功派史学，“六家”为陈亮、王自中、唐仲友、陈傅良、吕祖谦和叶适。即就是指注重制度沿革研究的浙东学派。台湾的王德毅先生更进而指出：“就北南宋而言，南宋史学特别重要，史家贡献亦独多，近八百年的史学发达，都是由南宋领导着。”⁽⁶⁾蒙、王二先生之论无不表明；南宋史学本身地位突出，甚至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