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重视社会冲突研究,是西方世界在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后的反思。从米尔斯、科塞到达伦多夫,学者们的研究打破了结构功能主义塑造的西方社会的和谐景象,提出社会本身是一个在各种利益矛盾推动下始终充满冲突的过程。
1.社会冲突论的奠基者
马克思学说是社会冲突研究绕不过去的巨大山峰,无论是否赞同其观点,学者们都必须站在马克思对社会冲突的理解上开始自己的冲突论学术征程。达伦多夫用闲散的学术随笔来《论社会冲突》时,也不免要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一番“文献综述”。正如周晓虹所说:“阶级及阶级分析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向,它也直接影响到现代社会学有关社会分层领域的研究,更是‘社会冲突论’公认的理论滥觞之一。”[16]马克思认为阶级冲突是社会冲突的基本形式,也是导致社会变迁的原因。经济因素是划分阶级的最主要标准,而阶级意识则会点燃社会冲突的导火索。当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自在”转向“自为”的时候,阶级斗争就将出现并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韦伯和齐美尔关于社会冲突的论述也深刻影响了后来者对社会冲突的理解。韦伯对阶级的划分标准不局限于经济因素,他认为宗教、教育、政治党派也会影响社会的组织结构,“地位”作为一种非经济要素,同样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韦伯认为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财富和声望的高度相关性;报酬分配的垄断化程度以及低水平的社会流动率。同韦伯一样,齐美尔认为冲突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社会互动的常见形式,而齐美尔对社会冲突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社会冲突正功能的评价,他认为社会冲突同样也是取得“某种统一”的方法,这一思想可以说是科塞“安全阀”理论最重要的基石。齐美尔认为当冲突是经常性的、低烈度的和低暴力性的,冲突中的人能够释放出敌意的时候,冲突将对整个社会产生整合效果;同时,如果冲突是工具性的,并被视为实现冲突群体清晰明确目标的手段,冲突的暴力性水平将会下降[17]。
从经济学转而研究社会学的帕累托是另一位对社会冲突论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尽管他的论述在雷蒙·阿隆那里遭到了极大的嘲讽,但他的“精英循环理论”却为后来者提供了思考的线索。他认为权力一旦持久存在且不受制约,就会使统治者变得贪婪、腐化,同时变得软弱无力,而社会不满情绪会日渐增加,社会冲突由此必然产生。而政府如果过多地依赖暴力统治,尽管可以收到暂时的效果,但最终却会招来反抗和斗争。因此,在帕累托看来,“合理的精英循环机制必须使政治精英层始终保持吐故纳新的状态,只有达到一个‘能上能下,能屈能伸’的流动状态,才能最终完善精英循环流动机制,实现政治的稳定和有效运转。”[18]
2.社会冲突论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社会冲突客观存在,社会冲突并非洪水猛兽,相反它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正功能”,这是马克思和齐美尔之后西方冲突论学者们重点论述的内容。
(1)科塞有关社会冲突正功能的论述
科塞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延续齐美尔有关社会冲突正功能的研究,与齐美尔不同的是,科塞关注社会冲突在宏观层面的影响。他认为,强调社会冲突的“正功能并不意味着否认某些冲突的确会破坏群体的团结合作,也不否认它会导致特定社会结构的解体。但是,对于已偏向其他方向的分析来说,这种强调可以起一种校正的作用。”科塞提出了安全阀制度以缓解社会冲突。关于安全阀,他的主要观点如下:[19]通过释放被封闭的敌对情绪,冲突可以起维护关系的作用。[20]社会系统往往为人们提供排泄敌对情绪和进攻性情绪的制度,即安全阀制度。③社会结构越僵化,安全阀就越重要。④安全阀可以发泄敌对情绪,转移目标,但是它不能解决问题,只能缓和矛盾,并不能解决矛盾。⑤安全阀制度提供敌对情绪的替代目标以及发泄的手段。⑥当相互对立的利益或相互敌对的情绪受到压制的时候,产生的结果之一是把敌对情绪从真正的根源中转移出来,从其他渠道发泄。压制冲突的结果之二,是导致相互关系的终结。⑦没有安全阀制度或安全阀制度不完备的社会结构都是僵化的社会结构,因而也是潜伏危机的社会结构①。
如果将这样的论述引入舆论与司法关系研究领域,就可以看到社会冲突并不总是意味着危机,权利-权力博弈也可看做社会互动的常态。对舆论与司法关系的准确描述,似乎可以让我们看到缓解社会冲突的新的路径。司法原本就是调节社会冲突的手段,因此司法机关对具体案件的审判完全有可能成为缓解社会冲突的安全阀。另一方面,舆论对司法的监督除了能够实现宪法赋予公民的表达权之外,更可以成为社会各阶层以对话取代冲突的有效方法。(www.xing528.com)
(2)达伦多夫有关社会冲突发生机制的论述
达伦多夫有关社会冲突发生机制的论述较多地受到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即从权力结构的角度去看待社会冲突何以发生。
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冲突的直接起因是由居于统治地位者的权威地位失落导致的既成权威结构解体②。达伦多夫强调社会流动对社会冲突的影响作用,他认为社会地位间的流动越大,冲突就越缓和,因为人们不大会倾向于去攻击一个他们的子女有朝一日也可能去加入的阶级。另一方面,如果流动很少或没有流动,斗争就会更加激烈。因此,达伦多夫论证道,政治群体被置身于权力之外的时间越长,就变得越趋向于激进[21]。
为什么舆论和司法的关系有时会陷入紧张状态,达伦多夫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解释的视角。同时,达伦多夫的理论也能帮助我们从源头上找到消除导致舆论和司法陷入紧张关系的方法,使我们在为司法提供舆论应对意见时有据可循。
(3)米尔斯有关社会冲突实质的论述
米尔斯对中产阶级和权力精英的研究,使他深入考虑到了现代社会冲突发生的必然性。和达伦多夫类似,米尔斯也强调冲突研究需要重视社会的权力结构。他强调,任何可靠的宏观社会学分析,都必须建立在对权力斗争的研究之上——彼此冲突的阶级之间的斗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强权者与大众之间的斗争[22]。
米尔斯认为,现代社会冲突的实质是权力精英和大众社会之间的冲突,以及权力精英内部的冲突。他发现权力精英会通过垄断权力、控制政治信息和操纵传媒等方式对大众社会进行强权统治,而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则需要唤醒社会对理性和自由的尊重[23]。
米尔斯的思想,有助于我们从大众社会的视角来思考司法腐败对舆论和关系的影响,并考虑在社会冲突语境下如何将理性和自由引入舆论和司法关系的理想模式。
西方社会冲突研究源远流长,大家众多,观点各异,即便是公认的社会冲突研究代表人物米尔斯、达伦多夫和科塞也都有各自的理论渊源和背景。社会冲突理论是一种范式,它重要的特点是研究视角和价值取向,社会冲突理论从冲突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并辩证地看待冲突对于社会的功能。从根本上来说,任何一个社会学家都不可能忽视社会冲突的存在,即便是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也在通过使用“病态”、“紧张”、“压力”等概念来描述社会冲突。我们认为处于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中国,需要正视社会冲突的存在,并辩证对待社会冲突对当前社会结构的影响。因此,将冲突论引入舆论与司法关系研究不仅具有可行性,也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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